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三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为职工落实政策的人自己挨整 （二）自己为自己平反
第十三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为职工落实政策的人自己挨整
公翀通过关系调回他老家以后,厅机关换了一、二把手,接着新领导根据群众意见,对菅崇智等人的工作只是调整了一下位置,职务仍是副处级,但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后来在调整下属单位的领导班子时,虽然是通过民意测验,按多数票定的,碰巧的是,有三位党委书记却是原来属八派观点的人,这就犯禁了,其原因是:
八派的人自认‘文革’期间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现在,毛主席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八派观点的人当然也是跟着犯了严重错误;
现在,机关新上任的一、二把手,把砲派观点的几个人的工作作了调整,削弱了他们的实权;
省委逮捕了八派的头头之后,发正式文件指出,云南只有一个“帮派”(毫无疑问是指八派)体系。此时,厅党组一、二把手却将下属三个单位的一把手任用了八派观点的人。厅里有人告了一状,告邸頠山、度笴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
省委有关领导立即对218号信箱机关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鉴于邸頠山原在偏远山区搞技术工作,未参加哪一派,被送去省委党校学习,待分配;度笴原是砲派观点,仍留218号信箱机关,已不是二把手,而是分管职工文体活动的副厅长,五把手。
新上任的一把手是隆宏燊,二把手是茆东旭。
(一)他为此人平反,此人把他打成“黑帮”
那天218号信箱机关召开大会,各直属单位的一把手都到了。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宣布厅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邸頠山没有到场,只是念了邸的一个简短的文字检讨,谈了对‘文革’灾难的认识并没有提及帮派势力复辟的事。后来据说邸頠山调到某厅下属的一个局里当局长。邸、度两个人的职务变了,但工资都没有变。
待东方泥回到综合研究所,才知道工作组的组长是狐光正,组员是赓逸风、回空之(厅直属机修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前几个月东方泥在野外调查队验收落实政策的情况时,狐光正对东还“十分”热情,因为东是代表省委来检查工作的,狐光正的工作做得并不好,大家的意见很多,工作粗枝大叶,政策水平差,不一视同仁,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更主要的是他在领导班子里忙于争权夺利,在群众中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争当一把手。当时东方泥没有说因验收不合格,不能签字,只是说野外调查队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比较多,比较复杂,给队领导多一点时间,下次再来签字。这不是狐光正个人的问题,不要使队党委难堪,也给了狐光正一点面子。二十多天以后,问题都解决了,东方泥才签字。大家反映说,东方泥这样处理很好,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或者留有尾巴,慌忙签字,某些问题就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以至于不了了之。赓逸风更不用说,一再地感激东方泥为他摘掉这顶反革命的帽子。可是这次见了面,狐、赓的地位变了,变得趾高气扬起来,竟不理人了。东方泥心想,我现在还不是敌我矛盾哩!
新上任的厅党组副书记茆东旭通知东方泥、松如婵、昝裕彤到厅机关来一趟,有事向他们说。
茆副书记先是找东方泥谈话:“你在担任所党委书记的这一段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群众的反映是好的,对你的成绩厅党组是肯定的。但是群众中有人反映你在‘文革’中打了老红军……”
东方泥当即就否定说:“没有这个事。”这种诬陷大大出乎意料。
茆副书记说:“既然有人反映,我们要调查,已派工作组进驻综合研究所,会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按有关规定,‘文革’中有错误的人不宜做党的领导工作。我看这样吧,还是采取辞职的办法。”
东方泥说:“这个倒可以,我本来就不愿意当这个党委书记。当时是厅里的两位处长到综合研究所组建领导班子,进行了民意测验,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上台的。我当时就强调说,我是业务干部,搞我的专业我得心应手,我不太适合搞党委书记的工作。你可以去问这两位处长。不过‘文革’中的问题,我希望弄清楚,省得二十年了还要挂一笔账。”
茆东旭副书记说:“这就好。是要写个文字的材料,还要与本人见面,不过你不要背思想包袱。我明天就去综合研究所宣布,你给厅党组的辞职报告的日期提前几天。”
这种谈话如鱼刺在喉。
谈完了话,东方泥就回到家里。茆东旭副书记立即又找了松如婵、昝裕彤。也是谈审查东方泥,厅领导决定让老东辞职的事。很快,松如婵、昝裕彤也到东方泥家里来了。松如婵说:“我们来看看你,怕你经受不起这种打击。你在党委书记的职位上一共干了一年零五个月,在所里你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抽到省里任工作队长,就专职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验收工作,干了半年。群众反映还是好的,我们这个新班子,正干得顺心,都很尽心、尽力。突然生出一些事来,说你打了老红军,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据我所知,你在厅机关就‘文革’的事情已经说清楚了自己的问题,你调到综合研究所来以后又一次‘说清楚问题’。‘核查’(查三种人)以后整党,所里的‘核查’办公室的人专门打电话问厅‘核查’办公室主任,东方泥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否做过什么结论?主任说,东方泥连一张字条子都没有,不存在作结论的问题。说明你是清白的,党支部大会一致同意你恢复党组织生活。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我非常了解你的情况,到时候我可以作证。”
昝裕彤说:“‘文革’十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都要说清楚问题,老东说了不止一次,党内说、群众会上说、整党时说、‘核查’时又说,当时算是说清楚了,这才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过了七八年都没有听说老东在‘文革’中有什么问题。怎么一到当了党委书记,问题就出来了呢?又是打了老红军,又是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为什么先不揭发?说白了,就是不应该当这个党委书记。据我了解,我们这个新班子一成立,厅里就有人去省里告状,说厅里的一、二把手调整下属单位领导班子时,用了三个八派观点的人当党委书记,搞帮派势力的复辟。省里的某领导批示道:‘218号信箱系统‘情况不明、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组织不纯’,批评了厅党组思想不端正。这不就把厅一、二把手都调整了吗?这还算是客气的,只动了职务,没有降级,没有给党纪处分。现在清到综合研究所里来了……”
松如婵說:“可以嘛!只要是实事求是,该我负的责任我来负。”
东方泥说:“说我打了老红军,那是诬陷。谁揭发的?拿出事实来,可以对质。那是大会上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假不了的,我不怕。”心里想,真是: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昝裕彤说:“我们走着瞧吧!你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
工作组进驻综合研究所以后,又从所里抽调了三个人补充到“核查补课”组。因为除东方泥的问题以外,还有好几个人的问题需要“补课”。补充的三个人即︰风塨、盘荩之、律于禛。是外单位调来综合所的,属砲派观点,与所里的同志没有“文革”时期的私人恩怨。但两派之间的历史恩怨、总体恩怨是有的。
第二天上午茆东旭副厅长和办公室里的一位秘书一道来的。东方泥把辞职报告立即私下交给了茆副厅长。工作组的老狐通知全所职工到礼堂开大会。
人到得差不多了,茆副厅长及秘书坐在第一排,所党委委员、工作组成员坐第二排,领导坐在前几排这是惯例。东方泥坐在第四排边上。狐光正宣布会议开始以后,茆站起来朝后看了看,见东方泥坐在后几排边上,就喊道︰“老东坐到前面来嘛!”老东说:“我就坐在这里。”老东理解茆副的好意,表示只是辞职,并不包含其他的意思。
会议开始以后,茆副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念了东方泥的辞职报告。
辞 职 报 告
218号信箱机关厅党组:
我长期从事翻译和科技信息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多为“四化”作贡献,特提出辞去综合研究所党委书记的职务,请考虑我的要求。
此 致
敬 礼
东方泥1987,5,15日
茆副书记接着说:“东方泥同志在任所党委书记期间,执行了党的政策,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群众反映较好,厅党组对他这一点是肯定的。但考虑到他在专业上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意他辞职。”
散会以后,职工们议论纷纷,觉得这个时候提出辞职不正常,但是认为厅党组肯定了东方泥任党委书记时的成绩,是实事求是的,并不像狐光正所放出的话,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大概不至于把他怎么样吧!
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声音。
在“核查补课”的汇报会议上,风塨发言说:“在这种时候茆副书记在大会上还强调说东方泥当党委书记时工作是有成绩的。为什么不提他在‘文革’中的错误?我不干了!”
狐光正为了纠正茆副书记的错误,第二天特意召开了一次全体职工大会,说了这次“核查”的意义,不点名地说了几个人的问题。散会时厉声宣布:“东方泥!散会以后,你到核查办公室来,工作组找你谈话。”刚一散会,富处长就向狐光正好意地提出:“你有事找东方泥可以个别通知,你这样在大会上叫喊,是有意让大家知道东方泥是有问题的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没有必要这样做。厅党组宣布同意他辞职,体现了党的政策,不是对他的处分。你这样做不太合式。”
说得老狐睖睁着眼睛。有人暗自地笑。
松如婵向所党委的成员说:“老狐现在已经以我所党委书记的身份自居了,所里的职工大会他来召开和主持了。”
有人说:“来者不善,看来他是个整人的能手。”
后来,松如婵到218号信箱机关去办事,碰见茆东旭副书记,茆问松:“宣布老东辞职以后,群众有什么反映?”
松如婵将了解到的情况如实汇报了。
茆副书记一听,也发火了:“我说了嘛!东方泥的问题要查清楚了再说,他不干算了!如果东方泥在‘文革’中有问题,他为什么早不说?”
松如婵说:“他们俩原来不在一个单位。”
茆副厅长说:“那他凭什么说东方泥在‘文革’中有错误?”
松如婵说:“是哩。厅核查办公室主任说:‘东方泥连一张字条都没有,不存在作结论的问题。”
茆副书记说:“以后你们有什么情况,随时都可以向我反映。”
技校的老师评职称时,需要考外语。这一批老师都是学俄语的,校党委书记奎俊波请东方泥给老师们辅导一下俄语。老东正在综合研究
所大门口等技校派车来接他,吾山溪突然到所里来了,俩人一见分外高兴,吾山溪是陪着日本的指导老师来云南考察与研究合作项目的,现在吾山溪正在攻读博士了。他也借机回到昆明,他老婆孩子都在昆明,这是回家啊!一举两得。在国外拼打,背乡离境谈何容易。东方泥抓紧机会告诉他:“上面没有让我任所里的党委书记了,辞职了……”吾山溪忙说:“啊,我明白了,不用细说了。我不会回云南来了,不会回昆明了。你不干党委书记,干你的本行更好。‘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无处下金钩’。”因接东方泥的汽车已到,没有细淡。
(二)冤假错案就这么定了
这天,工作组的人要将有些揭发的材料正面与东方泥核实,工作组的三个人以及新加入的三个人都参加了。
狐光正:“你在‘文革’期间打了老红军杲建义。”一上来就用结论性的语气说话。
东方泥:“我没有打老红军杲建义。”心想,这一点我不怕,说我老东打老红军,谁都不相信;再说,谁打了杲建义,杲建义本人是记得的。而且在“核查”初期就把打了他的金师傅的党籍开除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说我打了杲建义呢?,要等到现在才来“补课”。
狐光正说:“只要有三个人证实你打了杲建义,我们就可以定案。”
东方泥说:“我可以找三十个人证明我没有打过人,更不用说打老红军。而且这三十个人中包括三个以上砲派观点的人,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实事求是的。你说的‘只要有’,那是假设,你现在已经有了吗?”
狐光正:“当然有了。”
东方泥:“哪三个人?报上姓名来,在什么地方打的?在什么情况下打的?怎样打的?你现在就可以把他们请来和我对质。”
狐光正说:“是在长春剧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没有透露揭发东方泥打老红军的三个人的姓名。
东方泥︰“在长春剧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只有两次。第一次,杲建义发了脾气,‘文革’小组的积极分子抡了话筒,扰乱了会场,批判会没有进行到底;第二次是造反派夺权以后,那一次是有充分准备的,是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作了清算,彻底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了反。”
狐光正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恶狠狠地说:“什么清算,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支脚。”
东方泥:“是有这个现象,说明你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记得很清楚。”老东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把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支脚,这是有案可查的,与自己无关,不要节外生枝。
狐光正证实说:“我是参加了。”
“我记得你还喊了口号,是支持为打成反革命和被排为另类的人平反。”东方泥也要找证人。
狐光正:“我是支持为米宜超老红军平反,支持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
东方泥问︰“在这个会上你看见我打杲建义了吗?”
狐光正:“………”
东方泥申辩说:“如果你看见我打了杲建义,你自已可以写一份揭发材料,何必用别人的揭发材料呢?如果你没有看见我打杲建义,按你说的,只要有三个人证明我打了杲建义,你就可以定案,难道你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了,那就是定的冤假错案。”
工作组的回空之有点动气地,用拳头的四个指头的拐骨,在桌子上当的敲了一下(不算拍桌子),说:“咦!你不要搞错了,今天是审查你,不是审查我们的工作组长,你竟嚣张起来。”
东方泥微笑着说︰“回同志,你的说法不妥,如果审查时只能听工作组的,你们何必来找我呢,你们定就是了,找我是核实问题,当事人的话是值得听的,不是囂张。将来你们还要把我的问题写成材料,给我看了以后,我签了字,那就是定的铁案,如果与事实不符,受审人不签字,那份材料的效力就值得怀疑。这是党的政策给被审人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冤假错案,这是我们党经过多年的经验教训才总结出的办法,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贯彻执行的……”
狐光正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核实。”
赓逸风说:“有人揭发你参加过‘群专队’(群众专政队)。”
东方泥说:“领导通知我参加的是‘群众监督队’。厅革委会劳绍平解释说,目的是防止被隔离审查的人,互相串联、负隅顽抗,否则对他们本人不利。”
赓逸风说:“性质是一样的,是在‘划线站队’中对砲派的人进行迫害。”
东方泥说:“那要根据事实。我值过两次班,第一次是佘慜的女几要下乡当知青,厅革委会领导同意她回家安排一下,让我送她回家,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防止她进行串联活动……”
狐光正说:“这就是跟踪盯梢。”
东方泥说:“当时被隔离审查的人都健在,我做了什么迫害他们的事可以揭发。划线站队是分清是非,毛主席说:“什么站错队?站错队站过来就行了嘛!”谭甫仁发动了划线站队运动,但他也说,站错队的不要背包袱,改正了,站过来就行了。也就是说站错队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点我是明确的。至于其他人的行为,我无权过问,我可以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当时送佘慜回家的时候,她还戴着‘反军乱军’的白袖套,她提出在街上走时就不要戴这个袖套了,回来以后再戴上,我说可以,当时我能够做到的事也只能是这一点。去回的路很长,我们在路上彼此交换了一些看法,我没有做任何伤害她的事,可以去找她本人核实;第二次值班,我找菅崇智和卞焘都交换过意见,至少他俩对我的善意是接受的。后来,卞焘对抓捕厅副总军代表并把他摔伤的错误行为作了检讨,写了一封信给军代表,这封信是交给我转交给军代表的……”
赓逸风打断老东的话,恶狠狠地说:“现在不是你摆好的时候。”
东方泥说:“我说的是情况,实事求是,因为你们不了解,这不算摆好。”
狐光正说:“你的问题多了。”
东方泥说:“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在‘说清楚运动’中说清楚了,这才同意我恢复党组织生活。现在又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了老红军,我刚才说了,我没有打。你(指孤光正)一到综合所就多次在职工大会上说我在任职党委书记期间搞‘帮派势力的复辟’。我一共任职才一年零五个月,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从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别的不说,我到野外调查队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这是你狐光正分管的工作,职工座谈会上反映的问题不少,其中就包括赓逸风因自己在旧报纸上乱写乱画而构成“反动标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事情,未免牵强附会。我当即宣布为他平反,你们俩都是当事人,这是搞‘帮派势力的复辟吗?’如果不是,我肯定为赓平反是对的,那是‘摆好’吗?是好是坏,不因个人的情绪为转移,要看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要审查我,我必须说清楚问题。是好事那也是执行党的政策,是党赋予我这个权力,我个人微不足道。”
“你在‘五·七’干校批判方向东的右倾翻案风,把整个‘五·七’干校搞乱了,影响极坏。”赓逸风又转了一个话题。
东方泥有点吃惊地说︰“这就更离谱了。首先,我只知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邓小平1974年复出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才提出的,全国人民都要表态,与中央绝对保持一致。其次,我不知道1970年在‘五·七’干校就批了方向东的右倾翻案风。把批判‘右倾翻案风’提前了五个年头。”
赓逸风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云南首先发明的,当时在《云南日报》就登有文章。”
东方泥据理力争地说:“即使云南有人首先发明,那不是我,我也没有在《云南日报》上发表反右倾的文章。谁首先发明的,你就找谁去。《云南日报》曾经联系基层群众写批邓的文章,瀛乙告诉我以后,我们都没有写文章,这是事实,你们可以查报纸嘛!我只知道方向东是云南大学的学生,砲派群众组织的二把手,不知道他有什么言论,以至在云南刮起了风,需要批判他,这与218号信箱无关。狐光正当时也在‘五·七’干校,我们还多有联系,他是当事人,他可以作证。这与上面说的一个问题,其性质是一样的。”
“有人还揭发你在‘五·七’干校的整党期间上窜下跳。”赓逸风说。
东方泥问:“什么人揭发的,怎么上窜下跳,我还不明白。”
狐光正说:“是徐副处长揭发的,说你在整党期间,几次窜到昆明通知他到‘五·七’干校来参加整党。”
东方泥说:“我没有到过昆明去通知他来‘五·七’干校参加整党,可能他记错了。当时在昆明的留守人员中的党员,都要到‘五·七’干校参加整党,他是一个副处级党员,难道可以不参加整党吗?即使有人通知他到‘五·七’干校参加整党,也不是什么罪过……”
狐光正说:“整党是在划线站队中进行的,那是整人嘛!你当时是整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你连党员都不是,你凭什么进整党办公室,你没有资格进整党办公室,这说明你是很得领导赏识的人。”
东方泥说:“你说的这个话证明你是了解情况的,这很好,你可以作证。我在整党办公室是在上窜下跳吗?我爱人是医务人员,走‘六·二六’道路,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去,要带着两个小孩子搬家很吃力,来信让我请几天假,回昆明帮她收拾收拾东西,捆捆行李,送他娘三个到农村去。请这种假组织上是允许的,他们医院下农村的人都有人请假回去帮忙,就她是孤家寡人一个。我写了假条,说明情况,但领导没有批准,原因是正当整党期间,人手少,工作忙,没有放我走。住在珠矶街218号信箱机关宿舍的邻居节近民,他是参加省委整党工作队最先从‘五·七’干校回到昆明的,他都看不过去了,几次问我爱人,怎么东方泥还不回来?回来帮帮忙嘛!见我爱人一个人捆不成行李,老节主动来帮忙。直到我爱人要动身的头天,才给了我几天假。等到我到家时,节近民已经帮我们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捆好了。我赶忙到节近民家表示感谢,不管是砲派还是八派,还是好人多啊!节近民现在昆明西郊的木材加工厂工作,你们可以去调查。
“至于我有没有资格进‘整党办公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第一、让我进整党办公室是劳绍平提出来的,他是厅整党办公室主任。他提出来要我作为工作人员,是否有什么阴谋,我干了什么坏事,可以找劳绍平调查,他现今还在省委整党工作组任组长;第二、整党看来是党内的事,群众无权参与。恰恰这次是开门整党,要群众参与评论党员。我做的正是群众参与的这一部分;第三、党委部门的党务工作、党内的机要工作,是要党员干,但党委部门还有许多行政事务工作、勤杂工作,不一定都得党员来干;第四、严格地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是党的工作,人人都有资格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第五、……”
“行了,你不要再啰嗦了。”狐光正不耐烦了。
这场对话硬碰硬,不欢而散。
东方泥心想,工作组来的目的是清理帮派体系,而不是来落实政策。本来整个文化大革命狐光正都与厅职工一起度过的,他了解情况,他可以出面作证,但他却将那些诬陷不实之词强加于我。看来必须找说话顶事的关键人物郗维润来为我说清楚问题。
东方泥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找到郗维润的家里去,正好他在家。一进门郗维润就高兴地说道:“啊!你好,好久不见了,进来坐。”这是个好气氛,说明他还保留着一些旧情。
“怎么样?听说你干得不错嘛。”还是郗老当先开口,看来他的情绪很好。也许他看到了省委组织部对综合研究所党委一年来的工作所作的考查报告。
“郗老当,我是升官很不妙,麻烦甩不掉啊!”东方泥遂把自己的近况向郗维润作了简短扼要的述叙。
郗维润认真地听了以后,立即表态说道:
“他们这样搞是不对的,你是帮助老干部的嘛!我没有见到你打杲建义;‘五·七’干校我们同在一个排,情况大家都清楚,我都没有印象你批了方向东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我们连队也没有因此而乱,你难道有本事把整个‘五·七’干校分散的九个厅局级单位都搞乱了吗?至于方向东……,怎么能把他与‘批邓’等同起来。况且你连‘批邓’都没有参与嘛!在科研所用了几个人,能说是帮派势力的复辟吗?
“我在地区工作的时候,隆宏燊是我的下级,我们很熟悉。你的情况我可以向他说清楚。”
有郗老当这个表态就足够了。郗老当问了问原四排的几个同志的情况以后,东方泥向他表示感谢,就告辞了。不能过多地占用他的休息时间。
郗维润虽然表了这个态,但什么时间去说?怎么说?他不可能亲自上门去找隆说?是打电话说吗?是找机会说吗?有这样的机会吗?这里可是火烧眉毛了啊!
东方泥心想,仅找郗维润还不够,因为他不在我们系统,总隔着一层。等他有机会找隆说明情况时,这里的糯米已经蒸熟并夯成糍粑了。
东方泥找了谢总工程师,谢总是厅党组成员,东方泥的问题定性是要通过厅党组讨论的。谢总信任东方泥,那是业务方面的工作,‘文革’中一些事件的细节谢总并不完全了解。东找谢首先否认自己打老红军杲建义的事,谢总说:“在厅党组会议上念了你打杲建义的揭发材料,说你是杲建义的秘书,在批斗会议上你拿出笔记本,把杲建义平时说的话,一条条地揭发出来,揭一条打一嘴巴,把杲建义打得血糊里拉的。”东说:“我根本不是杲建义的秘书。杲建义调到218号信箱政治部时,我在安宁县搞‘四清’工作,这是有案可查的,我根本不认识杲建义。再说,任命我为厅办公室秘书科的副科长时,我还在安宁‘四清’工作队,也没有到任。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后成立的政治部并没有设秘书科,哪来的秘书,真是诬陷人不打草稿。谢总听了以后,摇摇头说:“怎么能这样干。”
谢总提供的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只需把秘书这件事否定了,打杲建义的事自然是诬陷的。
东方泥写了一份申诉材料给厅党组,只说他是从‘四清’工作队回机关以后才知道杲是新调来的政治部主任,未特意申明他不是杲建义的秘书。因为揭发的这份材料没有与东方泥见面,否则会使人怀疑是谢总向东方泥泄的密,厅党组成员中与东方泥接触较多的只是谢总,他经常找东方泥写材料,还把东方泥推荐给省委有关部门。
东方泥将这份申诉材料交给蕲德明转交,这比较可靠,不会丢失。蕲原是知青,在厅机关时与东方泥常有来往,后来蕲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在综合研究所建立新领导班子时,蕲主持的民意测验并积极动员东方泥任党委书记。这份申诉材料没有封口,东方泥也说明请蕲看一看再封,让他也知道东某并不像揭发的有那么严重的问题,那是诬陷。目前蕲的处境也很被动,有参与帮派势力复辟之嫌,有人要把他扳开。让他深入了解这些细节,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后来蕲向东方泥说,那份申诉材料是夹在几份文件一起送到隆厅长手上的。
工作组在综合研究所搞揭批查补课,有时候也向综合研究所党委和党支部委员透露一点信息,揭发东方泥打老红军的材料,狐光正曾给政工党支部的冒书记看过。东方泥原是政工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与冒书记合作得很好。冒书记告诉东方泥,揭发他的三个人是:菅崇智、卞焘、是仁。这三个人恰恰是‘文革’中对东方泥的某些好意表示过感謝。
这个时候,XX地区举办地区建立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盛情请原地委书记、各厅局长作为嘉宾出席。郗维润曾任过该地区的书记,隆宏燊是厅长,他俩能否在这个场合会面。
云南电视台对XX地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庆典作了报道,东方泥注意到,有一个镜头显示,郗维润与隆宏燊正好坐在一起,东方泥心想,真是天从人愿啊!
隔了几天,估计庆祝大会已结束,郗维润已回到昆明,东方泥又去找了郗维润。一进门,郗维润就高兴地说:“啊!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这次地区举办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我去了,隆宏燊也去了。”
东方泥忙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俩坐在一起。”
郗维润说:“是的,真是机会难得。218号信箱的逄皝与隆宏燊一道去的。我避开了逄皝,单独找隆谈了你的情况,对一些不实之词,我也谈了我的看法,我劝他在这些问题上要实事求是,不要再造成冤假错案。我的话,他会相信的,会考虑的。”
东方泥深深感到,郗老当的确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愿意帮这个忙。
这个结果就很好了,东方泥再三表示感谢后,就告辞了。郗老当是避开逄皝单独找隆宏燊谈的,所以东方泥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对于自己的问题从不找隆厅长单独谈,有郗老当作证已足够了。
狐光正一不做二不休,把东方泥的材料整理了一份报到公安局,提出要逮捕他。这是名兴艳告诉佀姝的(名兴艳转成干部以后调到218号信箱机关,安排在核查办公室),让佀姝转告东方泥,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以后名兴艳凡有关东方泥的情况都照此办理。
关于报公安局逮捕东方泥的事,厅核查办公室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东方泥的事达不到逮捕的水平。
赓逸风在机关走廊里大叫:“东方泥是‘四人帮’的黑帮分子,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处理,这是包庇。不管,我们报上去再说。”
机关里的熟人问东方泥:“你什么地方得罪了赓逸风,他非得报材料给公安局批捕你。”
“我哪里得罪过他,相反,我在审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队时为他平反,为他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东方泥以不理解的神情说。
“那……,这个人就太不像话了。”
不久,公安部门将材料批了“证据不足”四个字退了回来。
这也是由名兴艳托佀姝转告的。东方泥说:“由公安部门来证明更好。他们这是帮倒忙。”
分管核查的茆副书记到厅核查办公室交待说:“东方泥的问题只在党支部内解决,不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检查;不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检查。东方泥得知此信息之后,心想,郗维润找隆宏燊介绍我的情况起作用了。
狐光正没有好声气地在学习小组长会议上传达了厅党组这一指示后,盘荩之在会上竟质问道:“为什么不让东方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检查?要说出理由来。”
有位学习组长见到东方泥,立即告诉他说:“盘荩之在学习小组长会上,对厅党组不安排你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文革’问题的检查表示大为不满。”
东方泥说:“‘文革’期间我们不在一起,没有个人的恩怨,这大概是两大派之间的宿怨在发酵吧!”
周屾调到北京部里去了以后,东方泥几年与他没有联系,恰巧在这个时候,他因公出差来昆明,听说东方泥挨整了,说他打了老红军杲建义,没有这个事嘛。“文革”后期,周屾与杲建义同在农村工作部工作。那时正在搞划线站队,218号信箱的事还不少,有人要来抓杲建义去批斗,去核实和解决问题。周屾认为,杲建义的问题主要在218号信箱机关,不能把下属单位的问题都算在杲的头上。于是安排一辆车送杲建义到一农场去检查工作,并且向这一部分群众耐心地作了工作,躲过了这一刼,以后就相安无事了,这一点杲建义还是感激在心的,并且建立了信任感。于是,周屾直接找到杲建义问:“你整东方泥干什么?”杲建义诧异地说:“我没有整他啊!”周屾就把他了解到的情况说了。杲建义说:“没有这回事,他没有打过我。‘文革’期间我和东方泥不在一起,关于他的情况我不敢为他打包票。但是涉及到我杲建义,我可以给也写个条子,没有他的事,你叫他来玩。”
周屾立即赶到东方泥家,把这一重要信息转告了他。周屾说:“谁打了他,他是记得的,打他的人是金师傅,是在大会上发生的事,众所周知,况且金师傅后来被开除了党籍。如果要论是非,要细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杲建义也不好说。”东方泥说:“最近我接待了三起来找我调查某某人是否在‘文革’期间打了老红军杲建义,我都如实地写了证明。说明这些调查单位的人还是慎重的,不是只要有三个人证明就可以定案,而且找的是对立派的,防止利用派性整人。我估计就是菅崇智这几个人干的事,只有打了老红军才会受到严惩。这一点杲建义已经注意到,这几个人利用他老红军的身份搞报复,他不愿背这个名。不过,他在这关键时刻能为我作证,我没有打他,太重要了,比任何证明都有力。”周屾说:“他还叫你去玩,我们应该去。况且在接待阿专家时你为杲建义解决了不少问题,他还对你表示过歉意。曾经说,不能说解放十七年来,党培养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实际是对你的肯定。说明他对你并没有怨恨。去沟通一下也好。”
去到杲建义家,首先东方泥向他表示感谢,能为他说清楚问题。杲建义又重复了他向周屾说的那一席话。还说:“二十几年了,怎么还在翻腾文革的事。还说我对你有意见,怎么能够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嘛!谁敢反对,谁敢不参加,你能不参加吗?”“文化大革命整个都错了嘛,我是受害者,你也是受害者,否定文革,吸取教训就好了嘛!”东方泥说:“整党中我作了对照检查,否定文革,否定自已。这次又作了检查,说清楚问题。”杲建义说:“那就很好嘛!不要说对你,就是居文田,我也认为是说错话、做错事。”“因为我在文革中受冲击较大,于是有人要利用我的名义来整人,这怎么行呢?如果我不实事求是,那我还算什么老党员。”东方泥觉得,杲建义在这个时候能再三表示这样的承诺,很不简单,他毕竟是位老红军。相信他的话,不必当面让他写证明条子。诬陷东方泥打杲建义的三个人正是在文革期间保过他的人,整个文革期间他们是站在一起的,抵死了不好。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杲建义还说:“我在文革初期反毛主席反错了。”这是他在整个文革期间从未承认过的。他说:“当时我在事件之中,自己做不到革自己的命。也没有按周总理的六点指示转弯子,结果使自己陷入派性之中,利用派性来保自己,越?越深,犯了错误。现在我离休了,成为旁观者了,旁观者清嘛,看到这么多的腐败现象,省、市领导干部一茬茬地倒掉,这才认识到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是对的。”
大概只隔了两天,已调到外单位的弥国昭、庹万福把杲建义领到综合研究所来要几盆好看的花卉,是树木园孟青接待的,会议室里还有工作组和核查办公室的人。拿了几盆花卉之后,弥国昭突然提起文革中东方泥打了杲建义,要喊东方泥来对质。正好这天东方泥到省科协开会去了。杲建义说:“不要这样搞,‘文革’中东方泥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我们不在一起。谁打了人,那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我的事与他无关。”
第二天孟青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东方泥了。东方泥就把前两天杲建义向周屾说的话,以及周屾与东方泥一道去看杲建义,杲建义当时又表示的承诺和所说的话告诉了孟青。
东方泥分析说:“他们是想搞突然袭击,只要杲不开口,这件事就可以定下来。可巧的是,杲建义先两天对我作了口头承诺,我向他表示过感谢。他们为什么让两个已调到外系统的人来干这个事呢?这毕竞是诬陷人的重大事件,也怕被整的人会报复他们。”
孟青说:“做贼心虛。这样也好,让他们亲自知道杲建义的态度,否则那几个人还会利用杲建义来害人。这叫做木板上钉钉子又拐了角,他们扳不动了。”
东方泥说:“下一步该清查我搞‘帮派势力的复辟了’。”
孟青说:“清查一下也好,搞清楚了,你好轻装上阵。要不然,那几个人老在背后捣鬼。”
所新党委成立以后,任命了一批科室的领导人,工作组的人一查,有好几个是八派观点的人。
第一个是杨嫄,原是曲靖218号信箱一个直属工程队的八派小头头,文革中这个工程队自杀了一个人,核查时已经查过,这件事跟杨嫄无直接关系。这次复查,认为她有间接的关系,给了她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关键还在于她在综合研究所当了工会主席,这就成了东方泥拉帮结派。这里面还有一件小插曲,所新党委成立以后,对原党总支委员的安排,都作了仔细考虑。其中有一个总支委员风塨是砲派观点,过去是搞人事工作的,那个时候政治运动多,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群众对他有些议论,但是东方泥认为他的党龄长,有工作经验,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过去工作中的问题,有客观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究于他本人。东方泥注意到他是砲派观点,一定要用。他觉得自已被“捅”到综合研究所来以后,三届砲观点的领导都信任他,他应该向这三位领导学习,他现在当了领导,在用人上要通盘(有些话不便明说)考虑。经过东方泥反复说明,大家都同意了。认为让风塨当工会主席比较合式,工会主席是关心职工,为大家谋福利的岗位,这样还可以改善他与群众的关系。但是,按规定工会主席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不能由党委任命。党委又开会研究决定,党委委员带头并动员大家投风塨的票。但是选举的结果是,当选的是杨嫄,风塨落选了。这是群众的选择,不能说是东方泥拉帮结派。党委又开会研究,东方泥强调一定要把他的工作安排好。经研究,将保卫科的科长调到人事科当副科长(因为科长已经安排了),把风塨任命为保卫科的科长。但是,风塨误会了,认为东方泥故意要出他的洋相,让他在选举中落选。
这次工作组为了核查东方泥在任命科室领导中搞了什么拉帮结伙的事,查找了过去党委会的会议记录,工作组、核查组一查,记录得很清楚。这才解除了风塨的误会。东方泥心想,这比自己向他解释要好得多。
查记录还附带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新建物资科,任命盘荩之为科长。讨论中也是有分歧,有的党委委员认为我们这个单位不大,物资由行政科统管就可以了。另外成立一个科,又得安排一正一副科长,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东方泥为什么要坚持分开呢?有些话也不好在会上讲。行政科的陈科长有一次气冲冲地找到东方泥说︰“老东,现在正在调整科室的领导班子,你若要用我,就不要用老盘;要用老盘就不要用我,我俩尿不到一个壶里。”撂下这句话就走了。这话在党委会上不能讲,因为老陈是单独向东方泥讲的,把这话传出去,他们两个人不更会闹矛盾吗?而且东方泥认为老盘也一定要用,因为他是砲派观点。只讲从工作出发,行政科管得太多,显得忙乱,工作效率不高。把物资科分出来,将来科研设备会较快增加,设备的添置、使用、维修等工作量会大。至于领导也不一定要增加,原是行政科一正一副,分开只设一正。现在是‘升官不发财’,工资都没有动。这两位都是老职工,已有的工资也不比科长级低。党委会就通过了。
这一查党委会的纪录,情况明白了,原来对东方泥有意见的人,也改变了态度,只是工作队有所失望。
松如婵说:“我现在才认识到,你在用人的问题上比我考虑得细。”
第二个人是龙腾跃。原在野外调查队,八派的小头头。文革中查“文革领导小组”搞的黑材料,查着一箱封存的木箱,认为是准备转移的黑材料,打开一看,是人事档案,立即就还给了人事部门。核查时龙腾跃在说清楚问题中作了说明,党支部认为这一行动未造成人事案的损失,不属于打砸抢,同意龙腾跃恢复党组织生活。这次核查补课,认为他是抢档案,东方泥任用打砸抡分子为党委秘书,属于拉帮结派。进一步调查说明,文革期间,东方泥并不认识龙腾跃,是张总支书记把龙腾跃从野外队调来综合研究所任党总支秘书的,要说是拉帮,那是张总支书记拉来的,恰好张总书记是砲派观点。
第三个是年觃湦。文革期间是综合研究所八派的头头。这算是被东方泥重用的,东把他从一个基层小站调到西双版纳大站。松如婵说:“要说调动年的工作,那是我提出来的,你原来根本不认识他。若这算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责任在我。”东方泥说:“我是书记?既是党委讨论通过了,我当然有责任。当时考虑用他,我并没有想到他是八派还是砲派。经你们介绍,他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县上入的党,并曾被选为县人大代表,说明他的表现是好的。是否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那得有事实。冉沨清副所长说:“不消操这个心,老年不是有个亲戚在厅里当人事处长吗?到时候处长是会说话的。”松如婵说:“啊,是的,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点。”果然,工作组就没有再提东方泥重用年觃湦的事。
工作组还查了东方泥发展了四个党员的情况:邰月曌、泉涯涘是老科技人员,文革期间是挨整的,一派也不吸收他们;赵永立是外省调来昆明的,与云南的两派毫无瓜葛;嵇赟是砲派观点。
东方泥任信息资料室主任时,上级调来一个年轻的英语翻译,有一定的口译经历,名叫笮慥。泉老先生退休以后,英语方面的业务工作就靠他了。笮是个不多话,勤于钻研、埋头苦干的青年,大家对他的反映都很好。东方泥与笮慥都是从事外语口译工作的人,有共同的语言。笮也喜欢文学创作,碰到东方泥这个发表过不少文艺作品的人,像是遇到知音,很谈得来。在写作上互相切磋,颇有裨益。后来笮发表的小说还得了奖。笮曾对青年朋友说,我和东老师之间是忘年之交,他是个很好的领导。东方泥任党委书记以后,提议笮慥任信息资料室副主任,在党委会上一致通过了,他是要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他本人是个很单纯的青年,文革时还小,他父亲是副军级干部,砲派观点。凡是东方泥任用的人,工作组当然都查过,当然也包括小笮。那天宣布东方泥辞职以后,笮慥和两个青年朋友专门到东方泥的小宿舍里来看望他。担心他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笮慥告诉东方泥说:“我把你的情况向我爸说了,我爸说,他们这样搞是不对的。后来我在厅里遇见隆宏燊厅长,又谈起你的事,他特别问我,你跟东方泥的关系怎样?我说,我和东方泥的私交很好。我还告诉他,狐光正在综合研究所没有为你(指隆)干点什么好事。”从与笮慥交谈的情况看来,隆宏燊与笮的爸爸认识,而且还到他们家去过。
此后,工作组没有专门喊东方泥去核查办公室对质什么问题了。
有一天,狐光正在东方泥办公室门口喊道:“老东,你来一下。”东的办公室就在狐的办公室斜对面,东方泥就过去了。
狐光正拿着一份材料说道:“这是一份原厅党组召集处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揭发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前半截是关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半截写的厅机关右倾翻案风的表现。你参与了这件事,这怎么说?”
东方泥:“可以说得清。原来是叫我参加这个会议,记录并整理成材料,因为我才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对一些情况还不太了解,只让我写了前半截。”
狐光正说:“你对毛泽东写的四个伟大评价过高了。”
东方泥心里好笑,你怕是找不着处分我的理由,列上这一条,于是说道:“我是这样写的,这不是我的发明,全国人民都这样喊过,你也喊过。如果这是个大错误,应该给予处分,那全国人民都在内,也包括你。”
狐光正:“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还有那个周恩来,有人说他像个XX(笔者不能写出这两个字,以免有损周总理的人格)。而你在文革中是紧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
东方泥:“是的,我是紧跟毛主席和周总理。有错误,那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我会说清楚问题,接受教训,提高认识。”
狐光正说:“有人提议,要像当年苏联的领导人把斯大林搬出列宁墓并焚烧掉一样,把毛泽东也从纪念堂搬出去……”
东方泥愤愤不平地打断他的话说:“这些说法绝对错误,你拣这些破烂来污损毛主席和周总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毛泽东主席的一生仍然是伟大的一生,这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有人会写文章及专著来阐明和论证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奉献,以驳斥某些对他的恶毒攻击。我还必须说明的情况是:毛泽东一家有九名烈士,真是满门忠烈啊!怎不让人肃然起敬!你的良心安在?;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明辨是非,保护过许多老干部;支持受压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起来造反,爱护造反派,做两派的联合工作;也批评过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处理了许许多多文革中的棘手事件,解决了大大小小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文革劫难中的损失。文革之难摧残了他的身体,使他少活了许多年。文革中哪个领导能够做到这一点?‘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
“这话是谁说的?”狐光正鼓起眼睛质问道。
东方泥说:“这是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的大字报上写的,邓小平知到以后说:‘这个水平很高,代表了民意。’你的认识和思想感情与这句话差得很远。劝你别逆民意而动。”
过了几天,狐光正又到东方泥办公室门口喊道:“老东,你来一下。”老东就去了°
狐光正说:“文革期间你们创作了活报剧,你演了赵健民,丑化了革命老干部。该当何罪?”
“这是你揭发的吗?”东方泥特别问了这句话。
狐光正说:“不是我,有人这么揭发。”他明白东方泥为什么这样问。
东方泥说:“我知道,赵健民于1978年任三机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他官复原职了。《人民日报》曾经用整整半个版面发表赵健民回忆录中关于辩明自己不是叛徒的那一部分。这实际是为他平反。我仔细地读过了,比较了一下,活报剧用的小报上刊出的赵健民的辩词,与他在回忆录所写的辩词是一致的,谈不上丑化。如果这算丑化,那岂不是赵健民自己丑化自己。请别忘了,在赵健民被收审以后,你们为了与赵健民划清界限,摆脱砲派曾经大力支持他的不利局面,你在墙上、地上,到处写‘打倒赵健民’的大标语。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演赵健民不像,下回让你来演……”
狐光正抢白道︰“你胡说,我没有说过我要演赵健民,我也没有写过打倒赵健民的大标语。”
东方泥说:“哼!你这个人连做人的起码诚实都没有。文革初期你持‘捍总’的观点,‘捍总’垮台以后,你为了摆脱被动的困境,开始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批判赵健民并将赵健民收审以后,你到处写打倒赵健民的大标语;当谢富治说,上面就有坏人,李成芳就是坏人,你到处写打倒李成芳的大标语。而且还抄写了许多关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字报,到处贴。如果说,我演了赵健民是个大错误,需要给处分,你呢,八派、砲派所犯的错误你都有,你应该罪加两层。再说,陈康在他的第二次检查中,对赵健民的历史和路线问题上钢上线,将赵揭发批判得体无完肤,这份检查是众所周知的。照你的逻辑岂不应该给陈康的定罪加四层了。可是中央批准他为省革委会副主任。”撂下这几句话走了。
过了几天,狐光正又到东方泥办公室门口喊道:“老东,你来一下。”
老东去了以后问道:“又是什么事?”
狐光正说:“我们调查你在文革中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请轷青萍证实一下,她一看标题:东方泥同志的XX问题。连字都不愿意在这份材料上签,因为她不承认你是同志。”
东方泥一声冷笑:“哈哈!她不承认我是同志有什么了不起,我更不承认她是同志哩!她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难道你不知道?”
“…………”狐光正愣在那里半晌,又才转了一个话题:“我们查到你在218号信箱机关造反派夺权的决议上签了字。”
东方泥答:“是的,我签了字。”
狐光正说:“夺权是绝对错误的。”
东方泥说:“我亲眼看见你参加砲派夺省政府的权。”
狐光正瞪大眼睛叫道:“没有这回事,你胡说。”
东方泥瘪了一下嘴说:“凡是你说的话,你做的事,只要后来你发现对自己不利,你都可以随意否认。但是你可以将一些诬陷之词强加于人。以后我不跟你单独接触,你有话就在会上讲,我好找人证。另外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喊来说三道四的。我一年有上百万字的翻译、审校、信息调研报告、科普文章等任务,还有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忙得很。你不仅占用了我宝贵的时间,还打乱了我的思路,扰乱了我的注意力和情绪。”
说罢转身就走了。
过了几天,赓逸风到东方泥办公室门口喊道:“老东,你到核查办公室来一下。”
东方泥去到核查办公室一看,工作队的三人、综合研究所补进核查组的三人都严肃地坐在屋里,屋里没有多余的椅子了。心想,这是挨批斗的驾式。
狐光正板着面孔说︰“你在文革的初期、中期、后期都犯有严重的错误。经过调查和了解,我们整理了一份材料,今天让你就在这里看一看,你若没有意見,就在这份材料上签个字。对你的审查就算结束了。”
东方泥冷静地说:“连个椅子都没有,让我站着看吗?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还让他们坐着呢!陈伯达浑身发抖,还换了一个沙发让他坐;李作鹏心脏病突发,让他进里屋休息了一阵,稍好一点后又才出庭……”
狐光正鄙视地说:“你算老几,你跟他们比差得十万八千里。”
东方泥说:“很好,你这句话是对的,是替我说了,谢谢。你们写的这份材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要仔细看。让我站在这里看,你们坐在这里等着,没有这个必要。我要拿回去慢慢看,没有意见我会签字,有意见我会写一份我的意见给你们。”
东方泥站在那里等狐光正回答。沉默了。
东方泥说:“不行,我就走了,你们定吧!”
狐光正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拿去吧!”
东方泥拿着那份材料以后,立即复印了一份留下,一看笔迹,是狐光正亲自写的,因为他经常写大标语、大字报、小字报,他的笔迹已众所周知。字写得难看不说,还写错了两个常用字。他还说自己是五十年代初期华东师范大字语文系函授班毕业的,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生。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东方泥,出于职业的习惯,拿起红笔把那两个错字别字改了。后来想想也好笑,管他的,让核查组的人看看,我东某是实事求是的。
东方泥根据这份结论材料写的问题,一条条地进行了申辩,写了一份申诉意见与这份材料一并交给住在隔壁的老李(原来住的是劳绍平,后来他当了其他单位的领导就搬走了),请他转交厅党组。老李是从外单位调来218号信箱核查办公室的,请老李转交一来可以节约时间,呈贡离昆明较远,自己交要花半天时间,二来老李新来,看问题可以客观一点,让他了解一些情况很有必要。第二个星期天老东回昆明以后,问老李那份材料是否交给厅党组了,老李说交了。老东又问,你自己是否看过了?老李忙说,啊,我没有看,我没有看。老东心想,他是核查办公室的人,不可能不看。正因为他详细地看了,他才像怕火一样怕沾这个边,这也是一种态度,说明这个问题比较棘手。不定我的案不行,省里的领导有批示;要定只有按那几个人提供的诬陷材料定,这行吗?于是就不沾这个边。老东有一次在会议上碰见茆东旭副书记、特意走近他问道,是否看到他写的那份申诉,茆副书记忙说,没有看,没有看。东方泥没有多说了,茆是厅党组分管核查的,竟回避这个问题,就不问自明了。
一天,狐光正特地到东方泥办公室来说︰“老东,关于你打老红军杲建义的事,经我们调查核实,没有这个事。我们在给你的党纪处分的决定中不写这件事,以后你也不要再提这个事了。”说完就走了。
这对东方泥当然是件大事,立即向党支部书记和委员通报了,因为东的问题还要在党支部会上讨论的。
支部组织委员贺白莲说:“他到处说你打了老红军,现在没有这个事,让你不再提了,群众怎么知道没有这个事。就算他在结论上不写你打了老红军,他还把诬陷你打了老红军的材料保留着,并没有还你以清白,这个人很精于整人咧!”
不久,党支部开会讨论给予东方泥党纪处分的问题。
东方泥所在的党支部属政工部门的支部,有党员十八人。并没有叫东方泥首先作检查,然后讨论处分的问题,这当然是根据厅党组的意见处理的。
在党支部会议上,狐光正首先宣读了“关于东方泥同志‘文革’中所犯错误的结论意见。”结论中说东方泥在‘文革’初期、中期、后期都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处分。孤光正念完以后,让大家讨论。没有人发言。
“据说XX省对文革中入党的人全部开除了。”狐光正为打破这种冷场,首先说道。他的意思是给东方泥党内警告处分算是宽大的了。
贺白莲不理解地问道:“那是为什么?”因为贺白莲是文革时期入党的,在坐的还有两位是文革时期入党的。
狐光正鼓起眼睛训斥说:“为什么?那是因为‘造反有功,入党有份’嘛!”
又沉默了。
富处长说:“据说的不足以为据,我们只能按中央的文件办。目前我们还没有看见中央有这个文件。”
见没有人发言,东方泥这才说道:“文革中我参加过哪些活动,有些什么问题,我的认识和检查,在厅机关‘说清楚问题’运动中说过了,调来综合所以后,正逢‘说清楚问题’才开始,我又说过一次,整党时我又说过一次。党支部会上同意我恢复组织生活。关于文革中的情况,我是有结论的。
狐光正说:“现在是核查补课。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讲。”
东方泥说:“好,现在我就给我的‘结论意见’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我对工作组经过调查,把我‘打老红军杲建义’的诬陷和‘搞帮派势力的复辟’不实之词否定掉了,没有列入我的‘结论意见’表示感谢。
“结论意见说我文革初期的严重错错误是:‘积极造反夺权,’但没有具体的内容。1967年初,我参加了战斗队,其目的是要求为自己平反,为打成反革命的以及为百分之五十一被排成三类的人平反。我们战斗队是在夺权前夕组织起来的,当时我在盘龙江修河指挥部工作,具体地是负责修整下马村前后数百米的地段,住在工地。由于我们战斗队成立较晚,有人写小字报说我们要‘下山摘桃子’了。我更没有参加大派的夺省人委和省委的权。我愿意听工作组和揭发我有严重错误的具体事实。”
“说我文革中期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在‘五·七’干校期间,结论意见说我:‘在全校(含农、林、水、气象及教育、交通、科委、文化等省级机关——笔者注)大会上大谈所谓右倾翻案风在218号信箱机关的表现,会后在全校范围内掀起批斗干部的高潮。东方泥曾在十连讲过,218号信箱不是反‘左’而是进一步反右或反极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干部再次遭到批斗和殴打。’(东方泥注意到,没有提批方向东的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认识到提方向东太离谱了)这些都不是事实。一、1969年在五·七干校根本没有反击右倾翻案风之说;二、既然有人说我在全校掀起批斗干部的高潮,有旁证材料吗?三、别说在全校,即使在我们十连也不见批斗和殴打干部的情况。坚鸿全副厅长主动交待攻打《11·30》时,是他指挥打的砲,造成巨大的伤亡和损失,他承认自己有罪,也没有哪个人打他嘛!狐光正就在第五排,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能指出来谁打了人吗?四、情况正好相反,在这个期间,毛主席提出解放干部,郗维润厅长与我同在四排,他让我帮他整理一个检查提纲。我说可以,不过,你最好向领导提出这个要求,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否则群众会说这个检查是我私下帮你写的,不是你的检查。郗维润说,那当然,我要先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了我才好找领导说。于是他到校部找了政工组的晁达,晁达正式通知我帮帮他。白天郗老当讲,边讲边议,我晚上开始整理。搞了三天三晚,帮他整理了一个检查提纲,他在全连的职工大会上讲后,一次就通过了。我以后又帮过鲜世奇(厅办公室主任)等领导同志,可以找他调查。我那时帮助他们写这些检查提纲是应他们本人的要求,写的都是他们自己的所讲,我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以便听众有个眉目,不至于想讲清楚,却‘斩不断,理还乱’,我整理出一个提纲以后
,又经本人反复看过,修改和补充过。当然这也是在文革错误理论指导下写的,但毕竟是在帮助,而不是迫害他们。”
关于“文革后期的严重错误”,有几件事我必须说明:
1、“九·一三”事件以后,根据中央、省委、厅机关党总支的布置,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而蔡、雷、马、董是林彪线上的人,是中央定的,他们的确在云南搞了不少阴谋活动。厅党组派我和高良到滇西片看看,董占林是否利用派军代表在218号信箱滇西片直属单位支左,搞了什么参与阴谋军事政变的事情。我们去到滇西片调查了解以后,没有发现军代表参与军事政变的事,但有一位军代表生活作风很坏,群众反映强烈,我们去XX军作了反映。接待我们的一位军队干部说:“这种人怎心能够当军代表呢!”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我曾写过一份报告给厅党组。这次结论意见说是‘破坏军队的稳定’,这不是事实。我们去XX军一共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反映的事实,得到接待室军队干部的肯定,我们做得对。这怎么是‘破坏军队的稳定呢?’,XX军的稳定这么容易破坏吗?不能把我做得对的事情,歪曲其事实,当成错误写进结论,给我党纪处分。
2、结论意见说我“参加218号信箱‘批邓’办公室理论小组”,这不是事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办公室。当时政治部的人都健在,可以调查。也没有拿出任何一件我在该小组的活动事实。《云南日报》曾来约稿,写批邓的文章,我们没有写,这一点瀛乙已在海口学习班中讲请楚我们没有写的理由,这是有结论的。不能把我做得对的事情,当着错误写进结论,更不能把没有的事强加于人,给我党纪处分。
3、有人动员我和瀛乙写机关右倾翻案风的表现,我拒绝了,也劝瀛乙不要写,我们都没有写。这件事瀛乙在海口学习班也说清楚了。我拒绝写与结论中所说的‘未写成’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把我做得对的事情,当着错误写进结论,给我党纪处分。
4、结论意见开头说我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这一点我承认,在贯彻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过程中,的确有一些我自己的错误,我几次说清楚问题时都作了检查,这是我要提高认识,接受教训的。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就紧跟毛主席这一条那是属于说清楚问题的范畴。如果说,紧跟毛主席是严重错误,应该给予党纪处分,那么也包括你狐光正在内,你敢说文革期间你早就看出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你是反对毛泽东的吗?你在结尾部分说我‘一直主要从事宣扬极‘左’言论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舆论’‘帮派思想较为浓厚’。第一、你没有具体说明那些是我宣扬的林、江反革命舆论;第二、你没有具体地列出哪些是我‘帮派思想较为浓厚’的具体事实;第三、你先说我与‘四人帮’比起来,差得十万八千里;可是在结论部分中又说我‘帮派思想较为浓厚’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明你根本没有依据事实,而是主观臆断。第四、你把我贯彻毛主席指示中所产生的错误与帮派思想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决议’中说‘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你能拿出我‘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的事实吗?”
东方泥最后申诉说︰“鉴于上述情况,我没有在给我的‘结论意见’上签字。”
狐光正说:“大家讨论吧,对给东方泥的处分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政工党支部书记老冒说:“让大家讨论对东方泥的处分是否恰当吗?这就很难说了,要看什么标准。工作组来了以后,说老东打了老红军杲建义,任党委书记时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这就多了两个大问题,那当然要重新处理。現在这两个大问题都被否定掉了,他没有新问题,就应该维持原来的决定。
“若按工作组的结论,那东方泥至少要被开除党籍,甚至应该送进监狱。(老冒知道工作组曾向公安局报送过东方泥的材料,后被公安局退了回来)。
“按给东方泥党内警告处分,这就离工作组的结论有较大距离。”
狐光正说:“这次对党员的处分与往年不一样,这次是由上面定的。”
富处长说:“既然是上面定的,何必要我们讨论举手通过。我们举手同意了,到时候上面为东方泥平反,你们好推卸责任吗?”
有人笑了起来。赵永立提议:“不同意上面作的这个决定举手。”
狐光正说:“也可以,这也是个办法。”他为什么作这个妥协呢?原来三个作为帮派势力复辟的八派党委书记,在党内讨论给纪律处分时,有一个党支部会议上没有通过;另一个,工作组不同意给处分,你厅里要给处分,由厅里定,工作组撂挑子走了。厅里也就不了了之。对东方泥不给点处分不行了,那就不同意的举手吧!”
“我弃权。”龙腾跃说。
“我弃权。”嵇赟说。
“我……”
“你什么?你……”狐光正打断他的话,“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弃权也好,上面就这么定了。”
对东方泥的审查就算结束了。其他还有几个人的的问题,都给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不赘述。
狐光正被任命为综合研究所党委书记,狐光正曾许愿,让赓逸风、回空之当所里的二、三把手,但厅领导通知他俩仍回原单位。
龙腾跃后来向东方泥说:“狐光正告诉我,整东方泥是厅党组的意思,并告诉我不要向东方泥说。”
东方泥笑笑说:“他在哄小孩子。他原来想拉帮结伙,现在他感到势单力薄了?”
龙腾跃还把这话告诉了松如婵,松及时就向茆副书记反映了。
茆副书记说:“我会警告他的,让他今后的言行谨慎一点,否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松如婵向东方泥说:“厅党组副书记来所宣布任命狐光正任所党委书记后,召开了一次新党委的会议,在会上明确地说,关于东方泥的工作安排,可以让他仍回信息资料室任主任嘛!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但老狐就是不吭气、不安排,把你挂在空挡上。”
东方泥说:“这样更好,我自由了,我要干的事多着哩!”
松如婵还说:“老狐还散布言论说,这次便宜东方泥了,不要他当党委书记,但仍然让他享受正处级的待遇。”
东方泥说:“正处级有气(屁的代词)的待遇。”
松如婵说:“正处级住医院可以住干部科唦,医疗方面有照顾。”
东方泥哈哈一笑说:“住院是什么待遇啊!我健健康康的,不住院、不吃药、不打针,不更好吗?”
松如婵轻蔑地说:“狐光正这种人,不就是捞个小官当当,争个吃药的待遇。其他,他还能干啥。”
东方泥在厅机关遇见度笴,就到他公室坐了一会儿,特把最近综合所党委的情况向他谈了。毕竟原所党委是他主持建立的,又因此倒了霉。告诉他说:“狐光正在大会上宣布,原厅里的一把手邸頠山、二把手度笴,犯了方向性、组织路线上的错误,搞了帮派势力的复辟,被撤换掉了。但是关于我打老红军、在所里搞帮派势力的复辟的两件事都被否定掉了。”
度笴说:“这几个人(指菅、是、卞、狐)政治品质很坏,你不要理他们,事久见人心,你自己愉快点。”
不久,东方泥收到朱士林一封信,信中告诉他,联合国粮农组织准备在中国北京召开一次竹类信息的国际会议
,会议由部信息研究所负责筹备,朱士林是参加筹备的工作者之一。朱向东介绍了这次会议的宗旨,要讨论的问题,等等。让东方泥写篇论文,争取参加这次会议。东方泥很高兴,他还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这次一定争取去。
云南是竹类分布的中心,这是西南林学院竹类专家薛纪如教授的结论。有一次省科委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请薛教授作竹类的学术报告,东方泥去听了,对竹类有了初步的认识。
综合研究所安排有竹类的研究课题,为这一课题,信息资料室收集了六百多份国内外有关竹类的书籍、论文、技术资料,东方泥详细地研读了这些材料,写了一篇论文,并翻译成英文请泉老先生和笮慥看了并修改后,给朱士林寄去,很快得到参加此会的邀请函。
这次会是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遇见朱士林和另外两位也是来参加会议的原老相识的俄语翻译,大家谈得十分愉快。参加会议的多半是东南亚国家的代表,遇见一位俄罗斯专家,谈得也高兴。会议是朱士林主持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东方泥深感自己这几年没有在外语上下功夫,落伍了。就像那短跑,起跑迟一步,休想追上。
虽然有同声翻译,东方泥准备了英文稿,就用英文发了言,得到好评。会议后,东方泥作为竹类信息的特殊人才输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竹类信息网。
回到昆明以后,恰逢218号信箱评定高级职称,东方泥就把他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论文及竹类信息特殊人才证明一并报了上去。
狐光正知道后,立即通知厅评委会,称东方泥文革中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不宜评给他高级职称。
评委会是谢总主持的,会上有的教授早在五十年代与苏联专家打交道时就认识东方泥;有的教授文革中与阿尔巴尼亚油橄榄专家打交道时也认识东方泥,情不自禁地问道:“没有听说东方泥文革中有什么问题嘛!现在不平,过了这个站,就没有这个店。他年龄也不小了,那岂不是耽误人家了吗?”谢总说:“评委会写个条子给厅党组,问问东方泥可不可以评高级职称。”厅党组批示︰东方泥可以评高级职称。这次茆副厅长见到东方泥主动地向他说:“老东,你的正高工批下来了,你知道吗?”东方泥忙说:“知道了,谢谢。”
不久中央发文件指示,党委书记不参加技术职称的评定。
松如婵告诉东方泥说:“狐光正说,这回又便宜东方泥了。”
东方泥问:“为什么?”
松如婵说:“因为正高工的工资比正处级的党委书记多几文。”
东方泥说:“这种人,只看见那点蝇头小利,就看不到各有各的责任,别理他。”
二、自己为自己平反
(一)“一·二四”假案
看来,为职工落实政策的人自己挨整不是个别現象。省委组织部
只管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经过半年的努力,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揭批查”之中的问题呢?似乎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抓。怎么办?有一种办法,就是写自传,出书,自己把冤情说清楚。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鲁瑞林写的自传体长篇回忆录——《西南三十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其中第六章提到“一·二四”假案。对此案件,基层群众过去只道听途说地略知一、二,并不了解实情。因为“制造假案的人不认真检查反省自己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害,向被迫害的同志道歉。反而以‘事出有因’为遁词,搪塞中央,甚至封锁中央的调查结论,继续迫害同志。”事实证明,出书并非多余。现将这一段全文摘抄如下:
“一·二四”假案始末
震惊中央的案件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党心军心大快。1977至1978年间,在全国开展以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为主要内容的“揭批查”运动,目的是清除“四人帮”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流毒和影响。毫无疑问,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对于清除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拨乱反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
然而,由于当时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某些领导同志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错误,引发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假错案——“一·二四”案。此案惊动了中央,震动了云南,株连之广,危害之深却是罕见的,在云南广大军民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新的混乱,继而给云南的拨乱反正设置了思想和组织障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一·二四”案是高度重视和极为慎重的,成立了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总政治部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排除干扰。经过艰苦细致的内查外调,终于查清了真相,彻底否定了这个“虚构的”、“伪造的”政治假案。
如今,“一·二四”案已经成为历史。作为这一假案最主要的受害者,我感到有必要、有责任对“一·二四”案发生的背景、经过、根源以及造成的危害作一番回顾和反思,以警示后人。
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揭批查运动开始的初期,昆明军区就对一些干部进行了审查。由于负责审查工作的人缺乏法治观念,对一些审查对象错误地使用了逼供、指供、诱供等严重违反政策的手段,迫使被审查对象、某军原机要处副处长,从1978年1月24日开始,先后交出十六份所谓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后,鲁瑞林、李亥生、黄兆其(琪)、刘殷农等十余人密谋策划“反革命武力夺权”、“武装叛乱”的谈话以及开会的“原始记录”。这些所谓的“原始”材料,虛构和伪造了几项要害重大的内容:一是鲁瑞林要武装夺取昆明军区的指挥权和云南省委的领导权。把鲁瑞林在1976年8月间经党中央批准回昆明养病一事说成是“王洪文派回来的”“张春桥谈了话”,密谋调动某军一个步兵团的兵力来昆明市,用武力把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搞掉,夺取云南军队和地方的最高权力;二是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鲁瑞林及其同伙策划在云南、贵州搞武装叛乱,策应“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的反革命暴乱,由鲁充当“蔡锷式的人物”任“叛乱”的总指挥等等。由于是在1978年1月24日开始交材料的,故把此案定为“一·二四”专案。
上述假材料抛出之后,在原司令员主持下的昆明军区党委,对这些材料并未做甄别核实,反而采取先入为主,只信其有,不信其无的错误态度。其后,负责审案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又用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材料去逼攻军内外的其他审查对象,借以“扩大战果”,结果使案情越搞越复杂,事情越来越离奇,涉及并被迫害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昆明军区和云南地方上大批干部群众受到株连,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一些战士都被卷了进去,遭到关押和迫害,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从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4日,昆明军区就上述假情况曾先后三次电报党中央、中央军委,其后,当时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还专程赴京,把“一·二四”假案当作云南揭批查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果”,向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汇报。回来后,又违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案子“要慎重”的指示精神,在云南和昆明军区围绕“一·二四”假案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报纸和广播电台每天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批判我的文章;先后在昆明体育馆召开了四十三万人的批判大会和一百多万人参加的广播批判大会,强加给我一百多条所谓“罪状”。
由于“一·二四”案涉及的问题重大,中央联合调查组分成两个组,同时在云南和北京两地进行调查甄别。
中央调查组赴云南的负责人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同志,文化大革命前,他曾任总政保卫部部长,是一位具有丰富保卫工作经验的专家。他首先从交出的载有“原始记录”的笔记本上发现了破绽。交出的所谓“原始记录”记载的是1976年8月至12月间发生的事情,但经反复内查外调和技术鉴定,这个笔记本却是1978年才生产出来的。1978年出品的本子怎么可能去“原始记录”1976年的情况呢?所谓的“原始”显然纯属伪造。联合调查组由此入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调查,逐一核实,颇费了一番周折,排除了不小阻力,最终查清了“一·二四”案件所谓“武力夺权”、“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根本不存在。同时,负责在北京调查的同志经提审王洪文、张春桥、江青、
姚文元等人,以及询问我在京做手术时住过的京西宾馆、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的有关人员,证实了我回昆明养病是党中央批准的,在北京期间,我没有与“四人帮”接触过,假材料中的所谓“四人帮”与我“谈过话”,向我交待“任务”都是蓄意捏造的。据此,中央联合调查组对这起虚构和伪造的所谓“一·二四”案件作了“查无实据,应于否定”的正确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区于1979年10月批准了联合调查组《关于“一·二四案”调查终结报告》,要求“过去在‘一·二四’案问题上对魯瑞林同志的批判以及报刋文章中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我以清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二四”案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假案,为什么会发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复杂的社会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从思想原因来看,“一·二四”假案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一·二四”案发生之时,正值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果断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全国局势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全党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尚未进行,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尚未总结,极左的那一套还未彻底纠正。就云南局部而言,在“文革”中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想,仍然顽固地以其巨大慣性冲破“文革”结束的时间空间界线,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以及工作作风,使云南的揭批查工作仍具有极左色彩。“先定案后找材料”、以“逼供信”制造串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捕风提影”、“无限上纲”、滥搞专案等一些“文革”中赖以搞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极左方法再次被运用于揭批查工作,所以群众说,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可见,无论党的组织也好,个人的思想认识也好,在当时都未从极左的束缚和影响中解脱出来,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与实事求是的要求相去甚远,在看待人和事的问题上,仍然陷于派性不能自拔。所以说,“一·二四”假案是极左错误的结果。
从社会原因来看,云南军内外在“文革”中形成并延续下的派性,是造成“一·二四”假案的社会基础和动因,对案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性,但一接触具体问题,派性就会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没有也不能使这种派性随之消亡,这就决定了派性必然在揭批查运动中继续发挥其破坏性的影响和作用。
揭批查运动中,一些负责和参与审查工作的人,大都持有某种派别的观点,而被列为审查对象的人基本上都属于对立派或持其他观点的人。这种组织结构上的一边倒,为派性制造“一·二四”假案提供了机会和舞台。有人之所以会虚构和伪造假材料,除了主观上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之外,主要是抱着只有迎合审查者的需要,才能避免当时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只有迎合派性的需要,顺着审查者的杆子爬,才能达到自保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二四”假案是派性逼出来的,是派性泛滥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一·二四”假案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是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云南的干扰破坏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云南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云南棉麻有限公司离休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安振民同志,也写了一本自传体长篇回忆录——《回忆我的六十年》(获玉溪市印刷品印刷许可证,玉溪(报、刊)字2009078号)。
其中有一节,摘要如下;
(二)我是怎样从领导“揭批查”变为被审查批判的
10月20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消息正式公布后,汽
车厂党委连夜开会,组织全体干部和职工分乘100辆汽车进城游行。每辆汽车都插上红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根据党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厂党委紧紧抓住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并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更好地完成制造汽车的生产任务。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党中央决定于1977年4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省、市通知我参加。我考虑到“揭批查”运动刚刚开始,汽车厂又一直是省委的重点,如果离开一个月担心受到影响,在不甘心落后的思想支配下,主动向昆明市委请假,换成一位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
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开始不久,几位关心我的同志提醒说:“要小心王××打击报复。”后来的各种迹象表明,朋友们的提醒不无道理。昆明市委为了消除我的思想顾虑,市委常委王希三同志于4月10日来汽车厂找我交换意见,参加了厂党委常委会议。在党委常委会议上王希三同志讲的中心内容有两条:一是“昆明市委对汽车厂党委是信任的,希望党委要大胆领导好揭批查运动”;二是“听说安振民同志因为给市委主要领导提过男女关系问题的意见,怕运动中被打击报复。希望安振民同志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还是要大胆工作,把运动领导好。”他还说︰“谁搞打击报复也不行,凡是搞打击报复的决没有好下场。江青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王希三同志代表昆明市委的表态,对厂党委和我本人无疑是支持和信任。我的思想包袱也就解决了。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杭映明在王希三同志走后对我说:“王希三同志说你不要有思想顾虑的事情,是我给他汇报的。希三同志还说你很精干,对你印象很好。”
王希三同志代表昆明市委表态不久,4月20日,昆明市委工作队进驻汽车厂。工作队长张××在党委和干部会议上均公开宣布说:“工作队的任务是协助汽车厂党委搞好‘揭批查’运动,支持安振民同志抓好全面工作。”但买际是对着我来的,也是对着原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同志(已病故)亲自抓的这个典型来的。这是否定周兴的需要。6月13日,张××同他的几位朋友边吃边喝边吹牛,非常得意地说:“在到汽车厂之前,王××同志找我谈了话,叫我搞汽车厂党委书记。还把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叫我有事随时给他联系。”张××还说:“安振民这个人,审查他的历史出身,是清白的,像张白纸,我都有点羡慕。对这个人主要是杀他的威风!”一位姓谢的同志在场(他弟弟和我爱人在一起工作,因此对我有所了解),由于不满意他们勾结起来整人,事后到我家(省委一号大院)亲口对我讲的这个情况。
1977年7月11日,汽车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名曰“帮助安振民同志说清问题。”在会上,我就汽车厂党委存在的问题和我个人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在我检查之后,张××说:“你去年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为什么第一炮就打准了市委头号走资派王××?”我回答:“原来我同王××的关系是好的。他几次动员我去昆钢任党委书记和到市委任常委、组织部长。主要是听说他乱搞男女关系这类事情日气(方:生气)”。张××又说:“王××搞男女关系你日气,周兴也有男女关系问题,你为什么不日气?”党委办公室主任杭映明此时也紧跟着说:“其他人也有男女关系问题,你为什么不日气?”张××又接着说:“很多老干部有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揭发?”这还是搞“揭批查”吗?张××为了讨好王××,不惜诬陷我们党的大批老干部。我当时的心情既好气,又好笑,又不能有对抗运动的表露。在会上,张××还提出了一个泄露党的核心机密的爆炸性材料。他说:“机床厂党委书记交待揭发安振民曾对他说:‘毛主席患肺心病很严重,党中央发了一个绝密电报,只传达到省委常委以上领导’”,并追问我是听谁说的?我边想边回答:“省委常委岳肖峡同志给我说过,不过是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天说的。”张××说:“你现在还要保他是不是?”我又回忆说:“是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吴生敏同志给我说的。他不是省委长委,他是听刘明晖同志说的。吴生敏同刘明晖都是砲派支持的干部,但我同吴生敏关系比较好,经常往来。张××表态说:“我们马上派人调查,如果你说的不是事实,定要严肃处理。”汽车厂参加调查的赵和玉同志给我说:张××给他交待任务时说:“如果不是吴生敏而是岳肖峡给他说的,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把安振民抓起来。”可惜,他们找吴生敏同志调查的结果同我说的一样,故以后再不提此事。否则就把当时清查的阵线搞乱。
1977年7月20日,工作队长张××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说:“汽车厂的帮派体系要以安振民为首”,并号召全厂职工“要同安振民划清界限”,“要像当年斗地主、斗黄世仁那样,对安振民要很得起来。”大会开过之后的当天,汽车厂清查办公室和工作队内部提出不同看法。工作队副队长王文彩、赵道成同志说:“工作队根本没有研究,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7月28日,我找昆明市委常委李代昌同志,他说:“市委根本没有研究过你的问题。”工作队副队长赵道成还几次找我说:“我们来厂这么长时间了,感到你没有哪样问题。在群众中反映是好的。你不要紧,他是给你乱戴帽子,看他将来怎么下台。”
我和汽车厂党委几位副书记统统“靠边站”的日子里,除在学习班学习,接受审查,有时还参加批判大会外,还到车间参加了一段劳动。我被安排在总装车间线工组。这是厂里最好的工作之一,是车间领导的关照。教我的师傅是青年工人何荣建,后来我们成了知心朋友。我离开汽车厂后,他还常到家里来看望。
在“靠边站”的那些日子里,还常到老领导岳肖峡、吴作民、薛韬同志家里串门,谈谈思想,交流一些看法。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同志同我的处境差不多,被停职审查。省委安排他到省教育厅任副厅长,某些人还不满意。只因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了解他,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河南省委书记段君毅等同志都提出要他(他们原来都是“冀鲁豫”的干部),才被调任河南省副省长。
1984年5月4日,中央商业部在郑州召开全国物资交流大会,组织领导上指定我为云南代表团的总领队。会议期间,受到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岳肖峡和夫人梁黎力的热情接待。交谈了分别几年来的情况。岳肖峡同志说:“河南省不少领导干部从原冀鲁豫解放区来的,很熟悉,对我很信任,工作比云南好搞。他还说:“在‘清查’中,云南转来不少整我的材料。省委书记段君毅同志说︰‘不管它,省委信任你,支持你大胆地工作
。’……”还说:“派性掌权问题,其他地方也有,但像云南省这么严重的还少有。”在这期间,与河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戈力同志(‘文革’前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交谈中,他说:“安平生搞派性,依靠一派,清查一派,不得人心。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说:“已批准我享受副省级待遇。”(他转业前是14军副政委,又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
东方泥看到上述的这些材料,心想真是无独有偶。瀛乙来信说,综合研究所把他在西山学习班将“文革”中已说清楚的问题,又寄到学院里来了。学院领导说:“你原来所在的那个云南综合研究所怎么现在还在干这种事,这明明是整人嘛!198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也就是说,原在大陆后去台湾的杀人犯也不再追究了。你的某些事能算罪行吗?连错误都算不上,只能算应说清楚的问题,其政治待遇难道比赴台的杀人犯还不如吗?遂当着我的面,把那封信和材料毀掉了。我才算是一个清白的人。
(三)自己花钱出书说清楚问题
现在出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有不少文化公司登载出书约稿通
知,如:个人出书、老人出书、家庭出书、学生出书;平民自传、百年家谱、族谱,等等。郦静月就收到好几本她战友的自传体回忆录。家史印制十分精美,有彩色图片,有结婚照,有家庭合影,有儿时的老照片;文字写的家庭情况(说明出身),自己成长的艰难历程,参军以后自己如何从老家(陕西或山西)随部队进军西南,一直打到云南,解放云南。自己立下的战功,军功章的图片一大版。文字方面有较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立功的过程,中心意思是自己受党的培养教育,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其中一部分是“文革”中对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包括受批判、作检查、给处分)的申辩。自己花二、三万元,印一百多本,送给有关部门和亲友,算是说清楚了问题。
郦静月的这些战友,大多数是属原十四军的,少数后来调到昆明军区机关或云南省军分区。支左的时候也常到郦靜月家里来叙旧,谈观点、谈分岐。“划线站队”后被安排回老家复员的来郦静月家告别,谈是非,谈冤情;“揭批查”后被安排回老家复员的也来郦静月家告别,谈是非、谈冤情。若干年后,他们都曾回过昆明探望在昆明的这些老战友。有的战友的爱人是云南人,孩子都是在云南出生的长大的,经历中很重要的一段在云南,他们在云南有许多战友、亲戚、“支左”时结交的好友。他们的根在云南,他们的思想感情还在云南,他们要说清楚的问题也在云南。每次回到昆明都到郦静月家里来,他们愿意住在郦静月家,比较随便,哪怕打地铺也是安逸的。当年郦静月在部队时才15岁,年龄最小,最得宠。现在这些老战友还是这样,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溢于言表。除了几个女兵之外,这些老领导、老战友有的是师级、副师级,至少是县团级,都是“长”字号的了。
最近,与夫人一道回来了两对,一位是划线站队时请回老家去的老梅;一位是揭批查时请回老家去的老储。老梅夫妇住在郦家,老储住在另一家。两位都是带着说清楚问题的自传体回忆录来的。来了以后就送书,接待他们的同志尽量让他们谈,终于让他们出了这口闷气,了结了这笔账,丢掉包袱好还乡。
可巧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离开昆明的老宣传队长,这次偕夫人从南京回昆明看望战友。队长夫妇安排在副厅级的老李家,他家宽。怎么接待?大家都弄在一起,人太多,既不方便又累人,原来互相迴避,现在能坐在一起吗?郦静月建议,在昆明的老战友,每人为回来探亲的三对分别各安排一天,包干吃喝玩乐,大家同意了。
这一轮下来就是十多天,三家都玩得十分高兴,感慨万千,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变化很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只可惜有几位战友先逝了。
最后,队长要举行答谢宴会。郦静月心想,现在可以弄到一起了。
老李打电话给郦静月:“你张罗一下,找一个最好的餐厅,想吃什么
就点什么……”
郦静月笑笑说︰“这不是敲竹杠吗?”
老李说:“唉,没有关系,这是他自己说的,好不容易吃他一次,不怕的。他是部队的正师级,工资高。哈…哈…哈!”
郦静月找到大观酒店,订了三桌(按吩咐,还要恳请战友的另一半)顶级的“万事如意”席。考虑到战友中山西人多,请酒店专门到最近开张的山西餐馆订了几个山西特色食品。
在筵席上大家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像油锅里洒了几滴水。拥抱啊!拍啊!打啊!笑啊!都笑出了眼泪。这是“文革”以来首次有这样的聚会。八派、砲派、八二砲派、捍砲派、逍遥派等等,几种观点的人聚在一起,战友之间没有直接的分歧和矛盾。矛盾都是在“支左”工作中产生的。此时都对往年的部队生活津津乐道,提起当年顽皮事,只喊诨名不称长。
宣传队的人不就是吹拉弹唱吗?于是互相拉起歌来。有的用美声唱法唱颂歌;有的用原生态唱法唱民歌;有的用通俗唱法唱情歌。大家欢迎东方泥来一个,老东用俄语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唱京戏、唱平剧的,古今中外的都有了。最精彩的莫过于老梅和郦静月的“四郎探母”,这是过去宣传队的保留节目,好不容易现在他俩又凑在一起了,这些经典老戏是忘不了的。尽管老凤不如雏凤音,但都唱得摇头晃脑,有板有眼,有滋有味。这是吃筵席时少有的热闹景象。惹得其他餐桌的宾客跑到这边来看热闹,还鼓掌啊!
待菜逐步上齐,一共有21道,如:五福临门、香炸双拼、海鲜什锦拼、酥烤双方、团圆什锦锅……,吃进肚里,有人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真是个“山药蛋”,大家哈哈大笑;特别是上了几道山西特色食品,吃得他们认不出自己的婆娘了。赞许道这是他们目前吃到的最好、最爽口的一次筵席,问是哪个的主意。
“是小跳蚤筹办的。”大家一阵笑,都知道这是指郦静月,当年她最小,整天乐呵呵,蹦蹦跳跳的。
“我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郦靜月说。大家又一阵笑。
当年的“流亡学生”是宣传队文化最高的,写剧本、写快板、写诗,他都有一手。时有诗作发表,因人瘦被称为“猴诗人”。后来他入了党,当了官。三杯酒一下肚,他诗兴大发,即席出口一首诗为三对回娘家的夫妇敬酒。这样一来,其他人只好照此跟进,祝词都有讲究。
郦静月最后说:“我被逼上梁山了,不得不凑几句押韵的祝词。”
五十余载飘然过,各自东西任蹉跎,
今朝幸会互打量,青丝忽成秋霜薄。
一生此聚并不多,只叙旧情唱欢歌,
见时心酸别时泪,祝君延寿更快活。
大家笑着说:“啊,不错,小跳蚤还有两下子嘛!”
郦静月说︰“我有地方腔,个别字不合汉语拼音的韵。”
猴诗人说:“古时的地访腔更不统一,前人怎么用,后人就跟着用。以后,斟酌古今,会通南北,就有了东、冬、江、支、微、鱼、虞、齐、佳、灰、真、文、元、寒、刪……等韵,每一韵有哪些字,哪些字与哪些字通韵,都是定死了的,通用的有一百零六韵。不能按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改读音,一改就乱套了。”
老李笑笑说:“关于诗的理论你以后找时间与她交流。今天,我认为小跳蚤的这首诗表达了大家的心声,算是为这次聚会做了总结。”
于是频频举杯,互祝延年益寿、身心健康、快快活活干杯。
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都这大把年纪了,大家预感到这样的聚会不可能再有,临别时个个眼睛是红的。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 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二章 重大转折,大事联串 （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 （十）“核查”补课 （十一）《六·四事件》
- 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二章 重大转折,大事联串 （七）刘少奇一家人的遭遇及其平反 （八） 升官很不妙,麻烦甩不掉
- 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二章 重大转折,大事联串 （五）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六）国家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大审判
- 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二章 重大转折,大事联串 （ 三）中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一把手辞职（ 四）借刀剔肉,机关大调整
- 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二章 重大转折,大事联串 （一）天下情人谁更痴? （二）血泪换来知识青年大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