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三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 (三)盖棺尚需论定 (四)一家人两派怎么办 (五)走出国门看世界。
三、盖棺尚需论定。
有些没有出书的,怎么说清楚自己的问题?有办法。
(一)要求在悼词里给亲人一个结论
按规定,单位的人去世,在“遗体告别”的仪式上,单位的领导要对离世者作一评价,当然是说成绩的比较多。特别是离休干部,解放前都是出生入死为夺取政权作过贡献的。在“揭批查”中清理帮派体系中,有些人挨了批判,不明不白地靠边站了,这算什么?有的家属非得单位的党组织,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给自己的亲人一个文字的结论。
东方泥参加过几位老干部的追悼会。就一生而言,大多数时段都作了明言肯定和赞扬。凡涉及“文革”时期都写得比较简要,如:“‘文革’中受到迫害、受到冲击,仍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努力工作,并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至于受到什么迫害,谁迫害,这些是非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就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还有的写得很笼统,如:“×××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把各个时期,包括“文革”都概括进去了。总之,提“文革”不提“文革”,都是肯定的。
(二)人已死了,管你怎么定
有的人想法不一样。郦静月的一位同学,两夫妇原在云南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在成都设立中共西南局,两口子调到成都去了。“文革”以后,中共西南局撤销,两口子回到昆明。男的安排在某厅当副厅长,女的安排在某机关当处长。这个厅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属于八派,而他与云南的两派毫无瓜葛。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揭批查”,说他甫一到厅上任就“一屁股坐到‘那边’(指八派)去了”。让他靠边站,没有安排他什么具体工作。他就下到一个直属工厂里,与工人在一起搞技术革新,将自己的精力用在建设上。后来因病休息。在养病时,他留下一张字条,“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他离世后,家里设了灵堂。厅机关的一些职工,工厂的一些工人都到他家里去悼念和慰问。
郦静月、东方泥也去了。谈起一些往事。
郦静月的这位同学说︰“不搞遗体告别,就免了‘盖棺论定’。人都死了,他高兴怎么定就怎么定,有什么用?况且盖棺论定也是不可靠的。”
(三)大声喊出自己的不平
“一屁股坐到那一边”是个新名词,那边是指八派,这边是指砲派。在省里只有八派是帮派体系的情况下,当然不能“一屁胶坐到那边”。只能坐到这边。
东方泥从厅机关调到综合研究所以后,接连遇到三届所党总支书记调走了,什么原因也不清楚。只是第三位的李书记向东泥说过,是“说不出口的理由”。
有一次综合研究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到昆明一公园过组织生活,刚进公园,正坐着喝茶歇口气之际,突然,人称三驾马车的原高总支书记、望副所长、李办公室主任一同也到公园里来了。一见面,都是老领导、老熟人,十分高兴。所里的党支部书记留他们仨参加支部的聚会,等一会一道聚餐。东方泥等几个人立即拿着茶杯过去,围着他们仨所在的那张圆桌坐下,互相聊起往事来。高书记突然高声地说:“综合研究所是最没有派性的。”东方泥立即说:“是的,是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我原是厅宣传处干部,是被那个公翀厅长在全系统职工大会上宣布为‘黑窝子’的人,是黑笔杆子。我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到综合研究所来的。来到所报到,一见到高书记,高书记就十分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非常欢迎你调到所里来’。这一点望副所长可以作证,他就坐在高书记对面。望副所长也说:‘我们正需一个从事外语专业的人。而且我们了解你从事农林方面的口译工作有七八年了。’我非常高兴他们了解我。这一段时间,我工作得十分顺心顺手。”
这一天,我们在公园一边散步一边聊,吃饭时频频碰杯,互相祝福,过得很愉快。分手以后,有人在一起议论道︰
“高书记在所里主持工作多年,对人对事一贯正直、正派,说话办事谨慎。尽管高书记是砲派观点,但他从不说什么派不派的问题,用人就看你专业上有没有真本事。他离开综合研究所也有几年了,今天一见面,怎么突然喊出:综合研究所是最没有派性的。”
“那是因为有人说他用了八派的人,一屁股坐在那边去了。”
“这三驾马车离开综合研究所以后,都分在不同的单位,高书记从一把手变成了二把手。现在他们三个人约在一起出来玩,说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感情,至少对调动他们的工作是不服的。”
“高书记不可能再到所里去申辩自己,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终于把闷在心里的这一句话喊出来了。”
“这叫做自己给自己平反,自己为自己说清楚问题。”
“他喊出这句话来,并没有再多说什么,提醒大家评判,这比自己申辩更有力。”
四、一家人两派怎么办?
一家人不在一个单位,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遭遇各异,参加到两个对立派是常有的事。前文略有叙述,现在的结果如何呢?
(一)大派的矛盾互不让,涉及家人的命运,互相支持
马骉这一对。他妻子“文革”初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早冲杀出来造反。是根据周总理各造反派联合起来的指示,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她的战斗队是大联合指挥部最初的成员之一,是“响噹噹的”造反派。是她向218号信箱机关的八派组织轰了一炮,才使马骉得以平反。后来,大联合指挥部上层的几个人,不听周总理的劝阻,从大联合指挥部分离出来,分成八二三派和砲兵团派。马骉属于八派,他妻子属于砲派。两派都是中央承认的革命群众组织,后面都有军队支持和老干部组成的雄厚团队当参谋出点子,其斗争就相当复杂了。夫是得到八派的拯救而重生的;妻是得到砲派拯救而重生的,与所参加的团队当然生死与共了,夫妻俩有时候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景况。但当某派处于劣势,其亲人挨整的时候,处于优势这派的亲人,当然也会设法保护自家的人。毕竟两派都是中央认可的革命群众组织,非对抗性的组织。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在做两派的工作,让大家联合起来,何况夫妻呢?
这一对像合唱团中差八度的大和旋,当男声唱主旋律时,女声只是哼鸣;当女声唱主旋律时,男声只是哼鸣,差异孕育在和旋之中。
(二)互相理解,各自独立
小张这一对。女方在医院任职,由于她出身不好,兄妹中又有两个右派,社会关系复杂,“文革”一开始,就把她排成三类,是要清理的对象。医院里知识分子多,类似她这样情况的人还不少,引起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公愤,单位八派的头头,带领群众起来造反,为小张平了反,她后来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八派。她老公了解她的处境,同情支持她起来造反。她老公在省委某处任职,出身好,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是受到省委信任的人,而且是在省委领导眼睛鼻子底下工作,“文革”一开始,他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官办的三大保皇组织之一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所谓捍卫就是保卫省委了,所谓专政就是对排成三、四类的人进行专政了。阎红彦自杀以后,省委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集体做了转变立场的检查。三大保皇总部垮台以后,相当一部分“捍总”的人转入砲派,他老公也随之转入砲派。小张对老公的处境也是表示理解和支持的。她老公没有参加与八派对立的话动,既没有挨整,也没有整人。小张在走“六·二六”道路时,下到一个县上的山区,他老公受到“划线站队”大趋势的影响,下放到另一个县上。这对夫妇各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非常理解对方的处境并支持其选择。八派得势的时候,小张回到昆明郊区某单位的卫生所,经过小张的各方努力,她老公也回到昆明;粉碎“四人帮”以后,砲派得势,她老公回到原单位任处长,经过她老公的各方努力,小张也回到昆明市区她原来的医院。一家人算是团圆了。这个八派的红炮兵和砲派的红砲手在家里从未闹过矛盾。有时候还开开玩笑,打麻将的时候,老公出错了牌,小张就叫道:“嘿!你这个红砲手乱放砲。”
这一对像合唱团里大合唱中的对唱,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又能互相支持和配合。
(三)夫随妇唱,左右逢缘
高如璊这一对。高如璊“文革”初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较早参加了八派奋起造反,是铁杆老八。她老公是省公安厅的处长。她坚决反对老公参与省委布置的整学生、整群众的话动。她告诉老公:“你究竟是听省委的还是听毛主席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她老公当然了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妻子的迫害,这对他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起来造反是有帮助的。但他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且他知道省委要抓内部的叛徒,不得不听省委的有所行动。只能在行动中不采取过极过左的做法,有时称病临时迴避了某些事件。后来到了“划线站队”的时候,他就主动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查”运动中,高如璊又提醒他要重调查、重事实,要执行党的政策。群众对她老公的反应是好的。
他们这一对,像大合唱中,女方唱的是一声部的主旋律,男方唱的四声部是和声,夫随妇唱,也比较和谐。
(四)按下葫芦起来瓢
四喜这一家子。砲派儿子倒霉的时候被分配到偏远的山区农村,八派父亲被提为副厂长;八派父亲后来倒霉时,被撤职下放到车间劳动,砲派儿子回到昆明,被提拔为副处长。父亲笑笑说:“按下葫芦起来瓢,管他的,平衡了。”那三位八派观点的姐姐是工人,“揭批查”查不到她们有什么恶行。她们说?“我们是受迫害才起来造反的,是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的。华国锋总书记、胡耀邦总书记也为我们这些受迫害的基层老百姓说了话。我们没有错。”
五、走出国门看世界。
有关竹子的国际会议闭幕之后,部属信息研究所承担了国际竹类研究和生产信息的工作,朱士林具体负责。经研究,认为上次国际会议的材料虽然丰富,但多集中在东南亚,研究的问题不集中,想在此基础上再收集一些资料,比较完整系统地出一本书。云南是竹类分布的中心,朱士林来到昆明,直奔呈贡综合研究所找到东方泥,两人一见面,分外高兴,朱说明来意,约他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计划先去云南的西双版纳等竹类分布较多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一些资料。目前朱手头上有些非洲、南美洲的资料,这次到北欧、东欧、西欧去作一些调查,出一本书就有把握了。
(一)“三种人”只在一派吗?
上次东方泥是在国际会议上碰见朱士林的,朱当时主持会议,忙得很,彼此没有多谈。这次朱士林来到综合研究所,就他一个人住在所里的招待所,东方泥干脆把自己的被子、卧单、枕头搬到招待所里陪他住。俩人就彻夜聊起来,主要是东方泥谈了自己这几年的遭遇。
朱士林说︰“你的境遇还算是好的,你原单位的一、二把手,‘文革’初期由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被批判的对象,后来又是你们的对立派,在关键时刻他们都为你说了话,作了证明。一把手说你是帮助老干部的;二把手说你没有打他,他可以为你写个条子,没有你的事,这就很不简单。那三个诬陷你的人,在‘文革’中是保他们的。如果这两位领导人不吭气,就算是诬陷,把你送进监狱,关个八年十年,放出来你再申诉、上访,要求平反,又拖个八年十年,给你平了反,你一生就废了,这样的事还少吗?
“把你弄到综合研究所,有‘清理’的意思,但是三位所党总支书记,也是对立派的,都信任你。综合所的群众也信任你,否则在民意测验中你不会有那么多选票。”
东方泥说:“是的,我任党委书记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群众对我的关心。相反,我被弄下来以后,不少人都来安慰我,有的专门到我宿舍里来说,有的在路上遇见主动说几句,为我抱不平。下面直属场站的人上昆明来开会,还专门来看望我,向我告别。后来,领导班子调整,来了一位新书记,‘文革’时在山区一个厅直属单位搞技术工作,大学刚毕业就碰上‘文革’。他来所任党委书记不久,就在昝裕彤副院长陪同下到我办公室来看望我。当时我真有点吃惊,我是被拿下来的党委书记,他没有必要专门来看望我,以后慢慢地就会认识的。我们只是礼节性的互相谈了谈。过了几天,新书记专门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里说:‘老东,你在挨整的情况下,大家对你的反映都很好,这就很不容易。希望你思想上不要背什么包袱。你的问题是说不清楚的理由造成的,你原是厅管干部,你的问题是厅党组定的。如果你是我们所管的干部,我就为你平反了。’我非常感激他这样的表态。”
朱士林不理解地说:“你一个七品芝麻官,就算是你任用了两三个八派的人,能算得上是帮派势力的复辟吗?我在有关的文章中读到,1981年5月,陈云在讲到提拔培养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时就提到:‘文革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1982年9月22,陈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对派性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确实认为不能提到领导岗位,当然指重要岗位。这个意见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陈云还说:‘十年内乱沾边的人很多。当时大家不能不表态……对沾边的人,党必须根据那时环境,理解他们,采取争取政策。但对陷得很深的人,我们必须记录在案。不能‘俱往矣’。我们不是换了几个省市委第一把手和若干在职干部吗?’陈云指的是高级领导岗位、重要岗位。还举了具体的例子,是省市第一把手。他说的‘沾边的人’也是指高级领导干部,‘当时大家不能不表态’。你一个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离省市一把手差着一大截。况且你是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中期,根据党的‘要把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政策,通过民意测验才任命的,算不上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你怎么不说,我们对江青早有议论。”
东方泥说:“我向你说的那四个人,是没有原则的,他们两面三刀、见风驶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个时候江青很红,他可以为保卫江青,揭发我议论江青,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监狱;这个时候江青是反革命,云南只有一派(八派)属于帮派体系,他可以把我打成以江青为首的帮派体系的人,投进监狱。”
朱士林说:“云南怎么能把一派打成帮派体系呢?1982年10月,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陈云在会上发言中再次谈到‘三种人’的问题。他说:‘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蔽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文革’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如果各个省的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对立派打成帮派体系,甚至还有人认为‘华国锋是造反起家的’,那么,照此办理,全国上面党的总书记是造反起家,下面各地凡对立派的都是帮派体系。这是在夯实‘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是在帮倒忙。”
东方泥说:“陈云的这个讲话说准了云南的问题。我的问题还在于这个姓狐的不善罢甘休。我参加国际竹类信息研讨会,论文得到肯定,我被列入竹类信息的特殊人才输入互联网。回到所里以后,所里的同志说,老东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努力工作,勤于钻研,作出了成绩,年终评为优秀党员时,党总支评了我和江浪(江浪解放前是在昆明搞学生运动地下党员,那个时候西南联大在昆明,学生的民主运动是出了名的。江浪收集全了当时搞学生运动时唱的歌曲,出版了三本歌曲的集子)但是,狐光正在向厅里上报的时候,私自把江浪和我换掉,报了一个不是党支部选出来的党员。他独断专行,根本不把党组织放在眼里。还有一次,××区派出所突然通知我送一张照片去,我送去时问接待我的那位中年男同志:“怎么突然要我的照片,我过去办户口从来不要照片,是不是以后都要照片,我家里的几个人是否也要照片?他含糊其词,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问我的户口是从哪里转来的?我说是从北京转来的。他只是说要户主的,不要其他人的,我们要输入电脑,便于管理。这时从电脑室出来一位女青年。后来,我问其他户主是否向他们要了照片,都说没有。两天以后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女声:“我是××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最近有些人因要求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到省委静坐。你是否因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受到处分,而参加过到省委的靜坐?‘我说:‘没有’。我静候他的下文,她挂了电话没有再多说。我心里就很纳闷,派出所怎么知道我因‘文革中的错误
’受到处分的?有一天,我去看望力志窅(他曾是218号信箱一把手,后调到省农委,基本上靠边站了),闲聊之中,力志窅说:‘最近听说有人到省委静坐,而且说你也去了。’我说︰‘我没有去啊!’。我这才想起来,××派出派向我要照片的事。肯定是有便衣对靜坐的人照了相,要核实是哪些人参加。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狐光正的儿子就在某派出所工作。可能狐光正看到了对静坐人群的照片,认为有人像你,或者就指定一个人像你,就将此照片交到厅里,这正中厅里某人的下怀,就将这张照片交到派出所把你纳入视线。而派出所要与真人对上号,这才叫我交一张照片去。一则好对照,二则看看我的真面目。一看都很难对上号,怎么办?那位派出所的女青年是新人新思想,不搞过去那一套,直接打电话问我是否参加了靜坐,我说‘没有’,以后再没有过问这件事。说明她是相信我的,毕竟我还是共产党员嘛!我响应党的号召一心一意搞建设,姓狐的这几个人尽在背后搞阴谋诡计,要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
朱士林说:“‘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且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到省委门口去静坐提出要求不违法,而且说明省委解决问题不及时;另外,静坐的人是公开的,只要接待人及时,姓什名谁,那个单位的,要求解决什么问题,都会问得一清二楚,都会记录得明明白白,何必搞得那么神神秘秘。派出所那位女青年的做法是对的。
“老东,走吧!跟我一道去完成竹类信息的调研工作吧!暂时离开这个地方,也许对你有好处。毛主席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世界很大,值得我们去认识、研究的事多着哩!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斩不断,理还乱’的事情上。有诗云: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莫将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二)走进芬兰
他俩首先在云南作了调查,然后由部外事处出正式发函,聘请东方泥承担竹类的调研课题。
第一站选在芬兰。他们乘中国的民航飞机到莫斯科,然后转乘苏联的民航飞机到达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芬兰的国土面积为三十三万七千平方公里,人口四百八十万。芬兰位于北欧,约三分之一的国土进入了北极圈,其最南端约为北纬60度,我国东北边境重镇满州里还不到50度。她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国度。
从机场经市区到住地,给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公路两旁是密密的枞林和松林,路面相当好,车速极快,虽然是大白天,来往车辆都开着灯。一路上车多行人少,没有听见车按喇叭的声音。市内房舍不很高,街道也不太宽,但保持得很干净整齐,其中有不少浅色的花岗石建筑,线条简洁典雅。感到这是个安靜美丽的北方城市。
他们到芬兰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竹类的用途、中国竹类的文化。了解芬兰的历史、文化、群众的习惯和审美观点、对竹类产品的需求,开拓国际的竹类市场。
宣传效果很好,对他们带去的样品很感兴趣,相信竹类产品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过去他们对芬兰了解很少,这次有了点观感,朱士林写了一篇散文——芬兰纪事,在他自己组建的网站上发表了。这也是一种交流,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摘要如下:
首都赫尔辛基的中心广场名叫塞内特广场,所谓塞内特,意为议会,就是议会广场。面积不大,东西长约一百余米,南北宽五十余米,这实际上是个小山坡,由北向南倾斜,与欧洲各国的广场一样,用石块铺面。正北面地势最高,矗立着白色的新教教堂,五个浅蓝色略略泛绿的圆拱顶。衬着明净的蓝天,更显得高不可攀。东面曾是芬兰议会大厦,现在是内阁会议厅。西面是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南面是市政厅。赫尔辛基大学的雷科拉教授在给我们介绍这个广场时说,这样的布局说明宗教、政权和学术在芬兰社会中的地位。的确,后来听说,芬兰全国公认的第一号人物是共和国总统,第二号便是赫大校长。
从广场向南穿过一个街区,便来到热闹的大街。街不长,三百多米,路南便是面向芬兰湾的码头,人来人往,煞是繁忙。路北是几座三四层的大楼房,一律浅色调,乳白、粉红、嫩绿,配得相当悦目。这楼群中最东面的一座是总统府,走近细看,是极普通的三层楼,东面和南面临街、前庭不过几米深,庭前的人行道可自由通行。如有人要破坏,从路边仍个手榴弹就能投进窗口,炸掉一大片。更有甚者,有一本小册子,上面登了一幅航空照片,把总统府周围的街道地形,以及府内的天井等都暴露得一览无遗。有一年全国大选,新当选的总统站在国会大厦台阶上接受选民祝贺,人们在马路上排起长队,等着上前握手。谁都可以排到队伍里去,没有限制,警卫人员背着手在一旁观看,一点也没有严肃紧张的气氛。这么多年来没有听说他们总统遭谋害的事。
赫尔辛基的人口约五十万,城市不大,一般说来,其建筑物也都不求大,但都有很好的设计,外形有点像一架钢琴。内有一个能容纳1,700人的音乐厅、350人的室内音乐厅、1,300人的会议厅和300人的宴会厅。这座建筑与其近旁的平顶的国会大厦,尖顶的国家博物馆相配合,构成一组多姿多彩的建筑群,形成了一段十分壮丽的城市风景线。市中心有座教堂,是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通过低矮的入口处,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周围的墙全是原始的岩石,上部则是用大石块垒砌,屋顶是个大圆铜穹,用肋拱支撑,肋上覆有玻璃钢。全部重力都压在四周的墙上。岩石的凹凸不平,粗糙浑厚,与肋拱的整齐划一,玻璃钢的晶莹剔透,铜穹的光滑规范,形成强烈反差,令人耳目一新。厅内没有立柱,更显得视野开阔,光照良好。这个可供630人作弥撒的处所,平时也用来举行音乐会,是观光必到之地。这种一方面尽量采取现代工程技术,一方面又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原始材料的做法,反映出芬兰建筑师们的独创性。
芬兰的人均产值相当高,经常保持在世界前十五名之内,有的年份进入前十名。另一方面,芬兰又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5人,明显低于全世界平均密度25人。在芬兰旅行,常看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完好无损的自然风貌并存。有一次,到中部的于伐斯居拉市
,住在豪华的拉雅沃里饭店。房内一片寂静,临窗外眺,月光下粼粼的湖水像是从脚下往前延伸,泛出微光。湖对岸是密密的大森林,放眼望去,水上没有船,陆上没有路,没有灯光,没有房舍。略显单调的北国风光,透露出粗广的美,蕴藏着原始的力。在这拥有五万多湖泊和无数岛屿,森林覆盖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国度,野生动物极多,虽非八节名花不断,却是四时翠鸟常鸣。人在露天进食,鸥鸟空中盘旋,伺机下来啄粒;在草地上剥花生,松鼠会明目张胆地来抡食。从赫尔辛基西行,经过一片开阔的水面,小岛星罗棋布,个个郁郁葱葱,岸边芦草清风下,水面微波斜阳里,置身遥远的异国,面对陌生的景物,却又似曾相识。竟想起昆明大观楼前的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顺便说一句,现在的大观楼前,已失茫茫。那如诗似画的美景,成为历史的陈迹。(当年云南省的一把手用浩大的工程搞挖山围湖造田,把伸进滇池的一条秀丽的海埂至大观楼前的水域填平造田。当时就有人反对这样搞,这位一把手将这种意见当作路线斗争,谁还敢再说话。结果挖出来填湖的都是山石,庄稼长不出来,多功能的滇池被破坏了。——东方泥注)
芬兰人有一种喜欢古朴生活作风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家具设计方面,以线条简洁明快,保持木材的自然色调和纹理取胜。有一次,到芬兰人家作客,房舍装饰得十分别致。护墙板全是木材本色,板上的褐色节疤排成一排。门上的把手既不是金属的,也不是玻璃钢的,而是一段去皮的,没有进一步加工的树枝叉,显出朴素的自然情趣。我们收到一份请帖,上面专门注明某晚用烛光照明。在桑纳浴室的外休息室,往往也点蜡烛。地板、长条桌、长桌也都不上漆,粗犷浑厚。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
在国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的划分,是经常变化的。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也经常在辩论中。
到了芬兰,才知道社会主义像个不受专利保护的名牌商标,谁都能用。与芬兰人聊天,谈到社会主义,对方说,你们中国和苏联是共产主义,瑞典和美国是资本主义,只有我们芬兰才是社会主义。真是闻所未闻。对方进一步解释说,芬兰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芬兰,全部实行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不但学杂费全免,而且还给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对失业者实行全面救济(不客气地说,每月的救济金比中国的外交官的工资还多);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贫富差距较小;各地区的发展比较平衡;城乡差别很小等等。的确,这个国家有些方面是做得不错。有一次,赴中部和北部考察,到一所中等林校过夜,汽车驶离高速公路后,在密林里转了很久,才到达校区,印象里是个很荒凉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主人安排我们到学生食堂与学生一起吃早饭。供应的食品是各种面包和奶制品、各种火腿、香肠、培根肉、水果,饮料有咖啡、红茶、牛奶、果汁等。其品种和质量与我们在赫尔辛基高级饭店吃的完全相同。我想,要使我国外省一个中专学生食堂的伙食与北京国际饭店的对外餐厅一样,恐怕做不到吧!另外,我们访问过几个渔民和农民的家,设备齐全不必说,印象最深的是家家都有藏书,一个农民的起居室里,整整一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满了书。我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号称是专跟书本打交道的人,而且在同志中间还算是比较喜欢买书的,可我的书还不过他的一半。惭愧!看来,这三大差别决不是我们宣布加以消灭就能消失的,而是要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自行消失的。
芬兰与其他北欧国家关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有一次碰到几个瑞典人,谈起社会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等问题,瑞典人说:“瑞典与芬兰都是社会主义,中国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不过,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斗争,要消灭地主和资产阶级,你们把他们彻底消灭了。我们瑞典人讲阶级调和,阶级合作,要消灭贫困,消灭无产阶级,我们现在确实再也没有无产阶级了。”
我当然要阐述在国内学习过的观点,可是洋人们似乎不大信服。真是,中国秀才遇见外国宾,有理讲不清。
在芬兰作了竹子的调研之后,又转入东欧、西欧的几个国家作了了解和调查。获得箱满包胀的资料之后,情丰意足地回到北京。两个人奋力拼搏,终于出了一本书。
朱士林自嘲地说:“一生只写了半本书,不会有人说我‘一本书主义’了吧!”
东方泥说:“现在不会了,邓小平说:‘在实验室七天七夜不出来也不能说是走白专道路’。”
朱士林说:“可惜我们已日落西山了。”
江浪知道东方泥从国外回来,特找到他说:“老东,力志窅离休了,一个人在家。他老伴有一帮朋友,经常约着玩或打麻将,他和那帮妇女也弄不到一起,子女也各有工作和家庭、孩子,只是休息日、节假日才回来。家里有一个保姆,只负责做家务事。他现在眼睛不好;耳朵背,也不能整天看书看电视。觉得十分无聊,难得打发日子。过去他的工作很忙,门庭若市,找他的人多啊!现在门可罗雀。经常打电话来叫我去聊天,并让我多约几个人去。我现在来约你,你才从国外回来,走,到他那里去聊聊你的见闻。”
东方泥说:“好,他在部队时是少有的知识分子,写得一手好字,常写点古诗词以抒怀,解放后又专门从事理论工作。调来218号信箱以后,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跟我们很谈得来。”
去到他家以后,力老当十分高兴,神清气爽地大声说:“啊哈,你这些时,到哪里去了啊!简直见不到你的影子,你今天算是稀客了。”
东方泥抱歉地说:“这些时承担部里下达的一个调研课题,出国去了,十分对不起,没有时间来看望你。”
力老当说:“啊!那好呀!过去我舍不得放你走,现在你可以远走高飞了!”
东方泥说:“我理解你的好意,现在也不是远走高飞,只是放飞一下子。”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力老当说:“都到了那些地方,说说,让我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听听。”
江浪说:“我们就是来找你闲聊的。”
正谈着,他家的保姆来客厅,东方泥忙向她说:“今天中午不要准备我们三个人的饭,我们约好,等会儿上馆子吃。”
力老当说︰“什么约好,没有嘛!在我这里吃一顿饭,又不收你们的粮票。”
大家笑了起来,江浪说:“是我与老东约好的,我们俩来了,和你聊一阵就到外面吃点小吃,方便得很,省得你们麻烦。这样我们好经常来嘛!”
力老当说︰“只要你们不怕别人说你们贿赂我。”
江浪说:“上馆子甩碗米线算什么啊!现在贪污十万元的都立不了案……”
力老当问:“为什么?”
江浪答:“数额太少了嘛!打‘老虎’还忙不过来哩!先打‘老虎’后拍‘苍蝇’。再说,现在谁来贿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才来找你聊天的。”
力老当严肃地说:“我不当官时来看我的才是真朋友。好,好,老东!聊聊你的见闻吧!”
老东主要谈了些芬兰的见闻,力老当、江浪都听得很认真。
力老当疑惑地问道:“以前没有听说芬兰、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嘛!过去我们对北欧几国的确不太了解。”
江浪说:“因为他们不在多事之秋的西欧和中东,见不着有关他们的报道。”
东方泥说:“他们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走的道路与我们有些不同。”
江浪说:“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来不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承认她是社会主义国家。”
东方泥说:“北欧有的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执政,这就涉及到第二国际时期的事了。”
力老当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东方泥继续说:“第二国际是继第一国际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组织,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逐渐分成三派︰一是以德国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是伯恩斯坦,是右派;以考茨基为首的是‘中派’。当年有文章说伯恩斯坦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主要观点是‘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议会道路’,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团结了各国左派,与修正主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看来,对社会民主党是列宁定的性。学过马列主义的人,都知道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租。近年又有文章称,伯恩斯坦‘主张渐近改良,告别暴力革命’,而且伯恩斯坦说这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
力老当问:“恩格斯有过这样的主张吗?”
江浪说:“五十年初我听说过恩格斯晚年有过放弃暴力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贯彻苏联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嘛!谁敢说走议会道路。”
力老当说:“这么说,难道我们批伯恩斯坦批错了?”
东方泥说:“‘修正’(Revision)一词,德文原为‘修订’、‘校正’。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改和修订,故称修正主义,亦称伯恩斯坦主义。在哲学上宣扬‘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用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说(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人们对其效用的主观评价决定)纠正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说。把剩余价值的各种形态说成是利息,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提出‘时差利息论’。根据有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到,还批了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反对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批判他提出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公式’。不能说批伯恩斯坦批错了。”
(四)马克思主义的渐进不是修正主义
东方泥说:“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并且指出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物质得到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各国无产阶级可以共同夺取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于1915年8月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第一次得出重要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由于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9月下旬制定了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并亲自领导起义。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胜利。这岂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渐进吗?
“列宁走的是在城市进行武装起义而夺取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就按列宁的办法,搞城市武装起义,结果接连失败,使红军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不得不找敌人的薄弱环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取得了胜利。这岂不是对列宁主义的渐进吗?
“按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物质前提,一旦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然而我们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依然存在,商品、价格、市场、利润仍在起作用,这也是在渐进。我用‘渐进’二字说明发生的变化,有别于伯恩斯坦的‘修正’。”
力老当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江浪说:“形势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应该审时度势,不能死抠住马克思的某一句话不能动,否则就是教条主义了。江译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我的理解是,马克思理论也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就是消灭剥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只要不违背这个主旨,在方法上的不同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把资本主义的问题研究透了,指出了克服这些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至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指出了一个原则的方向,并没有规定一个固定的模式。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虽实行集体或国有制,但其制度也不尽相同,如苏联是集体农庄,中国是人民公社。可以说都在探索中,正如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
力老当说:“看来,说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为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根据时代的变化也是可以而且应该发展的。过去我们抠得太死,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滞后了。”
东方泥说:“社会民主党是工人政党,它是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欧美建立起来的。虽然伯恩斯坦曾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但伯恩斯坦离世以后,欧美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消亡,其领军人物也不一定都按伯恩斯坦的论点办。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讲自由竞争,这对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国家走议会道路,搞多党制,搞竞选。既然允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又可以参加竞选,那就不一定非得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马克思、列宁曾设想无产阶级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排除和平过渡的可能。某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走和平竞选的道路取得政权。取得政权以后,实施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医保作为社会福利向全民提供;通过高税收方式筹资;对失业者实行全面救济等,三大差别逐步缩小。”
力老当说:“走什么道路取得政权,要根据形势而定。中国的暴力革命是形势逼出来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曾经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合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习称‘大革命’)时期,通过北伐推翻了军阀统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武装都得到较大发展。但是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叛变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幼稚,又处在第一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行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对工农群众运动进行压制和阻挠,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交出了工农武装。1927年4月12日至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一万多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十年内战’。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会后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在这期间,党创立了不少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始终不忘消灭共产党,集中他的主要军队对共产党进行‘围剿’,从1930年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1932年又粉碎了第四次‘围剿’。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由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这时,‘左倾’冒险主义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继续遭受损失。30余万的红军部队到了陕北,只剩下3万余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1月10日,各党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决议。蒋介石妄称中国只能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悍然撕毀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国统区执行‘清扫’政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并于1946年6月底、7月初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1946丰7月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八百零七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嗯……”力老当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武装夺取政权谈何容易。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慷慨悲歌之士血染沙场啊!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蒋介石不撕毁政协决议,恢复曾经有过的两次合作,双方会少死几百万的人!走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何乐而不为。为什么现在一些大国的共产党没有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
东方泥领悟到力老当此问的深层次的用意,用研讨性的口吻说道:“我想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用和平的方式要有天适、地利、人和的条件;其次是路线、方针、政策是否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第三、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有个好的样板;第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政策,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元素,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我们这次主要是搞竹子课题的调研,这是专业性的、技术性的工作。而一个国家的政体、走什么道路最好,这可是个大问题。我们没有这个水平去研究,我们只看到一些现象。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主义的多党制、竞选等有利条件,走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以后,不可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股脑儿地全部废除。但在这个框驾内实行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某些固有的矛盾,逐渐缩小三大差别。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改革……”
江浪说︰“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都脱胎于旧的社会形态。毛主席说过,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立也就在其中了。改革就是破。”
东方泥说:“我们在罗马尼亚搞竹类的市场调研时,接触到罗马尼亚人,他们表示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一提到罗马尼亚就涉及到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那话题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讲不完。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东方泥领他们到附近圆通街的一家四川馆子吃四川小吃的套餐,有龙抄手、赖汤圆、担担面、麻婆豆腐、钟水饺、珍珠圆子、夫妻肺片、韩包子等等,一共有十种,每种一小碗,或者两个。原来还担心力老当吃不完,但他吃得津津有味,还称赞说:“这个办法好,你到成都去吃,一顿还吃不到这么多品种。多元化好,有各种味道让人品尝,有比较,各有优点,百家争鸣,不至于一个品种欺行霸市,但得有一个宗旨,要有利于健康,不要吃得拉肚子;社会也在向多元化发展,也得有一个宗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理论上说得再好,广大群众得不到实惠,也是行不通的。”
江浪说:“仅社会主义就有多种︰封建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其优劣会由历史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东方泥说:“是否修正主义要看它的实质,根据时代的需要,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的渐进、发展、创新不能说是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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