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时间长了，对人际之间的界限，本猫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和美国相比，中国是一个重亲情重关系的社会，但是缺乏人际之间的界限感。这种高度重视人际联系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相互关照。另一方面，由于人际之间界限的模糊感，也容易导致个人主体性的缺失。
记得小时候在上海，邻里之间每家的门都是开着的，小孩子和大人都可以随时进入邻居家串门。每家事无巨细，信息都是邻居共享的。如果有人习惯于关着家门，一定会遭到邻里们（主要是大妈们）的非议。因为，面对关着的别人家门，就不能像走进自家门一样心无界蒂。这个边界感会令原本互相非常熟悉邻居们很不舒服，“是不是这家发生了什么大事”？大家会互相询问。当然，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时期，因为阶级斗争的观念要天天讲，使得这个习惯有点变化。那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家门基本都是关着的，因为没有人会去那里串门的。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对个人隐私的日益尊重，中国人在个人空间或家庭空间上的界限感已经大大增强了。但是对于心理层面上的个人空间和家庭空间，中国人的人际之间的界限感依然是非常模糊的，而正是因为这种界限的模糊感，引发了人际关系中太多的痛苦和无奈。
事实上，这种人际之间界限模糊的意识是从儿时的教育就开始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自己跌倒以后，本应该是自己爬起来的，那是他自己的事，可是中国父母却看着心痛，会立刻跑过去扶起。其实，善良的中国父母已经侵入了孩子的界限，孩子的界限感在父母的这般疼爱中开始一步步缺失。满屋追着小儿喂饭的场景，也是中国家长常常有的举动。小孩子吃饭原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想吃饭那就是不饿。现在却变成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自己不想吃，那就大人喂着吃，可以一边玩一边吃，但不能不吃。
等孩子慢慢长大，有能力独自上学了。但因为人际界限模糊，他们仍然认为那是父母的事。于是父母背着孩子的书包，早送晚接，风尘仆仆。再过几年，孩子慢慢成年了，独立意识开始强化。但很遗憾，他们和父母之间的界限并没有被完全地建立。当一个人缺乏人际关系的界限感，常常会把自己的事托附他人，邀请他人跨入自己的界限，也会常常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强行跨入他人的界限。
有一个在现实中很容易观察到的悖论。孩子一边大声宣告“上什么学校是自己的事”，“和谁谈恋爱是自己的事”，“嫁给谁，娶谁都是自己的事”，一边又把为自己找工作，买自己住的房子看成是父母的事。正是在这种模糊的界限中，父母就仍然会认为“你的高考志愿是我的事”，“你的恋爱婚姻是我的事”，于是父母和孩子的交流开始出现冲突，家庭关系开始出现矛盾和痛苦。
孩子带着模糊的人际界限感，开始与恋人互动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没有确立合理人际界限，就难以为自己的情感和隐私生活设置底线，难以保护情感和隐私。恋爱关系应该是两个独立个体的互相尊重与支持，但若人际界限感缺失，关系往往会失去平等，容易滑向单方的利用和索取，损害双方的平等尊重。
当从学校毕业，走向工作岗位，孩子带着模糊的人际界限感，开始与同事互动。因为缺乏人际界限意识，就可能难以合理拒绝一些超出工作职责范围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会严重占用个人时间和精力。人际边界不清晰的人，通常在工作和生活作息安排上容易被他人所干扰，较难对自己的时间做合理分配和管控。结果就是本不应该自己承担的，却不会说“不”，本应该自己承担的，却又常常把责任推给他人。
不仅如此，当孩子有了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于是他或她带着模糊的界限感，又开始与自己的孩子互动。如此继续，会造成很多代际传承模式，造成家庭悲剧的轮回，亲子关系成为一种痛苦的纠缠。
要解决这种痛苦的纠缠，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确我们自己的界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只有三种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自己的事，只能自己做，不要也无法依靠他人。别人的事，只可以尊重和接受，不要强加干涉，也不应该干涉。老天的事，那就是命定的，不是靠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的，只能顺应命运好自为之。比如，天下雨就要打伞出去；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就得学会简朴生活。
所以，我们应该摒弃人际关系界线的模糊感，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别人的事。守住自己界限的同时，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当每个人的界限感清晰起来的时候，相处起来会省力很多。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有体会，人际关系处理起来非常简单，很大的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界限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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