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四人帮“罪恶”的民族政策
文革四人帮居然有这样一些“罪恶”的民族政策，请朋友们看看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罪恶”，再思考下，随后所谓的“拨乱反正”，在族群政策上，到底是反正，还是反动。
http://womenjia.org/z/201503/116.html
引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践踏党的民族纲领政策，把50年代后期在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在民族工作中践踏党的民族纲领政策，执行错误的民族纲领政策。
1、否定民族工作，撤销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林彪、“四人帮”一伙打着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幌子，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成就，诬蔑民族工作部门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纷纷被撤销。
2、鼓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推向极端，认定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鼓吹少数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问题。把阶级斗争当作处理各种民族问题的唯一标准，阶级斗争方式也成为解决民族矛盾的唯一方式，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
3、否认民族特点、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的存在。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一些少数民族是所谓的“黑线”制造的“假民族”，讲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就是制造民族矛盾，就是搞民族特殊，就是反对民族融合。无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民族
4、践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侵犯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诬蔑民族区域自治是“搞分裂”、“搞独立王国”。在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支配下，有些民族自治地方竟然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撤消，有的被肢解，有的被代管。1967年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被普遍夺权。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在各民族自治地方搞夺权，撤消自治机关，使绝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陷于瘫痪，根本无法行使自治权利。1975年宪法中删去了自治权的具体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失去了实际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5、破坏民族干部政策，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林彪“四人帮”污蔑各级民族干部执行了所谓“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投降主义”，并以此为罪名，打击迫害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制造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错案。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所谓“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所谓“判国暴乱案”等，致使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有不少人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致残。这一时期，还撤消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院校和训练班，使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中断。
6、践踏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宗教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宗教工作取得的成绩。各级宗教工作部门几乎全部被撤消，各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被迫停止。多数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设施被毁坏、拆除、关闭或改作它用，大批宗教经书、法器和宗教用品被焚毁，一些宗教界人士有的被批斗、批判，有的被强迫劳动改造，有的被判刑监禁，有的被迫害致死。
7、破坏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文学几乎被否定。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林彪、“四人帮”胡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民族学校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粗暴地取消了民族教育的一系列特殊措施，很多少数民族大、中、小学校被迫停办。胡说少数民族语言“无用、落后”，公然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推行工作被取消。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出版机构被撤消，民族语文机构被撤消，民族文字报刊被停办，许多民族文献资料、文物、古籍被当作“四旧”烧毁，民族语文专业人员被迫改行。文艺界一些知名的少数民族学者、艺术家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民族文化教育的一次大倒退时期。
8、破坏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把各少数民族正当的风俗习惯视为陈规陋习和“四旧”、“迷信活动”，侵犯和干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准少数民族过传统民族节日；不准数民族穿戴民族服饰和首饰，强迫群众改装；把少数民族歌舞说成是“异国情调”，不准跳民族舞蹈，把少数民族生活方式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阶级斗争新动向”，予以压制。“文化大革命” 时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
上文资料出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政策——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01），作者乌小花，为蒙古族，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教科部讲师。
附录1：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庄子大队革委会的证明材料
这是来自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庄子大队革委会的证明材料，也许能使读者看出些名堂，引证如下：我县在1966年四清运动后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清邪扫教当中，某些工作因受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影响确实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对党的民族政策没有体现出来，对于上级对回民的照顾没有落实，出现了扒坟养猪问题。我们回族群众是不反对平坟种地，养猪积肥。但当时实际情况是在群众中行不通的。如扒坟问题，并不是为了平坟种地，而是扒了坟用砖做猪圈用。但又不光扒地富的坟，连贫下中农、烈军属的也扒。如双烈刘树林和其子刘长胜及其父亲的坟也都给扒了。并且，在扒刘树林的父亲的坟时，有一个汉民陈某某用铁锨铲过坟内骨体和头部。刘树林之子刘秀生听到后是很不满意的。其实不仅这一件，因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再就是养猪问题，当时并不是本着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依靠党的政策办事，而是以“养不养猪就是革命不革命”的口号来强迫不习惯养猪的回族贫下中农养猪。当时，我大队回族群众基本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都养了猪。由于不习惯养猪和内心不满意，所以都没养活，使广大群众从经济上受到了损失，精神上受到了挫折。以上情况在我们附近几个村子如肖庄子、牛进庄、东赵河、何吕店等大队（回民村子），在清邪扫教当中，以种种借口变相强调回族社员吃猪肉。当时当地群众对这些情况是非常不满的。当然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大团结，民族有改革的自由，宣传无神论，有些迷信的东西，各民族都基本消灭，我们回民在党的领导下，唯心的东西也基本去消，跟随党的政策逐步改革。
但是，由于一些在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还没有彻底去掉，当时的所有情况在我地回民群众中是接受不了的，一些老人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是受到影响的。所以，由肖庄子大队串联的学生在天津引来天津、鞍山回民支队，他们来后宣传了宪法、党的政策，摆事实讲道理，于我地区回族群众共同向领导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当时，所提的意见都是符合宪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没有发生武斗现象，以上所说的武斗都是极左派在群众中伪造的。
我县在69年9月17号召开给“回民支队平反大会”，大会宣读中央通知，承认回民支队是群众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因为参加回民支队开除党、团籍的和撤销职位的一律平反。
我们认为天津、鞍山参加回民支队的同志在孟村的活动不能认为错误，即使有错误应源于我们三个大队的，所以，我们要求天津、鞍山的各级领导对于因参加回民支队来孟村受到影响的同志应给予解决。
辛庄子大队革委会
辛庄子落实政策小组
附录2：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消灭伊斯兰教！”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
可幸的是，宁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红军征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着“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 “四旧”。..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灭回运动这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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