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挪用空军军费，放在外国银行生利息」有没有相关文献记载，或其他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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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OM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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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把钱存银行不买飞机”之说的源头，是杨延年1964年所撰写的“文史资料”。

杨的原文较长，照录于下：

“宋美齡上任（航空委員會祕書長）不久，忽然想到，飛機我們既不能自造，全靠的外國購買，價格又非常之貴。而世界飛機制造業發展迅速，飛機性能日新月異，一種新飛機出世，最多保持兩三年，便為另一種更新式的所取代。這樣，我們就買不勝買，徒然花了很多的錢。因此，她想出一個辦法，把空軍經費儲蓄起來，暫時停止購買飛機，只要現有的飛機能維持經常訓練就行。到必要時，只要有錢，何愁買不到飛機呢。祕書長把這個意見吿訴了（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周至柔立即下令給經理處，由經理處執行，將空軍經費全數存在香港外國銀行裏。祕書長宋美齡和周至柔的談話這一節，是周至柔在空軍的一次例行會議上對大家説出的。這一件事，在空軍內部是公開的祕密，凡在航空委員會辦公的官員無不知之。事實上，由於宋美齡的這個決定，在抗日戰爭前兩年，空軍已經停止了新機補充。”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了一個最高軍事會議，空軍由周至柔出席。據隨周至柔赴廬的參謀處科長羅機事後透露消息，會議進行的第二天，蔣介石問周至柔，空軍可以參戰的飛機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預先繪的空軍實力位置圖表送到蔣面前。蔣介石拿起來一看，顏色頓變，把圖表往桌上一擲，一語不發。周至柔立於其旁，戰戰兢兢。白崇禧、馮玉祥相繼離座，拿起圖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聲，亦不發一語。整個會場一時陷於沉默之中。良久，蔣介石厲聲問周至柔：‘怎麼只有這幾架飛機？你把空軍經費搞到哪裏去了？’周至柔這才期期艾艾地把祕書長的見解和辦法説了一遍。蔣介石聽了，沒有再説什麼，參與會議的人也沒有插話。最後，蔣用手一拍桌子，説：‘沒有空軍，也要抗戰的。’會議開完，周至柔回到南京，參謀處科長羅機傳出這個消息。”

-------------- 杨延年，《旧中国空军20年见闻回忆录》，收录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15 军事机构上》。

坊间大多数各种说法，均由杨延年所撰写的这段资料而来。是不是演绎，我就不太清楚了。

继续说

这个杨延年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空军教导总队办公厅书记。

首先这是一个远离决策核心的文职工作。

他留在“文史资料”中的前述内容，大多数本身就有很多硬伤。

比如，蒋介石确于1937年5月底上庐山，主持暑期军官训练团及“国事共同谈话会”，至7月20日傍晚才返回南京。但在此期间，蒋并没有召开过“最高军事会议”。直到8月7日，蒋才在南京约集各派系军政领袖（包括白崇禧、冯玉祥等在内），针对七七事变召开首次“最高军事会议”（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对日抗战。

----出自台湾地区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五册，2015，第304-370页。

再如，据陈纳德披露，1937年7月份时，他与宋美龄一道上庐山，向蒋介石汇报了中国空军实际战斗力的真相。8月份“最高军事会议”召开时，蒋早已了解空军实情。

-------出自《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第51-52页。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7月份的庐山，还是在8月份的南京，蒋介石和周至柔，都不可能出现杨延年所说的那种戏剧性的对话。

不过，杨延年的“道听途说”，也并非毫无根据。

首先，自1936年初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祕书长，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民政府的空军购机量确实不大。

但是不大，不代表没有。

比如：

1937年，有30架V-11陆续交货，3架马丁M-139WC轰炸机和35架（数目存疑，但应该不少于30架）英国斗牛士战斗机抵达中国。

1938年，还有数目不详（抱歉，我没查到资料）的霍克75战斗机抵达广州。

这些轰炸机就是马丁B-10轰炸机的外销版。
这几架轰炸机一共分三次抵达：
分别是1937年2月，5月和1938年8月。

再来看，这是另外一个答主的图片，我引用了一下，他在回答里问了，这其中的接近4000万法币的采购费哪去了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上面的货币单位是法币！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大致的汇率。

1936年，由于英国强制规定：

1镑=10帝国马克=4美元

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一行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

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从中国收购白银5000万盎司；法币和美元挂钩，

100法币=30美元

接着来看当时飞机的大致售价。

在1935年上半年，泰国以63,900泰铢/架的价格购买了24架霍克III型战斗机。

1架霍克III型战斗机=63,900泰铢

1 镑=11泰铢

这样看，当时美国卖给泰国的飞机售价大概为23240美金一架

换算成法币大概为77467法币一架

1936年，国民政府敲定了采购102架霍克III型战斗机的计划。

总预算换算过来的话就是791634法币。

以上还只是我大致换算，不包括零部件、弹药等。。接近800万法币。

算上其他这一项估计就要接近四分之一。

前提还是保证法币对美金的汇率。

（我的初步换算，不代表真实性）

我们再来看看军费的问题。

以1935年为例，当年南京方面的军费预算为2亿9301万4600元法币。这笔钱首先要用以维持军队的日常开销。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氏嫡系军队的陆军部队，共计有37个步兵师，1个教导总队，1个步兵旅，骑兵第7师及几个独立炮兵团、工兵团等，约40多万人。这些部队供给充足，每个师每月的薪饷、伙食补贴、办公费、训练费用共计25万元法币。1个师1年约需300万元法币的维持费。仅这40多万人，加上5-6万的机关院校人员，每年的维持费就需1.2-1.4亿元法币。

除去嫡系，朱培德部2个师、孙连仲部4个师、原谭延恺部2个师，原五省联军被收编而成的4个师，因为依附于蒋军嫡系，所以每个师每月可得到16-18万元法币的政府拨款。虽然时有拖欠，但1年下来，大体上还需消耗220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费。

阎锡山部12个师，宋哲元部4个师，韩复榘部5个师，何健部6-7个师，杨虎城部3个师，东北军15-16个师，南京每月要给每个师2-10万元法币的补助，余下不足部分要靠这些部队自筹。即便如此，一年下来，南京也需给予这些地方派系军队至少3000万元法币的军费。

此外，没有地盘或收入很少的15-16个师的地方军阀部队，南京给予每师每月10-15万元军饷，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两个月，拖欠的最后基本赖账。算下来，每年至少也需拨款1500万-2300万元法币。

对一些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管理的地方军阀部队，南京每月只给每师发饷5-6万元法币。虽然南京经常用停发军饷的办法来迫其就范，但每年也得花费数百万元。

扯远了。。。。

继续正题：

杨延年在回忆录里还说：“捐款可買1300架，實際卻只有200-300架”

2000年出版的《中国空军抗战史》记载，1936年蒋用五十大寿的名义号召全国捐款买飞机，但捐款所得的数字约为1335万法币，据当时记载，当时的战机十来万一架，所以只能买114架。

而杨延年所说的“靠民众捐款可买1300多架战斗机”这说法更近乎天方夜谭，要知道1937年日本海陆军共拥有的战机规模也不过是二千余架，如果同期的中国可以靠国民捐款就能买1300多架，那也太不把列强争霸当回事了。

最后还有一个，是1933年南京政府出台的《空军建设计划及防日计划》，明确规定到1937年空军要达到的规模目标是：

建设空军27个中队，常备作战飞机375架，加教练机，救护机117架，共432架。

从实际情况来看，1937年实有作战飞机314架，勉强达到了预定目标的80%，对蒋介石来说，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原来以为会有1300架”的幻想。

还有种说法：

“宋美龄与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合作时，有人对她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战争爆发时再买。”宋美龄认为有道理，就将这些“捐款”的大头，存到纽约中国银行的账户上。”

先看下图：

可以看到的是

诺斯罗普2EC轰炸机（美）：1935年引进生产

马丁-139MC型轰炸机（美） 1933年美国陆军订购，1936年引入

萨伏亚-马切蒂S.72（意） 1934年生产

道格拉斯O-2MC1轰炸机(美）1930年生产

波音281战斗机（美）：1934年生产

霍克2型战斗机（美）：1932年生产

这些战斗机性能和先进程度不一，其中也有些战机确实是专供出口的劣等货。但也不乏像霍克3这样，曾为抗日英雄高志航驾驶，在1937年8月14日零战损击落击伤日机4架。和同时期日军装备的中岛95舰载机相比，并不差。

总的来说，在1937年，虽然数量上是300：2000的绝对劣势。但中国战机的科技水平并未落后于时代太远。因为日本战机其实当时也要落后于欧美三四年时间。

但是当时确有一些专家学者，以飞机技术进步迅速为由，主张平时不要多买飞机，先把钱存起来，到快要开战时再买最先进的飞机。比如，蒋百里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贫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新的理论发现，马上拆下来改造过。中国可就没有这样大的气魄。所以中国学习航空的人，更应当在理论上下功夫。”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中华书局，1948，第166页。

蒋百里这段话，虽然并非主张“先把钱存起来，到快开战时再买最先进的飞机”，但他认为飞机理论发展迅速，中国不像美国那么有钱，没办法每一代飞机全部采购——这些观点，再结合杨延年的话。就可以理解了。

很多人的好奇的问题：那钱呢？去哪了？？？

真正对这笔钱影响最大的，是内部的派系斗争

宋子文一派，主张向美国购买飞机，聘请美国教官；

孔祥熙一派则高度依赖意大利人。

孔祥熙1932年访问意大利，与墨索里尼政府搭上了关系。此后，意大利顾问团和意大利军火商，在中国空军中的势力开始迅速膨胀。这种膨胀，直接导致1935年美国对华输入的“飞机价值”，较之1934年锐减半数。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机器厂》，《历史档案》，1982年第7期。1936年2月8日，蒋在日记里写道：“妻任航委会祕书长，勤奋可感，会务为之一振，空军必有长足进步也”；14日，蒋又写道：“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见：《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2015，第14-16页。）

这两派，贪腐频发。

比如：

1934年发生的“南昌空军基地大火案”

1935年防空委员会主任杨杰向蒋介石吿发航委会购入的是意大利已报废的飞机

所以，1936年初，蒋介石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祕书长，一个重要的用意，正是为了调和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

蒋倒是很得意自己的安排。但宋美龄的介入，毫无卵用。

比如，1937年初，与宋子文关系亲密的资源委员会，曾计划联合航委会，与美国道格拉斯公司合作，生产飞机发动机。结果遭到了航委会内部由孔祥熙支持的意大利顾问的强烈反对。孔祥熙一派主张公开招标，宋子文一派则强调发动机事关国防机密，不可公开招标。

宋美龄无力解决这场冲突，最后只能由蒋作出“和稀泥”式裁决：一手安抚亲宋子文的资源委员会，对他们说“厂屋可先行建造”；一手又安抚亲孔祥熙的意大利顾问，同意公开招标。

也可以看出，宋美龄在才开始在空军的时候更多只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毫无影响力也无实权。他何德何能去碰“军费”？？？

1937年春，陈纳德应宋美龄的邀请，对中国空军的真相进行调查，他的结论是：

“我到达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空军，而且垄断了中国的航空市场。……中国向意大利订购军用飞机的款额已经飞快地上升到不知几百万美元了……（但）意大利人当时在中国搞的是阴谋破坏，……真正能够壮大空军力量的实事一件也没有发生。……意大利的训练方式……断送了中国空军的前程。……意大利在南昌的飞机组装厂也是个大骗局。……当战争打响时，航空委员会拥有在册飞机500架，而真正能够参战的只有91架。”

-----------------（俄）卡利亚金着，《沿着陌生的道路（1938-1939）：一位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解放军出版社，2013，第80页。

航委会防空厅长黄镇球，也对苏联顾问大吐苦水：

“孔祥熙要和航空委员会前主任周至柔将军一起对中国空军现状负主要责任。……（孔）从意大利一些公司购买了明显不堪使用的飞机。”

---------------------参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7期；陈应明，张伟家，《中国空军“马丁”轰炸机传奇》，《航空知识》1995年第8期；《谭光（中央银行祕书）谈孔祥熙与国民党政府的军火贸易》，收录于《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第210-213页；等。

至于宋美龄，她于1936年担任航空委员会祕书长之后，根本连空军军费都碰不到。

而孔祥熙和航空委员会在1936年，在飞机发动机一项上，对外采购的金额“当在1000万以上”。

这还是可查的。

前面提到的航委会借蒋介石50大寿，发起“献机祝寿”活动，所筹款项也被用于购买美国的“马丁轰炸机”，共计9架。剩余款项准备与美国军火商william Pawley商定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建立“中美合办飞机制造厂”。

---------------《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第46-48页。

遗憾的是，在聘用陈纳德进行调查之前，蒋与宋美龄，虽然了解孔、宋内斗，却并不清楚空军的情况如此令人崩溃。

在1936年，蒋甚至还怀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认为在五年内，空军的实力可以赶超日本——这年10月12日，蒋视察笕桥航空学校后，颇为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

“以三年精力与夫妻合力而得有今日成绩，五年之内期欲赶上倭空也”

蒋不了解空军的真实状况，国民政府的其他军政要员，也是同样。比如，1936年5月20日，徐永昌从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口中获知：

“至明年六月以前，能使用于国防前线飞机可得三百五十二架，（全数一切如练习机等共有九百九十余架。）”

7月24日，又从中央航校校长陈庆云处获知：

“我全国能应战之飞机不及五百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