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沟子口演讲，这是私立世界新闻高级职业学校所在。学校是一所小学校，且1956年秋才开办，人数不过两百余人，可创办人却大大有名，是成舍我先生。成先生1933年创立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这是迁台后的复校。胡适与成舍我也是老朋友，早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就已熟识。

 

在新闻学校演讲，自然是讲新闻，今日的主题是“新闻记者的修养”。能讲的角度很多，不知怎地，胡适讲到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最好的侦探小说”。

 

接着意欲未尽，又殃及池鱼，提到“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

 

胡适说的是谁？据唐德刚在《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9页）里写到，胡适夫人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

 

听得出来，唐德刚对金庸不太客气。

 

不过，胡适说的应该不是金庸。台湾武侠小说的开拓者是郎红浣，他本名郎铁青，原籍北京，出生于旗人家庭，自1952年起在《大华晚报》连载《占瑟哀弦》《碧海青天》《海恩仇录》《莫愁儿女》《珠溶银垃》《剑明诗魂》六部曲。郎红浣的创作深受王度庐影响，作品无论构思、叙事还是笔法，都与王度庐的鹤铁系列一脉相承。

 

郎红浣的创作，比梁羽生还要早两年——梁羽生1954年才在《新晚报》连载《龙虎斗京华》。五十年代前期，台湾武侠小说的大局全仗郎红浣独力支撑。遗憾的是，郎红浣的开创之功很少有人提及。当然，到了1958年前后，台湾武侠小说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已登上文坛，三剑客以丰厚的创作，揭开了台湾武侠小说新的一页。

 

胡适说的，更可能是他们。

 

不过，看到次日“中央社”报道关于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倒是异常愤怒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了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文中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

 

金庸接着写到，“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

 

且不说金庸这社评是以胡适几十年前的观点来评价今日的胡适，后来这一通台湾与美国的理论，逻辑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在傅国涌看来，“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了”。

 

两个月后，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力，前往大小书店、租书铺搜査，査禁了九十七种武侠小说，其中就有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当然，这都不是正版，而是从香港运到台湾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这些书“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

 

幸好这一次，金庸没有再写一篇社评把当局的行动和胡适的演讲联系起来。

 

 

时隔两年多，1962年2月12日，《明报》发表了名为有条《胡适公开逼蒋下台》的“本报讯”，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都说金庸社评好看，如果是这种文风，不看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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