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读边聊《翻身》记（二）

抗战时，张庄一直处于沦陷区，没有经历过渐进的土改和减租减息运动，因此这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没经历过革命的农村的原始样貌。与其它地区比，张庄算是幸运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严重，地主和富农占有和控制的土地只有全部土地的31%。这主要是因为张庄处于太行山区边缘，土地贫瘠，不值得投资兼并。

在韩丁的眼中，张庄是破败不堪的：

“多少世纪来，虽然村子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于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到处都是。……有的乡绅用砖盖房。这种房子相传几代后还是完好的，而农民的茅屋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重建。”（P42）

张庄全村二百多户，总共人口一千多。虽然名为张庄，但张庄姓张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村里的人口变化很大，每当歉收之年，张庄人口就大量外出逃荒，很多人都一去不复返，过不多久，外边的人又会把张庄人口填满，所以，张庄的姓氏特别杂。村里有土地六千余亩，平均每人大约六亩地，按理说，六亩地是可以养活一口人的。可因为大部分农民拥有的土地很少，而且收成大部分都交了地租，年成稍有不好（这是常态），就有农民饿死在自己的窝棚里。

张庄农民平时吃的很简单，主要是玉米面疙瘩，晚上则是饸饹渣子小米粥。只有七月份收麦子的时候，才能吃上两顿白面条。能吃上一个月白面条的只有村里最富的几户人家。除了粮食，大部分农民一年到头都是以腌萝卜为主菜，其它蔬菜择优茄子、白菜、韭菜，再就是野菜。

“张庄也经历过封建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千百年来，这个封建帝国不断地遭到侵略，并且两度被征服。它的统治在国内也曾被十八次之多的大起义所震撼，涉及的一省一县的起义更是多的不可胜数。但无论是外来征服还是内部起义，都始终没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P49)

这个所谓的基本形态就是土地私有和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和拥有很少的土地。“即使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危机和动乱，也没有能够打破地主豪绅对于土地和佃农的支配关系。。。直到1949年，中国内地的许多地主还以为不可能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P49）

这让我想到电影《活着》里那个荒诞的情节，对土改浑然不觉的那个龙二，在解放前设计夺得了富贵的土地和家产，结果却成了富贵的替死鬼。龙二之所以绞尽脑汁夺取土地，就是这种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形成的超稳结构带来的信念。消灭这种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在地主看来就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韩丁书中语）。

张庄首富和最大的地主是申金河，他家直接拥有的土地并不多，只有140亩，有两个长工。此外，申金河还控制和管理村社北老社的30亩地。北老社名义上是慈善组织，实际上是申金河盘剥农民的机构。申金河生财之道很多，地租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高利贷才是其最主要生财之道。申金河高利贷的月息50%，借他高利贷的几乎都还不起，都会被他搞的家破人亡。张庄的一个中农叫师四孩，向申金河主持的北老社借了250块钱，可因为高额利息和利滚利，师四孩怎么也还不上，两年后，无奈将自己的36亩地，11间房子和驴子及大车都抵給了申金河，自己则变成了赤贫，全家都被赶到露天地里。多亏师四孩会木匠活，人缘好，有活做，一家人才没被饿死。

张庄另一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一个叫韩生的老汉在村东头有三亩好地。申金河看上了。趁一次韩生有急事从他那借了26块钱之机，让韩生抵押了那三亩好地。韩生老汉自然是还不起这高利贷的，最后三亩好地被申金河霸占，韩生流离失所。

与申金河同姓的一个人，为了给老婆治病，从申金河那借了八块钱的高利贷，因为没什么可抵押的，就把自己的儿子申发良抵给他做长工，订了七年契约。可七年过去之后，申发良发现歉申金河的钱竟然比七年前还多。申金河用各种名目克扣他的工钱，增加他的债务。

驴十八说他的爷爷收不上地租，成了破落户，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农村剥削最残酷的不是地租，而是金融剥削，即所谓的高利贷剥削。张闻天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兼并土地的最主要手段就变典为买。而典价只有实际价格的三分之一，可见金融剥削之残酷。

杨白劳不是因为交不起地租自杀的，而是因为还不起黄世仁的高利贷自杀的。高利贷都伴随着暴力收贷，这是高利贷能够运行的铁律。旧社会，像杨白劳那样还不上高利贷，不得不卖女为奴的不在少数。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高利贷也一样伴随着暴力收贷。在已故总理李克强主持下的那场金融改革闹剧，一时间搅的中国乌烟瘴气。各种名目的高利贷都以金融改革的名义合法化了，金融骗子与黑社会沆瀣一气，大搞套路贷，校园贷，裸贷，而暴力收贷引发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任何时代，高利贷都是社会之恶。

申金河一家是典型的中国土地主，日子过的很节俭，攒下的银元都埋在自家后院，既不扩大再生产，也不搞农田基本建设。这种地主的存在既是工业化的障碍，也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毫无贡献。我相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很多地主并不像申金河和黄世仁那样心狠手辣，也不都是周扒皮，好心肠地主一定不少。我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提起我三爷扛活的地主老高家，说那家人跟佃户们走的很近，逢年过节还给佃户们送礼。但这并不等于说地主阶级不该消灭。地主阶级的反动性不在于其地主本人的性善性恶，而是这个阶级的存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