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腾飞和东方的塌陷

 

（西方为什么统治世界 之九）

 

1400年以后，西方新的文明核心开始渐渐浮现。欧洲人从东方学来的造船和枪炮技术，使得他们把大西洋开拓成了一个便捷通道，这也再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以前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兴盛时期处于地理落后边缘地带的西欧北欧（英国），凭借着我们以前提到过的那种落后优势，反而一跃成为新兴势力的翘楚。

 

按照Morris计算的社会发展指数衡量，1750年的时候，西方与东方重合同为43点，结束了西方长达一千二百年落后于东方的状态。但这次西方文明的重新提升是和过去的情形有质的不同。它的背后有三大支撑因素，使得以前社会发展的天花板反而成为文明起飞的垫脚石。这其一，是有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理论和技术的积累； 第二，以前游牧民族出没猖獗横贯欧亚的草原通道，被俄国Romanovs和清朝定立合约管控关闭了；第三，就是横跨大西洋的海洋通道带来新的增长新的挑战。

 

人类自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到农业文明，社会发展指数从0上升到43，用了近一万四千年的时间。但是，自从1687年牛顿发表数学原理， 1769年瓦特改进了蒸汽机后，事情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到了1870年，英国蒸汽机生成了四百万马力的能量，相当于四千万人工能力。如果这样量级的工作全部以人力来完成的话，要有三倍当时英国的粮食产量才能应付。但是煤炭这种石化（fossil）能源的开采利用，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从1800到1900这一百年间，西方的能源获得量提高了2.5倍，战争军事能力增长了10倍。（而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对大清帝国的鸦片贸易，竟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从没有到1832年的年出口三百五十万磅）。多米诺骨牌一经推倒，就无法阻止。以前农业社会那种起伏不定缓慢线性的发展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思想家亚当斯密曾断言：对比中国和英国，中国已经是太长时间的最为富有了，换句话说就是最富饶多产，最精耕细作，最产业化，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她已经把能得到的全得到了，到头了，简单说是卡在那了；很快那里的贫穷就会超过欧洲最贫穷的国家。果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十八世纪末的起飞，在地球另一端造成的直接回响就是一百年后清帝国的崩溃塌陷。那个时候，整个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是东方的几乎两倍半（这还是加上已经赶上来的日本部分，如果只是和中国相比，差距更大）。

 

但是，科学和启蒙在开始时只是西方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因。请注意，在这里，Morris说的是“在开始”的时候。这一点和这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认知截然相反。以这样的思路来分析历史，就会明白，牛顿和瓦特未必就比沈括聪明，他们只不过是面对不同的社会需求不同的社会挑战，思考不同的问题罢了。当然，如果英国没有发展得这么快，东方也不会很快发生工业革命。这一是因为，当时的东方没有出现理论的支撑，二是没有社会的需求。当年在赏玩了传教士上贡的稀奇钟表、鉴定了运用精密公式校正过的准确历法之后，康熙乾隆这样自大至尊的帝王们仍然觉得，以帝国的富足坚实，可能只把那些西人的奇淫巧技拿来点缀门面就够了，治国安天下的根本还是要遵从东方人自己的理念。这就难怪两百年后有“克星”前来，凭着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难以为继的体面。

 

在这里，让我们再思考一下前篇提到过的那个问题。十六世纪后的西方转向了科学而东方没有，这个新纪元的突破是不是反映了东西方深层的文化差距，而不只是寻找思考他们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那么简单？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是这样，但Morris不这么认为。曾经有心理学家用东西方两组人绑定在磁波反射仪上做解决问题的实验，结果显示西人好像抽象能力强些，感知能力弱些。而抽象能力强正是现代科学所需要的特定品质。这是不是说明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有逻辑性更有科学性呢？以此推理，科学理论只能是西方人的头脑里才能生成出来？这样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当参加试验的两组人习惯了所面临问题的模式后，他们各自的弱项都得到了相应的补偿，结论是，东方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不差。

 

另一种观点是，在孔子理论中浸泡久了的人，没开创精神，没革新意识，而这些是现代经济成功的必备素质。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儒家文化圈内，日本的成功让人改变了这个观点。新一代的社会学家认为儒家的自我抑制，为群体牺牲，敬重权威，等等，这些文化特征并不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念抵触。所以，更为敏锐到位的结论是：人们会让自有的文化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一种人类对自然外界的适应和进化能力。

 

于是，我们还是回到了Morris再三提及的那个论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大族群人类，他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人，他们的智力相当，因此他们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积攒的经验，得到的知识，做出的决定，或先或后，都会是类似的，他们的生存发展轨迹，也会是殊途同归，最终总要汇聚到一起，这使得他们会在相同的赛道上，要么做出最后的冲刺竞争，要么携手共进迎接共同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