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200：黑色凶刀疑案（下）
【尘封档案】系列之200：黑色凶刀疑案（下）
——又名：一把黑色匕首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4年第09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七、虚荣的谎言
4月23日午后，“103专班”第六组三名侦查员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抵达镇江，直接去江苏省卫生学校旁边的四牌楼旧货市场。
此时距廉梦妍淘得那对玉杯已有六年，由于政府加强了对收旧、典当行业的管控，并开始试点公私合营，四牌楼旧货市场的买卖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红火了。市工商局在该市场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税务局也派来了一个常驻市场的税管员，一句话——管理纳入正轨了。这一纳入正轨，就把摆地摊的小摊贩给惊走了。侦查员在市场里转了一圈，也没看到廉梦妍所说的那类出售瓷器的小贩，只有几家小店在卖宜兴茶具以及估计是从关门歇业的饭馆经营者那里收得的碗盆碟勺之类的瓷器，向店主打听卖旧瓷器的小老头儿，都摇头说不知道。
那就只有去问问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了。工商局在旧货市场的办公室有三个办事员，被称为“柳主任”的那位是一个气质老成的中年人，看过侦查员出示的证件和公函，他热情招呼三位落座。侦查员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柳主任说这边市场里原先地摊甚多，最近半年日趋减少，大约走掉了五分之四，剩下的五分之一，也没有卖瓷器的。说着，他转脸问两个属下之中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小金，你比我们早进市场，看见过那么一个卖瓷器小件儿的小老头儿吗？”
当初镇江市人民政府决定往旧货市场派驻工商税务，先让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打前站，每天像寻常群众那样来逛市场，了解市场的经营状况，为了装得像，有时还买点儿小商品，小金就是专门干这差使的。这姑娘记性很好，观察事物也比较细致，当下想了想说：“印象里是有那么一个小老头儿，在市场西门内那棵银杏树下设摊卖瓷器小物件，我还给侄子买过一个能够吹出鸡鸣声响的瓷公鸡哩，小侄子现在每天早上还要吹一阵，惹得邻里的公鸡都此起彼伏地跟着打鸣。哦，对了，根据领导的指示，我还跟他聊过几句，了解小商贩对政府的管理有什么看法……”侦查员一听似乎有戏，忙问：“有没有问这个小老头儿姓甚名谁，家住哪里？”
“问倒是问了，可时间太久，已经记不得了。”见侦查员脸上露出失望之色，小金马上补充，“不过，当时我跟每个小贩的谈话内容，都记在工作手册上了。”
说着，小金打开写字台一侧的柜子一通翻找，果然找出了三本工作手册，很快查到记录着跟那小老头儿聊天内容的一页。裴云飞接过一看，上面有小老头儿的名址：沈鹏顺，朱方路三德里 19号。
三位侦查员直奔朱方路派出所，一提沈鹏顺，派出所民警说管段里的确有这个人，不过现在已经不归他们派出所管了。侦查员不解：“这是什么意思？他搬家了？”
民警说：“这老头儿是租居户，在这边住了五六年了，户口是1948年由旧警署给上的，解放后我们按照规定沿袭登记。半个多月前……嗯，应该是4月2日吧，市局政保部门来了辆小吉普，把他给带走了。
“因为啥事儿？”
“听说那老小子在老家做过土匪，反动派闹还乡团时他也参加了，利用走街串巷做旧货买卖之便给人家打探消息。解放后他就逃到镇江这边躲起来了。最近市局政保部门收到检举信，就把他抓了，关押在市局看守所。按说这种对象是要被押回老家审判的，现在他是不是还关在看守所，那就不清楚了。”
裴云飞和张伯仁商量片刻，决定直接去看守所打听，如果没押走，那就立即讯问；如果已经押回老家了，就把与其同一监房的在押人犯开出来，了解沈鹏顺在关押期间是否聊起过有关那对玉杯的情况，同时跟沈鹏顺原籍的公安机关联系，做好去沈的原籍地了解情况的准备，只是这-番折腾，难免要耽误些时间。
三人的运气还不错，沈鹏顺尚未被押解回原籍，看守所方面已经二次去函沈鹏顺原籍地公安机关，催促他们派人过来把该人犯提走，估计这几天也应该来人了。
很快，看守民警将沈鹏顺从监房开出来。这小老头儿一看来了三个便衣，眨着一双耗子眼，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似在猜测对方的来路。侦查员也不跟他啰唆，由旧警出身惯于装腔作势的张伯仁开口说明外调来意。沈鹏顺听着，露出不解的神色：“你们是上海的？我今生从没踏进过上海滩一步，哪里知道上海的什么事情？”
“你虽然没去过上海，但跟来镇江的上海人打过交道嘛。”张伯仁遂提起1947年夏天沈在四牌楼旧货市场摆摊期间跟卫校女生廉梦妍的那桩买卖，临末问，“还记得这事吗？”
沈鹏顺连连点头：“记得记得！”
裴云飞听对方回答得这么爽快，心里便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这主儿是以出售旧瓷器为业的，经手的大大小小瓷器不计其数，而廉梦妍在旧货市场淘得那对杯子是六年前的事，这小老头儿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此刻一问就想起来了？当然，这只是裴云飞脑海中的一闪念，此刻还不宜提出质疑，且听他怎么说吧。
张伯仁继续问：“你卖给那个姑娘的那对杯子是从哪里弄来的？”
沈鹏顺的回答跟雷理娟所说并无差别，即从郊区——镇江东门外七里桥镇梢头的一户黑门牌老太太家收购来的，两个杯子的收购价是一块银洋，他卖给那个卫校女生是两块银洋，这笔买卖做得合算，他从苏北逃到镇江这几年以来，这样的买卖难得遇上几回，所以印象深刻。
侦查员感觉沈鹏顺不像在说谎，又问了问那个黑门牌老太太的情况，但时隔太久，沈鹏顺只是对那个黑门牌有印象，其他的就说不出什么了。
离开看守所，侦查员直奔七里桥。七里桥的确有一座古石桥，镇子就以这座石桥命名。七里桥镇不大，就是东西一条街，大约有一华里长。三人转悠了一个来回，却没见有哪户居民门上钉着黑门牌的。张伯仁心里不踏实了，嘀咕说：“别是给那家伙耍了？”
丁金刚说：“咱们还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下吧，既然是门牌，应该归派出所管，钉上或者取下都是户籍警的事儿嘛！”
裴云飞、张伯仁认为言之有理，就向街边住户打听派出所的位置。可是，这个镇子过于袖珍，没有设派出所。那就只好去镇政府打听了。镇政府驻地也有点儿寒碜，设在一座名唤“将军庙”的废弃庙宇里，简直可以算“危建了，连同镇长在内，一共只有四名干部。分管治安工作的是一个姓岳的中年男子，身份既是镇政府干部，又是民兵连长，管着镇子周边五个村庄的民兵。侦查员跟此人甫一接触，顿感“凡人不可貌相”，这个干部看外表跟城郊农民无甚区别，来头却不小--
他是抗战前期新四军驻茅山部队的一名侦察员，被派到镇江潜伏，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地下交通线遭到敌人破坏，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老岳是走江湖打拳卖药出身，有些功夫，当晚便打死岗哨越狱，躲到七里桥的将军庙出家为僧。性命是保住了，也算有了一份职业，至少饿不死，但跟组织上的联系也中断了。如此一直到镇江解放，方才去市委组织部设在镇江市内的“失散同志报到处”进行登记，顺利通过组织上的审查，回归革命队伍。可是，党员身份作废了，必须重新申请入党，而且党龄要从获准重新入党之时起算。因此，老岳虽是1938年的老新四军，但党龄还不到两年。
老岳对镇上的情况很熟悉，听上海来人如此这般道明来意，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有这么个老太太，姓安，还住在七里桥镇上，我带你们过去。”
路上，老岳告诉侦查员，这个安老太出身富家，其父据说是清朝军队的下级军官，离开行伍后回到镇江老家开了一家织布厂，又在轮船公司人股，还盘下了一家古玩店。其父有一个绿林出身的严姓江湖朋友，金盆洗手后在七里桥置地造屋。两家多年前定下了娃娃亲，安老太成年后就嫁给了严家的独子严茂仁。两人成亲不久，严茂仁的老爸去世，家产遂传到他的手里。
严茂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因患病未曾就业，一直在家写字画画，修身养性。继承了家产的严茂仁并无“发扬光大”之想，全家日常生活靠收地租和放债的利息。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受“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对租地户债务人比较宽容，从来不逼债，地租债务收不回来，就变卖田产补贴自家开支，当地坊间称他为“慈仁公”。
至于黑门牌，则是因为他留学日本的那段经历。抗战爆发前，他跟曾经的日本同窗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镇公所认为严家有“通敌嫌疑”，就给钉上了黑门牌。解放后，人民政府否定了伪政府(初解放时社会上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称谓)的做法，把黑门牌给摘了。不过，大前年土地改革运动时，严家被定为工商地主，没收了地产、投资股份和家中的部分财物，原先的佃户还给严家的门框上钉了一块“地主”木牌
说话间，老岳在镇梢头一户民宅前驻步，说“到了”。三侦查员见门框上的门牌与镇上其他住家一样，也是蓝底白字，旁边并无“地主’木牌，不禁觉得奇怪，均朝老岳投以不解的目光。老岳对此作了一番说明——
今年3月下旬，镇政府收到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发来的一份正式公函，大意是他们最近在整理从部队转过来的“未找到家属的革命烈士”材料时，发现一位名叫严仕琰的烈士的家庭住址是江苏镇江七里桥，便将该烈士的简况寄来，希望协助调查该烈士的家属是否在七里桥镇上。
严仕琰烈士于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系中共武汉市委地下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调至中共湖北省委情报部门担任组长。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中局社会部根据中央命令向军方调派若干名情报人员，严仕琰奉命调至军方，其关系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政治部下辖的情报处，担任军方在武汉市的一个潜伏情报组的组长。武汉解放前夕，该情报组暴露，严仕琰在掩护同志撤离时，与国民党军警枪战，在击毙两人后中弹负伤，果断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老岳在七里桥镇已经待了数年，对全镇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镇长看过武汉方面的公函，问他镇上有几户姓严的人家。老岳告诉镇长，全镇就一户姓严的，就是严茂仁家。他确实有个儿子，名字不清楚，抗战爆发那年报考国立武汉大学被录取，离开镇江前往武汉上学后就没了消息。不久南京沦陷，交通几乎隔绝，严家屡屡向武汉大学、武汉市警局、湖北省警察厅发函电查询，均没有回应。武汉沦陷后，严茂仁曾赴武汉寻找儿子，找了两个月没找到，只得快快而返。严家人还特地跑到南京和上海登报寻找儿子的下落，甚至斥金请两地著名命相师推算，都说“已殁于战火”。严茂仁终于断了念想，在七里桥镇外邢家湾祖坟为儿子建了一座空坟，至今还在。
镇长和老岳随即去了严家，先不提公函，而是拿出随公函寄来的一张严仕琰生前笔迹的照片请严茂仁辨认——这是武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从武汉大学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找到的。得到确认后，方才告知情况。搞情报出身的老岳心细，起草公函回复武汉方面之后，又向镇江市政府汇报了这个情况。市领导颇为重视，责成市民政局关注此事。
武汉方面收到回复公函，派人将烈士证书专程送到七里桥。按照当时的政策，有了这个烈士儿子，严茂仁虽然还是地主成分，但已不再属于“专政对象”，而是被归入了“进步士绅”的行列。而且，镇江市民政局还向上级主管机构江苏省民政厅上报了革命烈属材料。日前传来消息说，下周市民政局将派员来镇上，为老严家挂“革命烈属”的光荣牌，原先那块“地主”木牌，自然就摘下来了。
原来如此，侦查员放心了，既然是革命烈属，那就不必担心人家不配合调查了。可是，进了严家坐定之后方才知晓，那位革命烈士的母亲安老太不在家，上周她去广州探望女儿严仕琴去了。严氏老两口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严仕琴是严仕琰的妹妹，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华侨名医，1948年定居广州。严氏老两口本打算去广州探望的，但那时国共内战正酣，难以成行。好不容易解放了，家里又被挂上了“地主”牌子，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只好自认倒霉。现在“地主”牌子摘了，安老太思念女儿，不顾老伴反对，孤身赴粤看望爱女。
侦查员听说这个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安老太不在，往下该怎么调查？
严老爷子见状开腔了：“老朽斗胆问一句三位公安同志，此番来找拙荆，不知所为何事？”裴云飞遂简述了来意，问严老爷子知不知道安老太处理旧瓷器之事。
严老爷子点头：“这事我知道，那个小老头儿来镇上收购旧货时，我去镇江城里找朋友挪头寸去了。不瞒三位说，解放后本户经过土改抄家，其实也没受多少损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解放前，我这点儿家底就已经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差不多榨干净了，全家的生活仅靠小儿子在轮船公司的薪水以及女儿的贴补。本已捉襟见肘，偏偏又赶上孙儿患病，无钱医治，老朽万般无奈，只好进城去找老友挪头寸。待借得一笔钱回来，儿媳妇却已经带着孩子去镇江城里看病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拙荆把家里的古杯卖掉了两个……”
侦查员听老爷子说“卖掉了两个”，脑子里顿时产生联想--看来他家的古杯不止两个。一问，果然，老爷子说：“这种东西，我家有一缸哩！”
裴云飞瞬间有一种懵了的感觉，怎么着，这等稀罕的南宋皇室玉杯有一缸，还需要借钱给孙子治病？随便出手两个不就得了？张伯仁倒是马上明白了：“老先生，您说的这'古杯’莫非是仿制品？”
严茂仁笑了：“若不是假货，土改抄家时哪会给老朽留下呢？”
说罢，他起身引领侦查员去了后院堆放杂物的披屋，屋里有一个被乡间称为“七石缸”的陶瓷大缸，里面放着大半缸瓷器，除了杯子，还有碗碟、大小勺子以及笔洗、笔架、镇纸等文房用品，虽是仿品，倒也算制作精细，一件件温润如玉。
那么，这些瓷器有什么来历，严老爷子为何攒了这么些？
严老爷子告诉侦查员，当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有一个名叫兵部三郎的日本同窗同行。这主儿是个出身门阀的纨绔子弟，读书成绩可想而知，但人品还可以，喜好交友，遇事仗义，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像当时日本社会上大多数青年那样满脑子军国主义。他在学校里结交了几位中国留学生朋友，严茂仁也在其中，而且被他认为是“最值得交往的异国友人”。严茂仁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兵部三郎宁愿放弃补考(他的成绩太差，那年没考过)，缓一年再冲文凭(也就是留级)，也要兑现之前与“严桑”的约定——由严茂仁陪着去中国江南地区看看。
兵部三郎跟着“严桑”来到镇江，先是在镇江本地转悠，然后去南京，再就是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鹰潭，最后到了景德镇。这时，严茂仁接到家里的急电：老母病重速归！
这就必须立马动身返乡了。以兵部三郎的性格，他本当随行的，不巧正赶上他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无法上路，那就只好先留在景德镇了。这东洋少爷倒是很讲究礼仪的，当即开了一纸五十银洋的支票，硬塞给严茂仁。
严茂仁急急赶到家中，其时老母经家人跑到南京请来的名医诊治，已转危为安。严茂仁遂往景德镇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情况，并询问对方的病况。兵部三郎回电说，他已基本痊愈，本想立刻赴镇江的，现在得知伯母无恙，那就继续在景德镇盘桓数日，景德镇乃是举世闻名的瓷都，他得好好转转。还叮嘱严茂仁在家里多陪陪母亲，等他游览完景德镇，就去镇江看望伯母。
过了七八天，严茂仁接到兵部三郎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说他有要事须立刻回国，此刻已抵沪，即将登轮，不及面别，有失礼仪，万望见谅。另有一事拜托，他在景德镇参观一处废窑时，斥资从窑主那里购下其数年前烧制的一批仿古瓷器，因景德镇无法办理海关手续不能直接托运回日本，故先托运至镇江七里桥镇严宅，烦请“严桑”代收。他回国处理好家事后将再度赴华，届时办理手续，将这批瓷器托运回国。
半个多月后，果然有五大箱瓷器运至镇江，严茂仁收到货运单，即去镇江火车站提货，同时致电东京告知兵部三郎，却未见回音。后来又发了几次电报，依旧联系不上。严茂仁遂买了一口大缸，将五个木箱里的瓷器放入缸内保存。
他曾给毕业后定居日本的中国同学写信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人家要么没回信，要么就是复函说“不清楚”。待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成为敌国，他生怕惹上“汉奸”嫌疑，不敢再给日本那边去信了。抗战胜利后，大批日侨被遣返回国，严茂仁也曾托其中的熟人回国后帮忙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还是杳无音信。就这样这一缸瓷器一直放到如今，已有三十余年。
土改期间农会来人抄家，大家都知道他以往对佃户、债务人比较宽厚，从来没有穷凶极恶催逼地租或债务之举，甚至因此不得不卖田典地贴补家用，料想他不会私藏浮财，抄家时对他就比较客气。这一缸瓷器本不值什么钱，严茂仁也没藏着，大大方方给农会的工作人员看了，人家一件件拿出来检查，又一件件放回去，说这也算不上剥削所得，就不必充公了。只是经过这一番拿出来放回去的折腾，难免弄碎几件。严茂仁在后院挖了个坑，把那些碎片都埋了。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三人听了严茂仁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又看了老爷子出示的当年那五箱瓷器的提货单，以及当场从后院地下挖出来的瓷器碎片，均认为严茂仁的说法可信。当然，这是重大案件调查，还得做一份笔录，并拍摄了那些瓷器的照片。另外，他们还出具了借条，向严家借了几件瓷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调查。
4月24日，三侦查员返回上海，下了火车没回市局，而是直奔徐汇区新乐路派出所，请所方派员把雷理娟传唤过来。之所以称为“传唤”，是因为专案组对雷氏之前的说辞产生了怀疑。
雷理娟曾告诉侦查员，她把女儿从镇江带回的那对玉杯拿到古玩店，请店方鉴别。现在看来，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古玩店方面肯定是看走了眼，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睁着眼说假话。但玉器和瓷器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别说古玩店，寻常人也分辨得出来，古玩店不太可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指鹿为马。那就只有另一种可能——雷理娟在说谎。
至于她为什么说谎，那就需要调查清楚了如此，往下跟雷氏的接触，就不再是对受害人家属的走访，而应将其作为调查对象来对待。
要说这雷理娟，虽是一个寻常护士，但在察言观色方面还是有两下子的。户籍警前来传唤她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到了派出所，跟侦查员一照面，马上认错，说自己说了谎，骗了三位民警，她其实根本没把那对杯子拿到古玩店请人家掌眼。
女儿从镇江旧货市场淘得的那对杯子，她凭着出身典当行家庭积累的些许古玩方面的粗浅知识，一眼就看出乃是仿古瓷器。不过，仿制的工艺相当考究，材料也属上乘，应是仿古瓷器中的精品。她见女儿兴致勃勃，不忍扫她的兴，同时也动着以后女儿出嫁时冒充古玩真品作为陪嫁的脑筋--一则可以省下一笔钱钞，二则还能博个名声，遂佯称这是一对“南宋玉杯”。
廉梦妍哪辨真假，母亲说是，那就是了。女儿生性低调内向，倒是能够守口如瓶。
雷氏就不同了，她作假的动机中原本就有挣面子的成分，于是杜撰了“亡夫留给女儿一对南宋玉杯作为陪嫁”的说法，在小范围内一传播，自有好事者张扬开去。
那么，会不会是这套“虚荣的谎言”让案犯信以为真，最终导致凶案发生呢？第六组侦查员一时难下定论……
八、金相专家
晚饭后，裴云飞开始琢磨，案件目前为止尚未见效，说明六组的侦查路数出了问题，还有什么线索没有想到？对，那把黑色匕首！
4月20日案发伊始，六组前往复兴中路同裕坊勘查现场，对这把凶刀只是拍照、记录，在案情分析时并未作为一条线索来考虑。主要原因是这起案件中受害人与其未婚夫的关系迅速进入侦查视线，并作为调查的重点;同时，又盯着那对“南宋玉杯”进行调查，黑色凶刀有什么特别的吗？侦查员可能都把它当做一把普通凶器，无意中被忽略了。
次日，4月25日一早，裴云飞和张伯仁，丁金刚在驻地碰头，又一次研究起了这把黑色刀具。
这把黑色凶刀，其长度、形状与寻常人们认知中的匕首无异。裴云飞端详良久：“我虽是金工出身，接触的金属材料比较多，但主要是跟锁具打交道，这样的刀具，我还真没见过。老张警龄最长，阅历丰富，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刀具吗？”
其实张伯仁之前已经提供过对这把凶刀的看法，凶刀之所以呈黑色，是在制造过程中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和热处理方式，目的是增强硬度和韧性。但他以前接触的案件以盗窃为主，对各种作案凶器的了解少之甚少。丁金刚也只是认为黑色比较特殊，仅此而已。那就问问金属方面的专家吧。
张伯仁、丁金刚先去拜访了一位名叫苏望鑫的老者。
苏老头儿是世代铁匠出身，对于他来说世代了究竟几代已经没有概念了，起码朱元璋造反那个年代，他的祖上就已经在为军队打造兵器了，距今少说也有五六百年了。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首站抵达上海，受到沪上各界的热烈欢迎，商界名流在张园设宴，席间向孙中山奉上的四件礼品中有一把宝刀，就是由被誉为“江南刀王”的苏望鑫的老爸苏遥祥打造的。报道中有老苏家爷儿俩的姓名，当时还是小苏的苏望鑫作为老爸的助手参与了这把宝刀的打造。
苏望鑫住在南市大境阁，张、丁两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前往。
“苏老先生，我们是市局侦查员，想找你打听个事，是关于冶金技术方面的，你听说过有一种黑色匕首吗？”
看过张伯仁带来的照片后，苏望鑫点头：“听说过，但没见过。你们可以去问问虬江机器厂的老铁，他应该知道。”
“虬江机器厂”位于虬江桥畔，距提篮桥监狱不远。这家工厂在民国时期就是“国企”，抗战爆发后迁到重庆，后由重庆迁回上海，是老牌的军工企业。
老铁的大名叫铁长乐，广东佛山人氏。铁长乐早年去香港学金工(即钳工)，后通过了外轮船长的面试，成为英国货轮“海洋之花号”上的一名机修工，十三年后，他返回广东，在广州开了一家机修作坊。
稍后民国政府组建“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铁长乐担任检修车间副主任。像铁长乐这样的高级技师，说是钳工，同时也精通车、创镗、焊、电以及热处理等多种技能，堪称“全能金工”。
铁长乐看了看黑色凶刀的照片，说：“这种匕首是外国货，我以前在英国的旧货市场见到过一次。我估摸国内应该没有哪个铁匠能打造这种刀具，倒不是技术，是材料难寻。所以材料和制作应该都是在国外进行的，我能提供的就这么多。”
裴云飞自个儿去了江南造船厂，出示证件，拜访了金相研究室首席专家邬政，这位冶金权威端详着裴云飞出示的黑色匕首，沉思半晌方才开口：“黑色刀具我倒是见过，不多。但这种黑色匕首真没见过，更没听说过。”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罕见！实在罕见！制作这种匕首的钢材非常特别，裴同志，想弄清这把匕首的来历只有一个办法----从匕首上取少量金属粉末做一个金相分析。”
裴云飞马上点头：“谢谢先生！那就拜托了。”
邬先生把裴云飞带到旁边的实验室，吩咐助手作好一应准备，他亲自指点操作，用记号笔在匕首的血槽上端点了一下，叫助手在这个位置用一毫米直径的钻头打一个孔，收集金属粉末进行分析。助手依言照办，起初用的是高碳钢钻头，竟然钻不下去，遂改用实验室存量很少的特制合金钢钻头。这种钻头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人控制的江南造船厂(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实验室的材料库里发现的，系当时最高端的精钢。
黑色匕首遇到特种钢材制作的钻头，这才服软，被钻出了一个一毫米直径的浅孔，那些金属钻花和粉末竟然也是黑色的，也就是说，用来锻造匕首的钢材本身就是黑色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邬政同样吃惊：“这世上还真的有黑钢，我算是开了眼界啦！”
裴云飞请教：“先生，这黑钢是怎么炼出来的？”
邬政看完送检匕首样品的金相分析后，作了个简单解说：“用来制造这把匕首的钢材是一种稀有材料，其特性跟刚才使用的日本合金钢钻头相似，硬度稍弱，但韧性强，估计是进行了某种改造，可能是成分上的，也可能是工艺上的。制作钻头的合金钢是日本的绝密技术，严禁向外泄露，但改进后的这种黑色特种钢，也许管控没那么严，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流入民间。至于为什么用来打造匕首，那我就说不上来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专业知识范围。”
一旁的助手提议：“要不请小田先生来看看？”
小田是谁？小？
小田先生今年四十挂零，战前就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在日本排名第三的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金相研析室担任副主任。1940年，他被军方征调来沪，主持“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即江南造船厂)的研究工作。他是单身汉，在上海娶了一位中日混血的女子为妻。待到抗战胜利，小田先生不是军人身份没被国民党当局遣返，继续留厂效力，但职务被一撸到底，薪水也连降七级。解放后，日本共产党致函上海市军管会，这才知道原来小田先生是早在大学时期就已参加日共的老党员，战时与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建立了关系，收集了大量日军方面的情报。于是，他被任命为金相所的第二副所长。
说到这里，小田先生到了。这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身材瘦长精悍，裴云飞看着，寻思他多半是能文能武之辈。在邬政接下来的介绍中，果然提到小田先生在空手道、剑道方面多有实践，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江南造船厂每年举办的运动会上都有搏击项目，他铁定是能拿到名次的。裴云飞感叹之余，也产生了学武的想法：人家一个冶金专家都有这等身手，看来我也得物色一个武术名师学些拳脚了，毕竟咱是警察，不会点儿“三脚猫”的功夫，遇到紧急情况难道还靠别人保护不成？
小田听邬政介绍了情况，拿过桌上那把黑色匕首翻来覆去端详片刻，手指在刀身上轻轻弹了几下：“这把刀应该来自印度。”
裴云飞不由暗暗叫苦，光是在上海查找线索，六组就已经忙得人仰马翻了，怎么又扯到印度去了？正胡思乱想着，小田说了他这个判断的依据，还引出了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旧事。
1928年春，日本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已创建二十三年、以钢铁制造起家、冶炼出全日本综合品质最佳合金钢的神户制钢所发生一起案件，一块重达四十八公斤的合金钢失窃，而这块代号“037”的合金钢是准备送往美国参加“世界合金钢评比会”的样品！这个案子不但使日本警界感到震撼，连天皇都被惊动了。
这起案件整整调查了一年零七个月，最终未能侦破。为此，“037搜查本部”的本部长亦即总指挥松田引见及该本部下辖的神户组组长大阮初兴自杀谢罪，这二位都是当时日本的名侦探，其中松田引见的事迹还曾被改编为电影。“037案件”被列为重大悬案。
侵华战争期间，小田作为地方技术人员被军方征召，分派至上海，到“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厂)主持金相研究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日本宪兵队对公共租界的外籍巡捕宿舍进行搜查时，在一名印度巡捕的衣柜里发现了一把黑色匕首。日本军曹是学理科出身，对这把黑色匕首很感兴趣，这家伙是懂刀的，弯腰捡起来随手一划拉，竟然削掉了茶几一角。
当下，他给四川北路宪兵队特高课的阿部少佐打电话报告了此事。阿部拿到这把匕首，立即驱车前往江南造船厂作金相分析鉴定。
鉴定是由小田做的，最后得出结论：送检物系采用失窃的“037”样品制造。至于黑色，是在制造过程中添加了某种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矿石，在高温作用下发生化学变化，冷却后通体变成黑色。经检测比对，原先的母本“037”与这种神秘矿石混合后，能够明显增加钢材的韧性。
刀的主人，印度巡捕奈穆里·希瓦被重点调查，可是，赶到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一打听，奈穆里·希瓦并没有关在那里。其时印度、越南未被日本政府宣布为“敌对国”，因此，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捕和法租界巡捕房的越南巡捕都给释放了，奈穆里·希瓦不知所踪，调查也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那把黑色匕首也被人带回了神户制钢所。
九、印度和尚
返回老大沽路专班驻地后，裴云飞即与张伯仁、丁金刚沟通了调查情况，一番分析后梳理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那把黑色匕首被带回日本了，如今唯一的指望，是那个藏匿匕首的印度巡捕。这个“阿三”(旧时沪上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头上都裹着一块红色头巾，坊间把这些倚仗西捕欺压华人的印度巡捕统称为“红头阿三”，简称“阿三”)应该是能够说清那把匕首的来路的，循着这条线索，没准儿就能找到杀害廉梦妍的凶犯了。
上海解放后我方接管的旧档案混乱不堪，陈毅市长下令组织了一批进步学生进行整理。运气好得很，专案组要查找的有关公共租界外籍巡捕的内容，已经基本整理好了。
沪上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奈穆里·希瓦。此人当时四十挂零，是九年前从香港警务处下辖的刑事便衣队调来上海的，担任卡德路捕房刑事部华捕第三探组组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法租界，强行接收两租界当局(工部局、公董局)及下辖包括巡捕房在内的各机构，拘捕全部外籍职员，关押进“敌对国外籍人员集中营”，奈穆里·希瓦亦在其中。但奈穆里·希瓦是印度籍，而其时印度并未向日本宣战，不算敌国，经过甄别，奈穆里·希瓦被释放。
这人后来去哪里了？档案中哪里有这些！
三位侦查员和外援便衣查遍了在上海滩经营特色小吃、香料制作的印度商贩，以及为大户人家或者尚存的外资公司担任门卫或者守夜人的印度人;裴云飞还打了报告，获准由市局外事科警员陪同着走访了印度驻上海领事馆，了解在沪居留的印度侨民的相关信息，依旧什么线索也没查到。
往下该怎么办？案子查来查去，竟然查成了夹生饭，不过，还有一点微光。
旧上海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华捕要比西捕多，不论刑事部还是政治部，最底层的办案人员都是华捕，黄金荣就是做华捕一步步发迹，最后成为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之首的。租界当局警务处的头目对华捕的心态是“既要用，又不放心”，遂指派印度籍巡捕(法捕房是越南巡捕)担任探长进行管理。奈穆里·希瓦的刑事部华捕第三探组组长就是这么来的。
奈穆里·希瓦既然是华捕探长，他的日常工作必定与华捕有交集。那时候沪上租界巡捕房的事儿还是蛮多的，除了侦查、抓人的实锤行动，还有日常训练、演习以及为达官贵人的婚礼、寿宴及众多的庆典活动站场子撑门面，像奈穆里·希瓦这样的基层领导，虽然与下属的国籍不同、待遇不同(华捕的待遇最低)，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搞得比较融洽，否则这么些活儿就玩不转了。况且奈穆里·希瓦还有在香港警队干活的经历，一般说来应该懂得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中混迹的路数。即便不是和每个下属都能称兄道弟，最起码也得有一两个类似亲信的华捕朋友吧？既然一时找不到奈穆里·希瓦，那就找他当年的下属吧，这些人中应该有还在上海待着的。
裴云飞把这个想法跟张伯仁、丁金刚一说,那二位都深以为然。这时，内勤来第六组办公室送报纸，还捎来一个消息：比六组晚启动一天接受任务调查外滩一起命案的第四组，刚才已经顺利破案，三个凶犯悉数抓获，第六组压力暴增！
对奈穆里·希瓦当年下属的访查，是从黄浦分局看守所的一名留用警员黄克开始的。
黄克曾供职于公共租界老闸捕房。他原是中学体育教师，报考巡捕时，面试的洋考官看中的是他的体魄和西洋拳术，可录取名单报到工部局警务处时却被处办扣下了，说这人尽管是教体育的，但看他一手字写得这么人眼，应该有些文化底子，就留在处办做内勤吧。于是，黄克成了租界警务处一名穿制服的文员，协助英国警官管理卷宗档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外籍警员全部关进了集中营，华捕都被留用，不愿意留下也可以，但不发分文退职金。黄克选择了离职。他会西洋拳术，还曾在比赛中获得过名次，立刻就有武馆聘请他前往担任教练。待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政权接收上海，警局向他发出归队邀请，他不愿再做内勤，就去了黄浦分局交警队事故组。解放后，他被新政权留用，到看守所当了一名看守员。
丁金刚之前办案时跟黄克有过交集，现在专案组要查找原公共租界卡德路巡捕房第三探组的华捕，他马上想起了曾在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管理档案的黄克，遂前往黄浦分局看守所跟老黄见面。
黄克的记性不错，听丁金刚说到第三探组马上报出了奈穆里·希瓦的姓名，说这个印度人是最后一任华捕第三探组的组长。丁金刚问：“这主儿后来去哪里了？你管过档案，应该清楚此人的情况吧？”
黄克摇头：“工部局警务处有规定，华人不能接触西捕和其他外籍警员的档案，奈穆里·希瓦这人我认识，不过没怎么打过交道。日本占领租界后，他进了集中营，但没几天就被放出来了。后来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又到处找他，可能是卷入了什么案子，没找到，那之后我就没再听说过他的消息。”
“第三探组其他华捕的情况，你还有印象吗？”
这个黄克倒还记得，他告诉丁金刚，第三探组一共有九名华捕，后来死的死，走的走，据他所知，解放后只有三个还待在上海。一个改行做了土特产掮客，行踪不定，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外地跑生意;一个做了航运公司的货轮船员，也是经常不着家;还有一个，就是在提篮桥监狱当狱警的齐福夫。
丁金刚立刻前往提篮桥监狱找齐福夫了解情况。
齐福夫告诉老丁，第三探组组长奈穆里·希瓦这个人还可以，不像其他“红头阿三”那样穷凶极恶，动不动就骂人打人。丁金刚请齐福夫回忆，这个印度人是否有一把黑色匕首,齐福夫说：“这事我知道，不过没亲眼见过。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宪兵队要抓他，曾有特务找我了解他的情况，我才知道他藏着这么一把匕首。”
丁金刚听着，心里凉了半截，但还是不死心，继续问奈穆里·希瓦平时跟华捕下属的日常接触情况。没想到，往下齐福夫的一句话引起了老丁的兴趣：奈穆里·希瓦跟下属聊天时偶然提起，说他早年在印度做过和尚。
和尚？丁金刚顿时联想到4月20日案发那天去廉宅勘查现场时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死者母女都笃信佛教，可此刻得知拥有黑色匕首的印度巡捕居然当过和尚，这二者之间有关系吗？可以了解一下！
当天晚上，专案组三侦查员开会研究案情。裴云飞、张伯仁都认为丁金刚的那个灵光一闪对于本案的调查很可能有帮助。裴云飞说：“咱们这就去廉宅走访死者之母雷理娟！”
十、隐秘情人
这天是廉梦妍被害的第九天，也是“二七”的第二天。廉梦妍几天前已经出殡，家中客堂里搭建的灵堂已经撤掉，帮忙的亲友在客堂辟出一角，设了一个类似佛龛的供台，在墙上挂了廉梦妍的大幅彩色遗像，遗像前的供桌上供奉着水果以及廉梦妍生前喜爱的零食糕点，桌前置一春凳(江南地区一种长方形类似条几的木质家具，可作凳子，也可作茶几)，上面摆放香炉、烛台。这是沪上对亡者最隆重的悼念方式，按照习俗，这种方式一旦启动，那就要持续到七七四十九天“断七”为止，每天必须定时燃、熄香烛，更换供品;逢七正日，还须有新烹饪的菜肴和酒水。
这天不是正日，而且已经晚上9点了，但雷理娟还未休息，由一个娘家女亲戚陪着，坐在供台前轻声说话。
雷理娟见侦查员这么晚登门，而且一下子来了三个，以为案子已经破获了，赶紧迎上前去一边招呼“请坐”，一边用殷切的目光看着张伯仁----她以年龄给警员排座次，以为老张是三人中的领导。老张也不解释，开门见山道明来意：“廉梦妍是否信奉佛教？我们是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的。”
雷理娟先是失望，继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警察特地为这事来找我，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线索。于是清理了一下思绪，讲起廉梦妍与佛教结缘的过程----
雷氏家族世代笃信佛教，雷理娟自不例外打自懂事起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可女儿廉梦妍不同，自小就讨厌母亲诵经念佛，而且从不愿正视墙上挂着的菩萨画像，对家里供奉的那尊雷理娟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出自名匠之手的铁木镌雕观音坐像，更是不屑一顾加讨厌的态度。
四月初八“浴佛节”(释迦摩尼的生日)，趁大人忙于晾晒物品不注意，廉梦妍撕毁了一张拿出来晾晒的如来画像，因而受到了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罚。这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对有关菩萨的一切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渐渐长大后，那份恐惧感淡化了，她知道菩萨不过是泥胎，不会对她造成什么伤害。不过，亲近肯定是亲近不起来的。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也不让母亲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菩萨保持距离。
女儿的心态，雷理娟自然看得明白，但也不好勉强，只能默许了女儿的选择。原以为女儿这辈子也不会跟佛祖有什么关系了，不料，1947年初，没有任何预兆，廉梦妍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那时，廉梦妍已经考上了江苏省卫生学校在镇江上学。1月份学校放寒假，廉梦妍晚了三天回沪，而且是晚上7点才到家的。雷理娟自是要问问原因。廉梦妍的说法是：一位家在江西南昌的同寝室女生突患急性阑尾炎，送医院动了手术。学校给她南昌家里发了电报，但坐火车从南昌到镇江须先绕道杭州，从杭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镇江，家长即使立刻动身，到达时也是两天以后了。如此，这位女生手术后的头两天就无人陪护。廉梦妍既是班级的生活委员，又是学生会干事，留下照料这位同学当仁不让。班级里一共有三名女同学自愿留下轮流陪护，直到该女生的家长抵达才各自收拾行李回家。
廉梦妍回家后的第三天是农历腊月十五，每逢初一、十五，雷理娟必定要去龙华寺烧香拜佛。头天雷理娟去医院上班前特地关照女儿，烧晚饭时必须把镬子锅子用碱水洗涮干净，不能带一丁点儿荤菜味儿，而且，晚饭上桌的必须全是素菜，不可有任何荤菜，连鸡蛋都不行。以往雷理娟也是这样吩咐女儿的，廉梦妍嘴上答应，但情绪明显抵触，做事更是敷衍。可这次女儿的表现却让雷理娟大吃一惊，廉梦妍竟然问：“妈妈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庙里烧香吗？”
一瞬间，雷理娟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定定神，不由大喜过望，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梦妍啊，你终于信菩萨啦！妈妈太开心了！”
从这天起，廉梦妍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只是雷理娟未曾探究女儿发生如此巨大转变的原因，只道是自己心诚所至，感动菩萨点化了女儿。
此刻，经侦查员这么一问，雷理娟才意识到女儿的转变确实有些突然：“同志，莫非我女儿遇害跟她信菩萨有关系？”
裴云飞说：“这个，我们还在调查。雷女士请你再回想一下，廉梦妍还有没有其他反常之举？”
雷理娟竭力回忆，始终不得要领。张伯仁在旁边提示：“廉梦妍是否收到过什么人的信件，或者，有没有人经常打来传呼电话找她？”
雷理娟回忆，女儿每月都会收到几封平信，她们母女俩的班头是错开的，有时邮差送信时女儿在上班，是她代收的。她当然不会私拆女儿的信件，但总要看看邮寄人的落款，印象中都是固定的那几个人，看地址，应该是女儿在江苏卫校的同学：一个姓桑，是镇江的;一个姓莫，是杭州的;一个姓贾，每次寄信落款都留全名，叫贾淑贞，南京的，她的字特别娟秀;还有一个姓段，南昌的，就是患阑尾炎的那个。从笔迹看应该都出自女生之手。
裴云飞问：“这些信还在吗？”
“昨天是'二七’头一天，给她烧衣物,先烧的就是那些信……”见裴云飞面露失望之色雷理娟又补充,“但也可能有些信是寄到她供职的仁济医院的，她没有带回家。”
次日上午，三侦查员前往山东路仁济医院，医院方面已经把廉梦妍生前所有的私人物品收拢到一个纸板箱里封存，外面还贴了盖着公章的封条。侦查员让保卫科工作人员把箱子打开，一番检查，未见信件。于是，转身去了门卫室。
门卫彭伯年近六旬，三十年前从山东逃荒来沪，因为会点儿拳脚，被仁济医院聘为门卫，一直干到现在。彭伯至今未娶妻室，光棍儿一条，以门卫室为家。侦查员跟彭伯聊下来，得知廉梦妍生前确实有信件寄来医院，一般每月有三四封，都是平信，今年开始减少为一封，4月份还一封也没收到过。
侦查员问彭伯是否识字，彭伯说：“少年时在家乡上过一年多私塾，略微识得一些，要不这医院门卫还干不了呢，因为门卫的职责之一就是分发信报嘛。”
“廉梦妍收到的那些信是一个人寄来的还是几个人寄来的？”
彭伯想了想：“寄给廉小姐的信好像不写落款，只留两个字：内详。”
侦查员心里一凉，又追问一句：“留心过邮戳吗？”
彭伯说这个倒从来不曾留心过。仁济医院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信函，多时上百，多是有医药业务往来的商家、医生护士的亲友同窗以及住院病人的亲朋好友从各地寄来的，他只顾分发，不可能去留意信封上盖着哪里的邮戳。
侦查员大失所望，这时彭伯突然想起一个细节：“说到信封，我想起去年1月的一件事。那是元旦次日，廉小姐一封信上的邮票被外科奚医生剪去了，她跟人家大吵了一场，还惊动了院长，说这是奚医生的错，让奚医生给廉小姐道歉方才平息。”
奚医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白面书生，医科大学毕业后来仁济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他的爱好除了医学本业，就是集邮，那是他读初中时就培养起来的。然后就说到跟廉梦妍的那次纠纷了。
去年元旦，轮到奚医生值班。午前，接到彭伯从门卫室打来的内线电话，说奚医生您有一包印刷品，估计是图书，好几本呐，沉甸甸的，午饭后您来取一下。饭后他去取时，彭伯又交给他一封平信，说这是你们外科护士廉小姐的，麻烦给她捎去。那天是假日，廉梦妍没来上班。护士有共用的护士室，但没给配备专用办公桌，奚医生不可能像给其他同事捎带信件那样，往人家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面一压就行了，只好先给她保存着。正要放进抽斗，忽然被信封上的邮票给吸引住了。
那是1952年7月7日发行的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邮票，由孙传哲设计，一套四枚，图案分别是“卢沟桥风云”、“平型关大捷”、“欢送新四军抗日”、“毛泽东和朱德策划反攻”，均是八百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面值。廉梦妍这封信上的是其中的第三枚。
那时民间集邮还未被当作“邮政文化”来看待，只是老百姓的一种“玩玩”，就像集烟标、火花(火柴盒图案)、糖纸一样，不像后来那样有官方予以正儿八经的助推，邮局更没有为社会公众的集邮爱好提供什么方便。如此，群众集邮就纯是一张一张四处寻觅，点点滴滴拼凑成一套，这段时间的长短要看运气。比如这位奚医生，上述一套四张的邮票，第一、二、四张都已觅得，独独就是第三张与其无缘。可以想象，那天发现廉梦妍这封信上的“欢送新四军抗日”该是何等的喜出望外。当下他啥都不顾了，抄起剪刀就把这张邮票剪了下来，心里想，明天给廉梦妍道个歉不就行了。
当然，他是知道不能私拆他人信件的，在剪下邮票时特别小心翼翼，剪开的口子就邮票那么宽，根本没有也无法偷看里面的信笺。哪知，第二天把信交给廉梦妍时，这个平时看上去绝对是一个淑女的姑娘竟然大发雷霆，随手夺过奚医生手里捧着的水杯摔在地上，又把奚医生办公桌上的所有物品一古脑儿撸到地板上，然后当地一站，双手捂着脸，并不说话，只是哭。保卫科长闻报赶来劝说无效，只好报告院长。院长又过来劝，还让奚医生当场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这才罢休。
尽管廉梦妍已经不在人世，但此刻奚医生回想起那一幕，依然心有余悸，向侦查员大呼冤枉：“不打招呼剪掉邮票，是我不对，可我真的没看她的信呀！只剪了那么小一个口子，根本不可能嘛…”
裴云飞打断他的话：“那封信是从哪里寄来的？”
奚医生摊开手：“当时我一门心思都在那张邮票上，哪会留意邮戳？”
“那张邮票是否还在你手上？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在，不过，是在家里放着。”
裴云飞对他说：“我们这活儿还真有点儿急，我打个电话通知市局派辆汽车过来，我们这就跟你去府上看一下。”
查看的结果，谢天谢地！那枚邮戳比较完整，寄出地侦查员看着也眼熟，竟然是镇江四牌楼，这不是廉梦妍读书的江苏省卫生学校所在地吗？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与廉梦妍通信的应该是个男青年，大概率是卫生学校的同学，两人很可能是恋爱关系。廉梦妍从江苏卫生学校毕业回沪已有五个年头，对方一直以每月三四封的频率给她写信，想必廉也是要回信的。廉把她工作的仁济医院作为收信地址，也有对母亲保密的意思。
去年初夏，廉梦妍跟表兄雷道钧明确恋爱关系，并于今年春节订婚。而从医院门卫彭伯反映的对方来信的情况看，直到上月，对方的写信频率还正常。也就是说，廉梦妍和表哥的恋爱是瞒着对方的。之所以上月只收到一封信，有可能因为廉梦妍终于跟对方摊牌，对方的反应呢，则是寄来最后一封信，算是告别。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对方不肯断绝关系，或许之前两人曾有过山盟海誓什么的，对方当了真，你廉小姐想反悔，不行！遂在最后一封信中下了通牒：如果想分手那我就要如何如何。而这边廉梦妍却没当回事不予理睬，自顾忙着筹备婚事。谁知对方却是玩真的，遂有了“4·20”命案？
三人议到这里，裴云飞说：“我寻思那个'对方’不会是廉梦妍的卫校同学，只不过恰巧住在卫校附近而已。你们还记不记得廉梦妍突然笃信佛教之事？廉梦妍由抵触佛教到笃信佛教的转变，是在镇江上学期间发生的。我估计，那个‘对方’一定和佛教有莫大关系，我们前几天去镇江外调时，学校附近不是有一座庙宇吗？先从那里查起！”
张伯仁、丁金刚均表示赞同：“咱们这个案子总算是看见希望了！”
裴云飞拍板：“我马上打报告，明天咱们就二赴镇江！”
十一、水落石出
4月30日午后，专案组侦查员三人抵达镇江。和镇江市公安局打过招呼后，直奔四牌楼所属的派出所，询问辖区及附近有没有寺庙，得知有一座慈云禅寺;再了解寺庙中是否有和印度有些关系的僧人，所长笑道：是有一个‘印度和尚’。”
裴云飞感到奇怪，忙问是怎么回事。所长说，“印度和尚”俗名韦思逊，法号大得，1923年出生，云南省芒市县人，系一名云游四方的游方僧人。1945年初来镇江定居，先是在慈云寺挂单，半年后抗战胜利，该寺僧人中凡是因战事逃亡而来的，均先后告辞，返回家乡原寺庙，本寺缺和尚维持，韦思逊遂留了下来。
有一次，寺庙碰到抢劫，强盗凶狠，拿着木棒、菜刀、煤锹、扁担的僧人们不是对手，这时，平日不大吭声的大得和尚手里拿着把火钳赶到了，二话不说，以火钳当兵器，竟然击飞了强盗手中的单刀。有个强盗在背后偷袭，堪堪要砍着韦思逊脖颈的当儿，只见韦思逊身形一闪，谁也没看清楚他是怎么躲开致命一击的。他也不转身，朝前弯腰俯身，手中火钳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向后探出，就那么随手一戳：正中对方左眼，顿时哀嚎着满地打滚，嘴里惨叫不绝。韦思逊这一手露出来，强盗中有个识货的叫了一声：“印度瑜伽！”拔腿就逃，其余人也作鸟兽散。
受伤的强盗被绑送警局，怎么处置的不清楚。反正这个大得和尚会瑜伽功夫的事就这么传出去了，尽管他是中国国籍，但坊间都唤其“印度和尚”。
1949年仲春镇江解放，新政权调查人口情况时，大得和尚说自己是在印度做的和尚，师父已经圆寂，其后云游天下，这才来到中国江南，觉得镇江这座城市不错，就在慈云寺挂单。抗战胜利后，庙里的僧人大半返乡，寺院里僧人减少，无法正常维持，就动员他留下来。现在，他不想出家了，想还俗过“在家人”的生活，决心要与佛祖“拜拜”。
还俗以后干什么呢，大得和尚说他不想麻烦政府，准备自谋职业开一家饮食小馆，他自己有一点儿积蓄，也不需要公家提供资金，只要租借给他一个临街门面，再发一份工商执照即可。
这虽然不合规定----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情况特殊，民政局也只好答应下来。于是，给市政府打报告，又给工商局、房管局分别打了电话，一月之后，位于新西门的“大得咖喱馆”开张了，店堂墙上挂着的工商执照上写的是大得和尚出家前的名字--韦思逊。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韦思逊还真不是凡品，他似乎天生就有经商头脑，光是“大得咖喱馆”这个字号，就起得独出心裁。如果说“大得”还算平常，“咖喱馆”就引起外界的好奇了，这个“印度和尚”开店卖的是啥玩意儿？莫非卖的就是发源于印度的那种烹饪调料？那也太平常了，哪个城市没有卖咖喱的，用得着专门开一家店铺出售？好奇心驱使下，自是要去看个究竟。
“大得咖喱馆”的确出售咖喱，但这只是其经营产品的一个内容。即便如此，“大得咖喱馆”出售的咖喱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是他的印度师父秘传给他的配方，那种香味，别说寻常食客了，就是镇江城里著名的“中西八大馆子”的头牌掌勺，也叹为观止。韦思逊还把咖喱粉末制成咖喱酱、咖喱膏、咖喱酱油、甜咖喱、酸咖喱，此外还出售荤素卤菜、中西点心，都是以咖喱为调料，堂食外卖均可。这么多品种，可以想见其对顾客的吸引力。
解放后，国内印度人几近绝迹，上海、南京的大馆子使用的咖喱都是从香港进来的，中小馆子苦于没有渠道，老板们听说镇江冒出了一个“印度和尚”，能配制出几可乱真的正宗咖喱，便不时有人前来镇江找韦思逊谈技术转让、开发合作，都遭到拒绝。此刻上海侦查员来找韦思逊，所长误以为他们也是来跟“印度和尚”商谈此事的。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三个听得如此这般一番介绍，就地借用派出所的一间办公室开了个短会，决定事不宜迟，先把韦思逊控制起来再说。遂叫上在外面等候的三名外援便衣(镇江市公安局派来的帮忙的)，由裴云飞交代具体行动方案。裴云飞先前听介绍，得知韦思逊精通印度瑜伽，能够以一敌三，还真不敢小觑这厮。在场侦查员中，若论参加抓捕行动的次数，老张数第一;而若说身手，那就是丁金刚了。外援便衣中，老单曾做过法租界警务处的摔跤陪练，乃是捕人的一把好手，自告奋勇与丁金刚打头阵张伯仁、裴云飞负责支援，其他两位外援民警控制外围。裴云飞叮嘱：“万不得已可以动用武器，但只能打下半身。”
抓捕行动没有丝毫悬念：化装成顾客前往“大得咖喱馆”的摔跤好手老单和丁金刚进入店堂坐下后，韦思逊正好端着一碟咖喱卤牛肉从后厨出来。这时，裴云飞和张伯仁也进来了，趁着韦思逊给顾客上菜的空当，裴云飞唤住他提了个问题，吸引其注意力。说时迟那时快，老单倏然发作，张开两条孔武有力的长臂从背后将韦思逊连同胳膊一并搂住。几乎同时，裴、张、丁三人掏出手枪顶住韦思逊的脑门：“不许动！”
韦思逊被扣上手铐后，目光在众侦查员脸上扫视一番，长吁一口气：“也好，总算有个了结了......”
三十年前，韦思逊出生于云南省芒市县，自幼父母双亡，记事起就跟着一个游方到当地的印度和尚四处漂泊。其时，这个印度和尚已经在中国待了十年。韦思逊稍大后，印度和尚告诉他，当初自己路过芒市县城，在一座破庙里发现了尚在襁褓中的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印度和尚遂把婴儿收养。此后，他化缘时又多了一个内容，看哪家门外晾着婴儿尿布的，就为其求喂母乳，无处求助时，就求施牛乳羊乳米汤之类。韦思逊五岁时，印度和尚正式收其为徒，亲手为其剃度，赐法号“大得”。
至于师父的身世，韦思逊一无所知，师父从没向他透露过。韦思逊甚至连师父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在各处寺庙投宿时，师父报出的是不同的法号;度牒倒是有的，但常年风餐露宿，上面的字迹模糊难辨，恐怕考古学家也弄不清楚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
韦思逊十二岁时，师父圆寂。临终前，师父拿出一个圆形小银匣交到韦思逊手里，留下遗言：以你的资质，难堪大任，只能跟着有志之人做些小事，时运好，或许倚借他人之力为自己挣个小小前程。你拿着这个匣子，前往印度英帕尔城南郊三里地的那座茅顶石壁的无名寺院。那座寺院已有百年历史，创建高僧言定“茅顶长存，永无寺名”，数代住持谨遵遗训，只数年一次更换茅草屋顶，其他一切如旧。如今的住持法号释通，年已七旬，是我的师弟。你去觐见，应行师礼。他见了这个银匣，必知你是我的弟子。往下，你一切听他安排就是。
办毕师父的丧事，韦思逊动身前往英帕尔。一路日行夜歇，靠化缘维持生活，整整旅行了九个月，终于抵达英帕尔市，在南郊那座无名茅草顶古刹拜见了师叔释通。释通一见那个小银匣，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认了这个小师侄。
韦思逊就在这座无名古刹待了下来。释通住持得知他虽已剃度，但没有度牒，就给他补了一份。所以，说他是“印度和尚”也没错。韦思逊原本跟着师父修习瑜伽术，释通住持又给了一些指点，他的功夫在无名古刹十多名和尚里只能排末位，但用于防身，对付三五个壮汉是没问题的。回国途中，他就是靠这手功夫，几次化险为夷。
1942年，释通住持圆寂，安葬师叔时，韦思逊在师遗物中发现了一把黑色匕首，随手揣在自己身上。这把匕首，也是上文提到的用“037”合金钢打造的武器之一，至于这块合金钢为谁所窃，怎么到了印度，恐怕要成为千古悬案，再也无人知晓了（前文已经说明，印度巡捕那把刀被带回日本了）。
再留在印度已经没有意义，韦思逊决定回国。他以云游僧人身份穿过缅甸，进入中国云南，之后一路北上，经过两年多的游历，最后来到镇江，在慈云寺挂单。抗战胜利后，他原准备回到出生地云南芒市，经不住慈云寺住持的热情挽留，遂留在镇江。
然后就要说到他跟“4.20”命案的关系了。
用佛家的说法，他跟廉梦妍的交往乃是一段“孽缘”。
廉梦妍就读的江苏省卫生学校与韦思逊出家的慈云寺毗邻，从卫校后门出去，穿过一条小巷、巷口就是寺庙的山门。1946年10月下旬个周末的晚上，做完晚课的大得和尚觉得腹中空空、信步出门离寺，去附近扁担巷口的那家豆腐店买一碗热豆浆、两个素油豆渣饼作为夜宵。吃完回寺的路上，经过通往卫校后门的那条小巷时，听到里面传来女子的呼救。走进巷子一看只见两个歹徒正欲非礼一个女学生，当下不假思索出手相救。以他的功夫，对付两个流氓自然是小菜一碟，只是出手不敢过重，生怕打残打死了不好交代----国民党政权治下警匪一家乃是家常便饭。甫一出手，两个流氓就被打倒在地，蓦地想起旁边的慈云寺里有个闻名镇江的瑜伽高手“印度和尚”，哪敢继续纠缠，爬起来拔腿就逃跑了。
被救下的女学生，便是来卫校报到才两个月的廉梦妍。两人就这样相识了。之后每逢周末他们都要相约去长江边僻静的货运港口码头见面。当然，韦思逊要改变穿着，换上寻常市民装束，头上戴一顶帽子。随着交往的频繁，廉梦妍对韦思逊的好感愈加强烈，产生了厮守终生的想法。而韦思逊也动了凡尘之念，却又放不下自幼出家形成的思维定势，遂向廉梦妍提出：“我信奉菩萨，即便日后还俗有了家室，也忘不了佛祖，所以…...”
廉梦妍不笨，马上明白这是在暗示自己要信佛，不久，廉梦妍成了慈云寺的一名年轻女居士。这在江南地区并不稀奇，镇江地面上的年轻女居士也有不少，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有的还是大学生，每个周末都会去寺庙待上一天，放假期间，在寺庙里住个十天半月也是常事。当然,她们的情况跟廉梦妍不同。这，就是雷理娟一直闹不明白的女儿突然信佛的缘由。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三年过去，廉梦妍就要毕业了，两人必须认真考虑日后的打算。韦思逊说俩人年龄上有差距，他必须用自己的钱筹办婚事，无须女方家里出一分钱，也算是对女方的一种补偿。他决定在廉梦妍毕业后择机还俗，开一家专售咖喱食品的小店，他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应该能攒够办婚事的钱，婚后，他会把店铺搬到上海去经营，自信能够在上海滩站住脚。
两人遂山盟海誓，大得和尚从怀里拔出那把黑色匕首，一刀扎在身旁一株老树的树干上：“韦思逊定要娶廉梦妍为妻，他日有违此誓，如同此树！”
廉梦妍也立下誓言：“今生今世，永结同心;若有违背，甘愿终于血光之下！”
对于韦思逊来说，这就是一场庄严无比的订婚仪式，但少女的心总是会变的。
毕业回沪后，廉梦妍把自己就业的仁济医院的地址写信告诉韦思逊，此后，两人就通过书信互诉情意，漫谈畅想。镇江解放后，韦思逊还俗创业，生意做得不错，预计把店铺搬到上海后，生意只有更加火爆。照此计算，韦思逊原先的预期还有缩短的可能。
哪知，今年春节后，廉梦妍忽然来信告知，她经过慎重考虑，要放弃这段感情，并且已经有了男友，还是亲上加亲，而且订婚了，不久就要举行婚礼。对于韦思逊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但他还想尽力挽救，写信反复劝说，廉梦妍却不为所动，回信也逐渐减少，信上也总是寥寥数语，言语也逐渐刻薄起来。上月，终于失去耐心的韦思逊给廉梦妍寄出了最后一封信，直截了当提到她毕业前夕两人在黑色匕首面前立下的誓言。信件寄出半个多月，他收到了廉梦妍的回信。廉梦妍在回信中就12个字：“从今以往，时移世易，勿复相思！”
韦思逊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想不明白，女人心，海底深？他走不出来，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1953年4月19日，“大得咖馆”张贴告示，称“因原料断档停止营业两天”，两名员工放假，韦思逊则搭乘火车潜赴上海。当晚赶到廉梦妍的住所（他以前来偷偷来过上海，也是为在上海开店做准备，当然女方不知道），用黑色匕首捅开门户入内，将熟睡中的廉梦妍杀害。那把黑色凶刀，就留在她的胸口，作为誓言的见证。
他认为这把黑色匕首的来路无人知晓，警方不可能追查到他身上。杀人之后，为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又在现场翻找了些现金和值钱之物。那对“南宋玉杯”看着不错，遂将其带回镇江。
侦查员对“大得咖喱馆”进行搜查，果然找到了那对所谓的“南宋玉杯”。至此，“4·20”命案的侦查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3年9月27日，韦思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