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土地改革，还真是挺重要的。就看你如何改。网上查了一下，得到了这个印象。

汉末的社会动荡，引起了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大变化。曹操属吏司马朗是主张恢复井田制的人，他说：“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但大量的无主土地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土地国家固然可以用来屯田，也未尝不可以赐予州郡编户耕种。当时人仲长统说过：“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如建安年间任过郡守的杨沛，在曹丕称帝后，“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贵人，故身退之后，家无余积。治疾于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几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起止其中。”除了占取现成可耕地，州郡编户还可开垦荒地，恢复旧业，甚至买卖土地。通过这些途径，当时全国大部分土地是自耕农在耕作。

在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后，曹操迅即制定新的赋税征收办法，以满足国家的开支需要。建安五年，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不过，影响更大的还是建安九年平定河北后发布的一篇令文：“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令文表达了曹操抑制豪强兼并的决心，同时确定了田租标准，又将过去田租之外的口赋、算赋一律改为按户缴纳绢绵。采用新的租调制度，与农民土地占用状况相适应，既在州郡编户的承受范围内，又能保障国家的财政需求，因而具有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