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TJKCB: 鲁迅，还是胡适，谁更适合中国的道路？zt

不同的选择

　　北京的局势一日紧似一日，学生风潮此起彼伏，紧接着发生了“三·一八”惨案。继而鲁迅南下远走厦门，不久，转至广州，最终定居上海，开始了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

　　上海时期的鲁迅彻底从文学创作转向了社会批判。在那里，他的杂文创作达到了高潮。也正是这些杂文，让后世的人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斗士，一个引导社会舆论的文学旗手。

　　人文学者、《黄河文学》副主编谢泳则不同意这种长期以来对鲁迅的认识。“严格说，鲁迅对中国左翼思想是有影响的，但作为一般的社会影响，在知识界，他没法和胡适相比。”谢泳说。那时候，鲁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当中的自由职业者，而胡适则是频频出入学界、政界的大学校长。

　　无论怎样，在上海时期的鲁迅是发出了大量声音的。这些声音的主旨是对社会、对黑暗面的批判，以及与形形色色的人之间的论战。“很多年轻人说鲁迅骂人很苛刻，但是鲁迅骂过的人都是一些社会贤达、雅士、士大夫，是那些悠然自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文人。他保护的、他喜欢的都是那些被流放或者是被打压、很穷困的人。”孙郁说。

　　凭借自己的正义感，鲁迅始终是愿意站在弱者一边的。但他没有也无心为大众去指出一条光明之途，“他甚至对任何选择都存怀疑，认为人一旦选择，就成为选择的奴隶。他真正坚持的就是对个体的尊重和个性的张扬。”孙郁说。

　　对于这一点，鲁迅自己是深知的，面对前来请教人生方向的青年，鲁迅亲切待之，却又怕他们向自己学习，“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鲁迅曾在信中写道。

　　相比于鲁迅与权势的互不相容，胡适的所作所为则要入世得多。从提出“好人政府”，到主张“宪政国家”，无论是对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胡适似乎都没有放弃过改造的努力，尽管在现实当中，胡适的种种努力被左翼人士认为是与虎谋皮，甚至是在为虎作伥。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1932年又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在这些杂志中大声呼吁保障人权，言论自由，并主张宪政民主，反对一党独裁。

　　回头看来，胡适有些文章对国民党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鲁迅，今人读之尤为其担心。针对国民党不循法制，任意压制人权，胡适写道，“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文人’‘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针对国民党推行的“文化运动”，胡适评论说，“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党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在这样猛烈的抨击下，国民党查封了登载胡适文章的《新月》杂志，并迫使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尽管如此，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批评没有恶意，只是为了国民党自身的改善。

　　“胡适和鲁迅都是对当时的体制不满的知识分子，但两人所走的路径不一样，鲁迅带有左翼倾向，并带有乌托邦色彩。而胡适遵循的是自由主义，比较重视经验和事情的操作性。但两人却有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要求社会更公平，更有正义。”谢泳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