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网站（www.talktone.co.uk）最新的分析。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国内买去发表的。这篇转贴在这里，请各位在英国生活多年的朋友，多拍砖头，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也是回应一位朋友对选举带来的结果的担忧。
政党轮替后的英国教育改革
[导言] 英国民主选举导致的政策变化，朝三暮四多过朝秦暮楚。
6、7月的英国政坛，被这样一个故事所主宰：一个被教育改变了命运的保守党人，试图改变英国教育。这个人就是英国现任教育大臣迈克·高夫（Michael Gove）。
现年43岁的高夫，是首相卡梅伦牛津时代的同学，也是卡梅伦迈向权力巅峰之路上核心团队的成员。与首相卡梅伦、财政大臣奥斯本等保守党高层的上流社会家庭背景不同，高夫出身贫寒，从小被人收养，通过不懈努力才成为记者、作家，以及百万富翁。
和很多英国全国性政客一样，高夫也来自苏格兰。1967年他出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仅仅4个月大，就被阿伯丁的一户渔民收养。阿伯丁是苏格兰第三大城市，当地居民靠1970年代发现的北海石油纷纷致富，可高夫的养父母家境极为一般，养父出海打鱼，养母在阿伯丁大学的实验室帮忙。高夫最早被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凭奖学金进入了苏格兰一家著名私校，最终在1985年考进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在牛津，高夫担任过牛津辩论会（Oxford Union，不同于学生会，它是一个比学生会历史更悠久，更有政治含金量的社团）的主席。
有趣的是，大学时代的高夫倾向于工党。1980年代的风气也的确如此，撒切尔夫人虽在历史评价中风光无限，但在当时日复一日的政治缠斗中，她其实最为焦头烂额。反对保守党，是当时青年学生的主流，高夫也不例外。大学毕业之后，高夫曾想进宗教界，去教堂工作，也尝试过申请保守党中央党部研究室的职位，然而他的出身和过去的政治立场令他与上述岗位无缘。很快高夫发现媒体更适合自己，他从阿伯丁地方报纸起家，很快进入英国全国性高端媒体，在纸媒和电视媒体上大显身手，历经《泰晤士报》、《旁观者》、BBC、Channel 4等媒体。在政治上，他曾为保守党二号人物帕提洛（Michael Portillo）写传记，研究热点政治问题，比如北爱冲突，后还曾出任右翼智库领导。和很多保守党高层一样，高夫年纪轻轻就进入了百万英镑富翁的行列。2005年，高夫成功当选议员，2010年出任教育大臣。
高夫的故事，在英国的“60后”家世平凡成功人士中颇有代表性。在高夫的基础教育中，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是一个关键点。需要指出的是，高夫所在的苏格兰教育系统与英格兰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改变命运。高夫求学时，英格兰中小学正处于改革的动荡中，而现在高夫要发起另一场中小学教育改革。简单地说，他要让家长和校长获得更多管理学校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小学在选择学生上有更大的自主权。此外，高夫的改革提出了很吸引眼球的概念“自由学校”（free school），它类似于中国私塾，可以让有经验的教师向政府申请资助，成立学校。这两项改革举措，是有钱的亲保守党家长乐见其成的。
中小学教育改革，是战后以来主导大选的关键议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仅次于经济和NHS（国民健康系统）政策。英国教育体系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层面。在高等教育层面，所有大学都接受国家资助，可操刀的空间很小，而中小学教育则不同，特别是中学，英国的私立中学非常发达，而中学教育可以影响一个人未来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上好大学，还是差大学，因此对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
文法学校改革的历史阴影
简单地说，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的废立，是英国中学教育改革的症结。文法学校，在英国历史上以教授拉丁语等古典语言课程而著称，注重学生的智力和知识拓展。二战以前，英国中学的管理权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团体手中，中产阶级以上人家才接受中学教育，从而进入大学。文法学校保证了中产以上阶级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一直到1964年之前，英国中学都采用一种叫三方系统（Tripartite System）的结构。所谓的三方系统，就是指文法学校、技术中学和职业中学三类，其中文法学校继承了历史上文法学校的教学和自主招生传统，而后两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力量和政府财政支持。
然而从1949年开始，另外一种类型中学——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在试点中起步，这是工党福利国家概念的一个体现。中央政府出钱资助学校，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掌管了学校管理权，目的是普及中学教育，扩大工人阶级子女入学率，降低传统文法学校门槛，甚至让文法学校改制为综合学校。其负面结果，综合学校的普及降低了平均教育水准，背后的利益争夺则是，未来进入大学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倘若大学教育慢慢变成一种通才教育，那么牛津、剑桥一类的大学，也会逐渐失去精英教育的统治地位。
综合学校与文法学校之争，核心之一在于教学方法上。前者强调普及教学，不偏科，但教得浅；后者偏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能力，进行分科教育，类似于中国的文理分科，这种观念为传统的英国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所接受。其次，综合学校采取就近入学和标准化考试，学校领导不能对学生的背景进行挑剔。这使得一批并不聪明的中产阶级孩子失去了家庭背景的荫蔽，失去了接受优秀教育的机会。
上世纪60-70年代，工党主政时期，政府甚至发起了一场近乎强迫性的文法学校改制运动。1964年工党上台，教育大臣克洛斯兰最有名的一句话，“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在英格兰、威尔士、北爱的那些操他妈的文法学校都给毁了”。随着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改制受到批评，但是保守党政府也无力制止这个潮流。时至今日，当年一些老牌的文法学校，沦为了表现一般的公立学校，成为一批保守人士心头永远的痛。
新工党教改，改革了自己
1997年，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知识经济”、“全球化”等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布莱尔和他领导的工党重新获得了英国的合法执政地位。“教育、教育、教育”，这个布莱尔式的口号，向人们展示了英国工党政府将教育视为重中之重，当成是本党咸鱼翻身的利器。
1997年后的英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本对于英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至关重要。计算机、生物科学、通讯技术、微电子、金融等高尖端领域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经济失去了引领世界潮流的资本。布莱尔意识到，英国要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就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换句话说，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这一目标。2007年接替布莱尔上台的布朗，虽饱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困扰，却仍加大了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其中当然包括深受工党政府重视的教育领域。
英国政府在教育改革中运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强调“个人主义”，“选择性和自由性”，“平等的机会，而非平等的结果”，以及“社会办学和公民自治的重要性”。熟悉英国政党历史的读者们都明白，1997年前的英国工党所持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强调国家提供所有的教育服务，教育全免费，不准私有机构进入教育领域，资金投入也由政府全部买单。新工党的教育理念对于过去是一个自我革新。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1997年后的英国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具体特点为：第一，接受1979-1997年保守党政府所推出的全国统一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提高中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此外，用于教师培训的全国统一课程基本维持不变；第二，通过市场化和“专业学校”的机制，使得对于学校的选择更加多样化；第三，把学校更多地交给私有化机构经营，特别是“表现差”的学校，将由政府主持，由私有机构接替管理；第四，强调学校的质量考核，并建立一系列的考核与监督机制；第五，注重实用的职业教育。
虽然工党政府一直强调要给予教育更多的财政倾斜，然而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的大卫·赫尔博士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工党政府对于教育并没有更多的财政投入，而只是流于政策言论。另外，工党政府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方式，使教育由传统的国家主导转变为社会积极参与。工党政府更为强调了私有部门、第三方机构、志愿性团体以及公民共同经营学校。例如，在工党政府2001年推出的“教育行动区域”中，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主要的教育服务，而转由上述部门、机构及公民共同参与。
有趣的是，工党政府虽然一方面不断强调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办学，但另一方面却给这些机构强加了许多来自中央政府的控制，例如，设置出一系列的以目标和绩效为考核标准的监督机制。工党政府主要是通过由财政部创立的“公共服务协议”来对各个非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教育改革，不会朝秦暮楚
经历了13年的新工党教育改革，“第三条道路”上的教育改革引入了社会力量，却又加大了国家监管。关键的教育质量问题，引发了社会担忧。2010年大选后，新首相卡侮伦指责工党政府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怪物”，扼杀了社会力量与公民的积极性，并立誓要重建一个以非政府机构为主导的“大社会”治理机制。
那么“大社会”理念下的教育改革，也就是高夫主导的教育改革，是不是要推倒一切重来，或者说，提出一套与新工党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政策来呢？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政府由民选产生的国家里，政策如何保持延续性，权力交接会不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朝秦暮楚？这是很多试图民主化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疑问。
在英国选举中，这个问题一般是这样操作的：第一，政府部门长官由党派的议员出任，但是具体的执行交给独立的公务员阶层，后者至少需要吃透两大党的政策方案，以备大选结果的变化；第二，作为政策方案的提供者，不同政党可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同的取向，但是也不能够否认，它们对于社会问题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尤其是在执政之后，议会公开的辩论制度，看似造成了决策的分裂、效率低下，实际上给问题的认知和解决，提供了充分透明的空间。英国议会的辩论，很快会在媒体、社会、专业团体中出现，而多重讨论的结果，常常使最终方案上出现互相妥协和吸纳的折衷。
撒切尔夫人时代开始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从布莱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思路，到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思路，英国政府对于教育的改革有其连续性和一致性。当然，这从学术的角度上看，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作用结果。1979-1997年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政治、经济、福利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也直接影响到了对教育的改革。1997年工党政府执政后，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保守党和工党都在往中间路线靠近，国家和市场的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1997年的工党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重视非政府成员，包括私有机构、第三方成员、志愿性团体以及公民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工党政府认为，只有给予非政府成员更多的权力才能实现教育的多样化与可选择性，才能更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政府对非政府成员进行监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政府的协调和监管，非政府成员将不能充分地发挥其自主性的作用，在这里，政府监管与非政府成员的自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2010年卡侮伦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大社会”理念下的教育改革，老调重谈地提到了继续发挥非政府成员的作用，让家长进入到学校的自治管理机构中，决定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班级学生数量等议题。
然而，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党和自民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会慢慢发现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所处的特殊重要位置：对于非政府成员的监管可以避免资源重复和浪费，保证非政府成员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性。也许保守党的“大社会”理念，又将会是另一个“新自由主义”，改革只不过是，不同党派在玩耍政治时所抛出的不同“政治语言”。这场看似朝秦暮楚的大手术，也许仅仅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小调整。
政党轮替后的英国教育改革
[导言] 英国民主选举导致的政策变化，朝三暮四多过朝秦暮楚。
6、7月的英国政坛，被这样一个故事所主宰：一个被教育改变了命运的保守党人，试图改变英国教育。这个人就是英国现任教育大臣迈克·高夫（Michael Gove）。
现年43岁的高夫，是首相卡梅伦牛津时代的同学，也是卡梅伦迈向权力巅峰之路上核心团队的成员。与首相卡梅伦、财政大臣奥斯本等保守党高层的上流社会家庭背景不同，高夫出身贫寒，从小被人收养，通过不懈努力才成为记者、作家，以及百万富翁。
和很多英国全国性政客一样，高夫也来自苏格兰。1967年他出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仅仅4个月大，就被阿伯丁的一户渔民收养。阿伯丁是苏格兰第三大城市，当地居民靠1970年代发现的北海石油纷纷致富，可高夫的养父母家境极为一般，养父出海打鱼，养母在阿伯丁大学的实验室帮忙。高夫最早被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凭奖学金进入了苏格兰一家著名私校，最终在1985年考进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在牛津，高夫担任过牛津辩论会（Oxford Union，不同于学生会，它是一个比学生会历史更悠久，更有政治含金量的社团）的主席。
有趣的是，大学时代的高夫倾向于工党。1980年代的风气也的确如此，撒切尔夫人虽在历史评价中风光无限，但在当时日复一日的政治缠斗中，她其实最为焦头烂额。反对保守党，是当时青年学生的主流，高夫也不例外。大学毕业之后，高夫曾想进宗教界，去教堂工作，也尝试过申请保守党中央党部研究室的职位，然而他的出身和过去的政治立场令他与上述岗位无缘。很快高夫发现媒体更适合自己，他从阿伯丁地方报纸起家，很快进入英国全国性高端媒体，在纸媒和电视媒体上大显身手，历经《泰晤士报》、《旁观者》、BBC、Channel 4等媒体。在政治上，他曾为保守党二号人物帕提洛（Michael Portillo）写传记，研究热点政治问题，比如北爱冲突，后还曾出任右翼智库领导。和很多保守党高层一样，高夫年纪轻轻就进入了百万英镑富翁的行列。2005年，高夫成功当选议员，2010年出任教育大臣。
高夫的故事，在英国的“60后”家世平凡成功人士中颇有代表性。在高夫的基础教育中，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是一个关键点。需要指出的是，高夫所在的苏格兰教育系统与英格兰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改变命运。高夫求学时，英格兰中小学正处于改革的动荡中，而现在高夫要发起另一场中小学教育改革。简单地说，他要让家长和校长获得更多管理学校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小学在选择学生上有更大的自主权。此外，高夫的改革提出了很吸引眼球的概念“自由学校”（free school），它类似于中国私塾，可以让有经验的教师向政府申请资助，成立学校。这两项改革举措，是有钱的亲保守党家长乐见其成的。
中小学教育改革，是战后以来主导大选的关键议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仅次于经济和NHS（国民健康系统）政策。英国教育体系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层面。在高等教育层面，所有大学都接受国家资助，可操刀的空间很小，而中小学教育则不同，特别是中学，英国的私立中学非常发达，而中学教育可以影响一个人未来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上好大学，还是差大学，因此对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
文法学校改革的历史阴影
简单地说，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的废立，是英国中学教育改革的症结。文法学校，在英国历史上以教授拉丁语等古典语言课程而著称，注重学生的智力和知识拓展。二战以前，英国中学的管理权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团体手中，中产阶级以上人家才接受中学教育，从而进入大学。文法学校保证了中产以上阶级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一直到1964年之前，英国中学都采用一种叫三方系统（Tripartite System）的结构。所谓的三方系统，就是指文法学校、技术中学和职业中学三类，其中文法学校继承了历史上文法学校的教学和自主招生传统，而后两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力量和政府财政支持。
然而从1949年开始，另外一种类型中学——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在试点中起步，这是工党福利国家概念的一个体现。中央政府出钱资助学校，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掌管了学校管理权，目的是普及中学教育，扩大工人阶级子女入学率，降低传统文法学校门槛，甚至让文法学校改制为综合学校。其负面结果，综合学校的普及降低了平均教育水准，背后的利益争夺则是，未来进入大学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倘若大学教育慢慢变成一种通才教育，那么牛津、剑桥一类的大学，也会逐渐失去精英教育的统治地位。
综合学校与文法学校之争，核心之一在于教学方法上。前者强调普及教学，不偏科，但教得浅；后者偏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能力，进行分科教育，类似于中国的文理分科，这种观念为传统的英国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所接受。其次，综合学校采取就近入学和标准化考试，学校领导不能对学生的背景进行挑剔。这使得一批并不聪明的中产阶级孩子失去了家庭背景的荫蔽，失去了接受优秀教育的机会。
上世纪60-70年代，工党主政时期，政府甚至发起了一场近乎强迫性的文法学校改制运动。1964年工党上台，教育大臣克洛斯兰最有名的一句话，“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在英格兰、威尔士、北爱的那些操他妈的文法学校都给毁了”。随着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改制受到批评，但是保守党政府也无力制止这个潮流。时至今日，当年一些老牌的文法学校，沦为了表现一般的公立学校，成为一批保守人士心头永远的痛。
新工党教改，改革了自己
1997年，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知识经济”、“全球化”等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布莱尔和他领导的工党重新获得了英国的合法执政地位。“教育、教育、教育”，这个布莱尔式的口号，向人们展示了英国工党政府将教育视为重中之重，当成是本党咸鱼翻身的利器。
1997年后的英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本对于英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至关重要。计算机、生物科学、通讯技术、微电子、金融等高尖端领域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经济失去了引领世界潮流的资本。布莱尔意识到，英国要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就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换句话说，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这一目标。2007年接替布莱尔上台的布朗，虽饱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困扰，却仍加大了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其中当然包括深受工党政府重视的教育领域。
英国政府在教育改革中运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强调“个人主义”，“选择性和自由性”，“平等的机会，而非平等的结果”，以及“社会办学和公民自治的重要性”。熟悉英国政党历史的读者们都明白，1997年前的英国工党所持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强调国家提供所有的教育服务，教育全免费，不准私有机构进入教育领域，资金投入也由政府全部买单。新工党的教育理念对于过去是一个自我革新。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1997年后的英国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具体特点为：第一，接受1979-1997年保守党政府所推出的全国统一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提高中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此外，用于教师培训的全国统一课程基本维持不变；第二，通过市场化和“专业学校”的机制，使得对于学校的选择更加多样化；第三，把学校更多地交给私有化机构经营，特别是“表现差”的学校，将由政府主持，由私有机构接替管理；第四，强调学校的质量考核，并建立一系列的考核与监督机制；第五，注重实用的职业教育。
虽然工党政府一直强调要给予教育更多的财政倾斜，然而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的大卫·赫尔博士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工党政府对于教育并没有更多的财政投入，而只是流于政策言论。另外，工党政府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方式，使教育由传统的国家主导转变为社会积极参与。工党政府更为强调了私有部门、第三方机构、志愿性团体以及公民共同经营学校。例如，在工党政府2001年推出的“教育行动区域”中，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主要的教育服务，而转由上述部门、机构及公民共同参与。
有趣的是，工党政府虽然一方面不断强调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办学，但另一方面却给这些机构强加了许多来自中央政府的控制，例如，设置出一系列的以目标和绩效为考核标准的监督机制。工党政府主要是通过由财政部创立的“公共服务协议”来对各个非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教育改革，不会朝秦暮楚
经历了13年的新工党教育改革，“第三条道路”上的教育改革引入了社会力量，却又加大了国家监管。关键的教育质量问题，引发了社会担忧。2010年大选后，新首相卡侮伦指责工党政府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怪物”，扼杀了社会力量与公民的积极性，并立誓要重建一个以非政府机构为主导的“大社会”治理机制。
那么“大社会”理念下的教育改革，也就是高夫主导的教育改革，是不是要推倒一切重来，或者说，提出一套与新工党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政策来呢？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政府由民选产生的国家里，政策如何保持延续性，权力交接会不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朝秦暮楚？这是很多试图民主化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疑问。
在英国选举中，这个问题一般是这样操作的：第一，政府部门长官由党派的议员出任，但是具体的执行交给独立的公务员阶层，后者至少需要吃透两大党的政策方案，以备大选结果的变化；第二，作为政策方案的提供者，不同政党可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同的取向，但是也不能够否认，它们对于社会问题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尤其是在执政之后，议会公开的辩论制度，看似造成了决策的分裂、效率低下，实际上给问题的认知和解决，提供了充分透明的空间。英国议会的辩论，很快会在媒体、社会、专业团体中出现，而多重讨论的结果，常常使最终方案上出现互相妥协和吸纳的折衷。
撒切尔夫人时代开始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从布莱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思路，到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思路，英国政府对于教育的改革有其连续性和一致性。当然，这从学术的角度上看，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作用结果。1979-1997年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政治、经济、福利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也直接影响到了对教育的改革。1997年工党政府执政后，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保守党和工党都在往中间路线靠近，国家和市场的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1997年的工党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重视非政府成员，包括私有机构、第三方成员、志愿性团体以及公民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工党政府认为，只有给予非政府成员更多的权力才能实现教育的多样化与可选择性，才能更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政府对非政府成员进行监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政府的协调和监管，非政府成员将不能充分地发挥其自主性的作用，在这里，政府监管与非政府成员的自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2010年卡侮伦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大社会”理念下的教育改革，老调重谈地提到了继续发挥非政府成员的作用，让家长进入到学校的自治管理机构中，决定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班级学生数量等议题。
然而，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党和自民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会慢慢发现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所处的特殊重要位置：对于非政府成员的监管可以避免资源重复和浪费，保证非政府成员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性。也许保守党的“大社会”理念，又将会是另一个“新自由主义”，改革只不过是，不同党派在玩耍政治时所抛出的不同“政治语言”。这场看似朝秦暮楚的大手术，也许仅仅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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