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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卡梅隆需要在自由市场和大社会之间作一个选择。
5月11日,卡梅隆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在阔别十三年之后,他把保守党重新带回权力核心。与所有新上任的政治领袖一样,卡梅隆鼓吹变革。这次产生的联合政府就是一次不经意的变革。卡梅隆本人最热衷的变革,是最近频频使用的“大社会”(big society),他要拯救被“保姆国家”宠坏的英国社会,让被400多万个摄像头监控着6000多万英国人,摆脱新工党的控制,把庞大国家机器的从社会和社区赶走。
“大社会”概念的始作俑者叫菲利普•布兰德(Philip Blond),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二流大学的神学讲师和作家,英国智库Republica的负责人。他有一名更有名的弟弟丹尼尔•克雷格(无血缘关系),最新007演员。2010年布兰德的新书《红色托利》出版,被一位前工党元老讥讽道,“如果有年度*****书奖,《红色托利》当之无愧。”
布兰德对卡梅隆影响很深。这本新书收录了卡梅隆的关键演讲内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卡梅隆的讲稿都是布兰德写的。尤其是卡梅隆在2007年,提出了“家庭是最好的福利”,在这次大选政纲中,他明确提出要给结婚的男女提供优惠税收,成为保守党一个主打口号。
布兰德其人,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非主流,却是英国保守主义的继承人。在他“大社会”概念中,他鼓吹用公民国家对抗福利国家,道德化市场试图拯救伦敦金融城罪恶,健康的社区来救治英国目前的“破碎社会”(broken society)。
布兰的强烈地批判垄断资本主义,试图摧毁其哲学根基:新自由主义。在布兰德看来,基于市场自由的理念,让竞争造成了垄断,为了防止垄断带来的风险,一个外在的福利国家和官僚体系来监管,监管造成了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了一种“自由市场的不自由”(nothing free about its freedom)。
布兰德对于这种“自由市场不自由”的悖论,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所谓的“理性人”过于注重自身内在的利益,忽视了外在的要求,因此需要一个外在监管,但是监管增加了成本,导致了不自由。
这是布兰德最为激进的地方,“大社会”在英国社会领域内可能带来一场撒切尔夫人式的改革。但是,今天,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不散,这样感性的政治召唤,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这个风险大到卡梅隆本人都有些没有底。保守党的历史证明,其激进分子在经济问题上的错判连连,从狄士累利到约瑟夫•张伯伦(绥靖首相张伯伦之父,保守党政治家)。
卡梅隆的年轻,帅气,媒体形象,贵族背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然而,关于卡梅隆脑子里的思想,却少有人知。通过布兰德,通过卡梅隆最近频频使用的“大社会”,可以预测一下这位44岁的首相,将要把这个国家带来哪里,接下来的G20峰会和气候谈判将是最好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