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去沈阳教育局办事，办完事正赶上该吃午饭了，处长留我们一起去食堂吃午饭。好久没有吃过机关的食堂了，很想温习一下，所以没有推辞。食堂不是过去那样在小窗口前排队买饭，也不用自带碗筷。食堂里摆着10来个家常菜，像吃自助餐一样各取所喜，饭钱已经在工资里扣除了。
吃饭闲聊时，忘了是什么话题，处长扯到了他是铁岭农学院毕业的。我一听“铁岭农学院”，马上说：“你们推广的那个晋杂5号可把人坑苦了”，处长没想到这时候听到这个词，张着嘴举着筷子一下子呆住了，那表情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我赶紧解释“我长在锦州。”
我这唐突的问题也勾起了他什么东西，他摇摇头苦笑着说：“那玩意儿连牲口都不吃，让咱们人吃。”
晋杂5号是一种高粱，我只知道难吃，“连牲口都不吃”还是头一次听说。
对高粱米饭有褒有贬，褒的人一定是吃到了好高粱米；贬的人一定是吃到了类似“晋杂5号”这样的高粱米。
好高粱的颜色不是红的，是微微泛红的金色。“黄金壳”这个品种就属于这类。用这种高粱米做成的饭是白颜色的，粒大肉后，口感味道都很好，当地人自豪地称它为圆粒大米。它的缺点是产量低。但是，东北肥沃的大平原能够让生活在那里的百姓吃上这种好高粱米，1968年我刚到那里的时候吃这种好高粱米，(现在也吃。)随着文革的深入，粮食不够吃了，好高粱米不见了，原来粮店墙上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取而代之。红纸黄字，是“最高指示”，每次在粮店排队的时候都念它消磨时间，那时觉得毛主席真了不起，还懂做饭。
据说“晋杂5号”高产，高产出多少我没有数据对比，不敢胡言。但是如果抛除它不能吃的部分应该算不上高产，问题是把不能吃的部分给人吃了，算到定量里了，就算高产了。
晋杂5号高粱米粒很小，浓重的紫红色。因为颗粒不匀，有一部分没脱壳的混在米里，洗米时水面漂一层红壳，要洗很多次把它漂出去，但还是有漂不走的碎壳混到胃里。因此，患急性阑尾炎的人很多。
即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为了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辽宁省委提出了“打好辽宁农业翻身仗”的口号。
1971年寒假前，老师给我们留“作业”说：“那么多知识青年大哥哥大姐姐到农村去了，我们不能在城里白吃，我们也有两只手，要用自己的力量为辽宁省的农业、为粮食增产贡献一份力量。市教育局根据省里的指示作出决定，要求中小学生利用寒假捡粪。我们要把它当作寒假作业，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作。交粪多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政治表现，可以看出他是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寒假结束后将表彰捡得多的同学”，老师像作战斗动员似的给我们强调完成“作业”的重要性。
老师说的“政治态度，政治表现”是加入红小兵的基本标准，我不奢望当优秀学生，但觉得自己应该争取加入红小兵了。班里3／4的人都是红小兵了，剩下的1／4明显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但是，何二白话的“学习班”彻底断送了我的要求上进的路。我只观察了这场“粪”战。
已经成为红小兵的孩子想对得起自己的光荣称号，争取当上优秀红小兵，不是红小兵的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入到里面去，孩子们带着各自的“想法”积极投入到“打好辽宁农业翻身仗”的捡粪斗争中去了。
寒假第一天，满街都是一手挎筐一手拿铁锨的孩子。
马车是当时的主要货运手段之一，即使是城市的主要街道马车也可以通行。孩子们坐在马车经常通过的路段的路沿上，等待马车通过。每当远处传来“叭嘎叭嘎”的马蹄声时，孩子们便满怀期望地站起来迎过去。
东北人对关里人的另一自豪是马车---驾辕的、拉边套的都是好马，三、四匹健壮的马拉一挂车。马车通过时，孩子们的眼睛都盯着马屁股，希望从那里得到自己等待的东西，当马车一点“买路财”都不留就走过去时，孩子们便失望地走回路边，重新盼望下一辆。
那马怎么会那么巧就正好跑到你眼前时拉屎呢？当孩子们明白了“守路待粪”完成不了作业时，变“坐等”为“满街走”了。于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挎着筐拿着铁锨的孩子。跑在街上的马的数目绝对比孩子数少，“捡粪”变成了“抢粪”。
抢粪需要眼“利”，马甩粪之前尾巴根部稍稍翘起。除了赶大车的，城里只有每天追着马车跑的孩子们才能发现这一特点。这点小要领马上就传遍了所有的孩子，于是孩子们又盯着马尾巴根跑，只要马尾巴刚一上翘，孩子们立刻从左、后、右三个方向水平地推着铁锨跑过来。铁锨擦在严冬的柏油马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幸亏是白天，黑夜的话一定能看到火花。马粪接触到冷空气，像刚出笼的蒸什么似地冒着白烟儿，孩子们像抢到宝贝似地把它装进筐里。跑得快的，平时打架最厉害的孩子抢得最多。
把小学和中学的孩子放在一个擂台上，用粪蛋吊孩子们的上进心，决策者的脑子大概被粪堵住了。
有的孩子自知争不过别人，从一开始就放弃“抢粪”，干脆在自己家攒粪。那时即使住四合院的人家也把自己家的门前地圈起来围个小院。为了帮助孩子交“作业”全家人在这里“解决问题”。
学校收粪时按重量算，孩子们为增加重量设法“掺假”。掺土不行，看不到粪的原形，闹个“造假”的罪名还不如不交。既要看到原形，又能加重的唯一方法是泼水。均等地洒上水，冻上了再洒一层，反反覆覆---水晶粪球---就这样制成了。我没有捡过粪，帮人洒过水。
我现在回国有逛超市的习惯，一是看看有了什么新产品；二是看看物价。有一天突然发现冷冻虾仁跟我们小时的水晶粪球制法极其相似，小小的虾仁裹着厚厚的冰。为确认“水分”我买了一包，500克虾仁，去冰后仅剩小半碗。
又捡粪又在家攒粪，给人造成锦州满街是粪的印象？为了不引起误会，我把当时的粪处理情况介绍一下。第一、和其他城市一样，马车进城一律要戴粪兜(即马屁股底下戴个帆布袋子)；第二、每个院子或胡同都有公用厕所，就连前五里营子这样半工半农的地区也是每个院子有公用厕所，生产队定期来收。城市里的厕所由市卫生队来收。
物质不灭，就这么点儿人口，这么几架马车，出的粪是固定不变的，你非把它散开再让孩子们抢回来，图什么？要是卫生队把它们走私到域外，你把他们的粪勺子没收，转交给可靠的人接管不就解决了吗？
靠这种大脑进粪的领导，辽宁农业何谈翻身？1974年终于抗不住了，进口了一批小麦，74年夏天市民每人每月供应15斤白面。用那白面蒸出来的馒头比荞麦面白，比纯白面黑，据说是进口的外国饲料。既然是饲料，就说明牲口吃，比那“连牲口都不吃”的晋杂5号好吃一百倍。
穷到这种地步，辽宁还在搞面子工程---赶社会主义的大集。个人小买卖取缔了。公社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各个生产队把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卖。与其说是卖，不如说是造“市场繁荣”的景像。我没有去过，爸随生产队去过。听爸说：集市上油条、烙饼什么都有，但农民都聚集在卖熬粉条菜的大锅旁。因为农民手头没有粮票，没有粮票油条、大饼就与你无缘，只能干看着。只有粉条菜不要粮票，又有一点儿淀粉成份在里面。看到油条、大饼多得没人买的镜头，你能相信辽宁人民吃不饱吗？
那时还没有人敢说“陈三两”这个词。只知道周总理说“东北是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话即让东北人自豪，又让东北人惭愧。
开学前一个星期，学校开始收粪。有的兄弟姐妹抬着筐、有的一人挎着筐往返几趟。寂静的校园，给交粪的孩子们搞得热闹起来。既然是老师留的“作业”，就应该老师来收，可始终没有见到老师的影子，学校烧锅炉的大爷用台秤收，学生干部在粪票上填上姓名、重量、日期，给交粪的孩子当证明。开学后，再把这些“粪票”教给班主任。
我一个粪蛋都没有交，也没有受批评；交了很多的也没见老师怎么表扬。
开学了，虽说早晚还很冷，中午已经相当暖和了。造假增重的冰趁着中午的阳光偷偷钻进地面，粪拉走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操场上仍飘荡着让人不快的气味。
（注：玉米脱去皮、去掉胚芽后，剩下的部分叫“苞米碴子”。苞米碴子的大小根据需要、喜好而定。大粒的煮熟费时间但口感好，东北人喜欢吃整粒碴子。碴子的出米率很低，文革期间基本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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