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的文革故事

来源: 如烟如云于 2014-12-08 10:56:26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4256 bytes)

要说清楚这个真实的故事，必须先从我奶奶的身世说起。

我奶奶1901年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出头嫁给了当时在读书的我爷爷。我奶奶柳眉，大眼，小脚，按当时的审美，算得上美貌。我奶奶结婚前没有自己的名字，娘家姓刘，结婚后就成了孔刘氏。我奶奶一个字不识，讲一口我们听不大懂的山东地方话。

我爷爷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中就职，走上了仕途。随着他官位的上升，我奶奶的地位不断下降。国民党时期纳妾合法，我奶奶很快就成了留守老家的“原配”，我爷爷带着他年轻，洋气，有文化的姨太太任职大城市，直至最后定居当时的首都北平。

1949年，北平解放了，由于是起义人员，我爷爷成了共产党的政协委员。始终驻守老家的我奶奶彻底与我爷爷桥归桥，路归路。五零年老家搞土改，奶奶家被化为地主，但不带帽子。在分土地时，奶奶家也分到了6亩地以为生计。

奶奶有两儿一女。女儿已嫁人。我爸爸是长子，在外读书，次子年幼。一个三寸金莲的妇人无力操持农田，便委托村里人代种，收获五五开。村里的贫农六爷爷种了两亩奶奶的地，他想把这地买下来，就请村长来找奶奶谈。奶奶问村长这可以吗？村长说这地是分给你家的，符合政策, 可以。于是由村长操持，2亩地按小麦作价，折合人民币130元。在办理卖契时奶奶遇到了障碍：她是妇女，契约必须由男人办才行。奶奶找到当时21岁，在省城读大二的我爸爸，希望他回村办理这事。爸爸非常不愿意---一个刚划成地主的家庭去卖地，还要影响学习，他拒绝了奶奶。但奶奶一再劝说。爸爸查阅了当时的政策规定，了解到土地是可以买卖的，于是爸爸带着签署卖地契约的使命上路了。他没有直接回村，而是到了离村半里地远的邻村朋友宋家，请宋把村长和买主请了过来。经再次反复核对卖地是符合政策的后，爸爸在卖契上签了字，2亩地卖了130元。

1954年，京城的爷爷发生了变故—因为国民党时期的某段历史，他进了监狱。虽然奶奶早已被她的丈夫遗弃，虽然爸爸早已被他的父亲冷落，虽然爸爸的档案中从未记录过他父亲曾是政协委员的真实历程，但爷爷的被捕可及时的被写入了爸爸的档案，成为了奶奶，爸爸和我（这是后话）三代人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恶梦。

时光到了1956年，农村合作化运动，土地全部合作化。已经毕业工作的爸爸很害怕：六爷爷买的两亩地才拥有了6年，这不是白买了吗？爸爸决定主动把钱退回去。仍然到了朋友宋家，仍然请来了村长和六爷爷。说明来意后，经六爷爷的亲自计算，爸爸需要还170元。将随身带去的60元交给六爷爷后，爸爸承诺，他返回工作单位后马上将其余的110元凑齐寄还。这是57年春节。爸爸刚刚返回工作单位，一封来自山东，由六爷爷儿子宪明写来的信着实让爸爸坐立不安：“你这个地主分子，欠我们的钱必须近日内还清，否则我将对你不客气”。家里有50元，又和同事借了60元，就这样，爸爸在卖地6年后，用170元又主动“回购”了那已经姓“公”的2亩土地。但随后，宪明给爸爸单位的党委写信，举告爸爸“反把倒算”。单位党委非常重视，连派两个调查组去当地调查并召开了专门的组织部结案会议，结论为“这不是反把倒算”。所有的调查事实和结论都在档案中存留。

十一年后的1968年，文革进入狂热。爸爸工作的研究院彻底解散，所有人员都去了五七干校集中劳动。因为爷爷的关系，爸爸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潜在靶标。爸爸的档案被在放大镜下审视。当年对卖地的记录让造反派们欣喜若狂：爸爸在1950年卖过土地给贫下中农！他们去找我奶奶搞外调。两个大学文化的造反派和大字不识的我奶奶单独谈了许久。谈了些什么，怎么谈的已无从知晓，只是知道谈的是关于我爸爸卖地的事情，我奶奶最后在他们写的一页纸上按了手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让所有了解情况的人目瞪口呆。以奶奶揭发了爸爸为由，东北春节前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爸爸在一个几千人参加的大会上被揪了出来，做了从严典型。爸爸在他晚年的自述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五七干校前的空地上搭起了大平台。平台两侧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标语。各大队都打着牌子写着同样内容，口号声此起彼伏。会议开始，主席宣布会议的目的是落实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给有问题的人一次机会。谁有问题赶快到台上坦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没有人上台。这时主席高声宣布：xxx被从严处理，带反革命帽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立刻两个人把早就准备好的大牌子挂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从人群中中揪出来带到了台上。接着主席又说；现在还有人上台坦白吗？如果坦白仍然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又是几分钟的沉默，主席宣布：第二个从严处理典型是我。戴反把倒算地主分子帽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停发工资。一个写着“反把倒算地主份子”的大牌子挂在了我脖子上，一左一右两个壮汉按着我的头把我从人群中扭到了台上“。

此后的批斗一个接着一个，爸爸的腰椎被打骨折。妈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母亲要去无端的检举，陷害她的儿子！

在漫长的煎熬和等待中，爸爸终于活着看到了文革结束。爸爸，妈妈和奶奶又见面了。妈妈问奶奶当年的一切为什么？我奶奶，我那永远穿着蓝色大襟衣，操着一口我们听不懂的山东土话，三寸金莲，大字不识的奶奶一脸盲然。她能记起的唯一内容就是单位的人去找她问卖地的事，还让她按过手印。她按他们说的做了—上面写的什么她当然不认得！她能告诉妈妈的只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句话：他没有说过爸爸的坏话，按手印的纸上也没有—他们一再告诉她的。得知爸爸后来的遭遇后，她越加迷茫。以她的能力，她实在无法明白那些难懂的事情--文革，革命. 手印 , 批斗。可是，她就是这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文革，被文化的革了命。

文革是一个舞台，它以无比的激情怂恿人们尽情地发挥和展示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奶奶被成就了她悲剧人生的重大乐章。我奶奶在1982年平静的走完了她的一生。随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她文革的故事却每每让我有把她的故事写出来的冲动。她是一个跨越历史的悲剧人物。剧已落幕。愿这一切永不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