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故事

人生常有这样的际遇：我们单薄的身子被挤到命运的犄角旮旯里，我们在狭小的几乎是不容回旋的局促状态中，缓缓地转过身子，退了出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凭借着上帝赐予的理智、健全的神经；退不出去的就挤在了那旮旯里，挤在那旮旯里的人的神经，像是经过超常压力的挤压，改变了质素和形状，成了另种东西和另种形状，那是超常状态，非常人所能进入和理解的状态。那是慈悲的上帝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预留的一个病房，留给坚持不下去的人，让他们去歇一歇脚。

外婆就走进了这间病房，走进了另种状态。

外婆是在某个夜晚走进去的。

悲剧大多选择夜晚发生。

夜晚，外婆起身，跪在床头，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对着毛主席像说，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她说这番话时用的是湖南口音。她不断地这样说这样做，惊醒了母亲，母亲就起身劝她重新睡下，过不了多久，她又这样做，母亲又起身。那个夜晚，她的不断坚持和母亲的反复劝说，就形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劝说的母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比方说，“明天我还要上班，你老人家就可怜可怜我，睡吧”。外婆没有争辩，过不久她又起来。在无数次的拉锯战之后母亲终于认输，对我说外婆怕是疯了。这是个电光火石般的句子，也是母亲在不耐烦和受不了时，不经意触摸到的事实。这句话一出口，在说者和听者心里，不啻是霹雳贯空焦雷当顶。用湖南话说是，打个炸雷。

外婆疯了。

外婆疯前极为善良，疯了的外婆也没有破坏力，只是固执。她固执地挪动着她的箱子，她想回她的老家去。她的老家在南方，由于种种原因，她像颗树一样，被移植到北方。北方有她不习惯的饮食，有她听不惯的方言，这里不吃她泡制的茄子干，邻居们吃了一片含在口里，一边说好吃好吃，一边走出门腾出空就把它吐了；这里听不懂她讲的话，她跟对方讲半天，无异鸡同鸭讲。她总是生气地回来说，未必我讲的就不是中国话，咯也不懂！这些事情这些时刻都使她想回家去，但是她好的时候，她从来不说。她像颗树一样，被移植到了北方，她就站立在北方的天空下；她像个战士一样，听命于战事的需要。

外婆一直像个听命于需要的战士，她选择了她的儿女中生活条件最差最苦的那家住下，那便是我们家。她在我们家洗衣煮饭，这时，她褐色的皮箱就在她的床头，里面永远清清爽爽地叠了她的换洗衣服，黑是黑白是白，永远那么简洁也简捷，仿佛随时可以拎起箱子就走，可是她一直未能走。

其实她一直想去南方，其实她不是战士，她只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平凡瘦弱的湖南老年妇女，她爱吃湖南菜，想听乡音。但是生活要求她在老年的时候依然要扮演一个过重的角色，无论她多么地不适应多么地想家，无论她多么地老和多么地累。现在不同了，现在她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她现在想的是回家。

她拿不动箱子她只能够挪箱子。每个人都来阻拦她，用花言巧语骗她劝说她，外婆不相信。疯了的外婆表现得比清醒的时候还要有主张有见识，还不轻易上当。外婆弱小的身子抱着树，脚下是她的箱子。我也只有那么小，我也隔着树劝她，我的眼睛与她对视，我在我的眼睛里灌注了无限的痛惜和柔情，我希望她能够看到，能够理解并且接受。外婆显然没有理解也没能接受，她依然美丽的眼睛里一片空泛，还有就是受了伤害之后的惊恐。这空泛和惊恐让我再度明白，外婆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离我们很远，常人是走不进去的，痛惜和柔情也同样走不进去。

那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于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件事，将外婆逼到了绝境。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没有了是非对错和好坏善恶之分，还随时随地发生批斗武斗枪击打砸抢“五湖四海”等。“五湖四海”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周游的打砸抢队伍，名字取自于领袖的一句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一切，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年迈的老婆婆理解？

母亲和二哥，他们是我们这个家庭挣钱拿工资的人。他们以挣钱拿工资的人才有的资格和成熟，听取和接触着外面世界，并将之带回家来。他们忍不住用恐怖得兴奋以致亢奋的声调，交流和交换着各种大道和小道的消息，然后是彻夜地分析形势和商量对策。为防止其他的家庭成员听到惹出祸端，他们在讲述的时候，用隐语用眼神用小心翼翼。听了他们的切切私语，令你想到密室想到非法组织和白色恐怖之类。相信在那些个白天和夜晚，你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听到，但你一定获得了远远大于他们的恐惧，陷入了巨大的无可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还无休无止地折腾着家里的那点破烂，把乌克兰皮大衣用剪子从中间冲开；把绣有龙凤的被套枕套剪烂铰碎，半夜丢到垃圾堆里去；把装有所谓细软的箱子藏在床底下，外面用一堆破劈柴将它们挡住；一会儿又将它们取出来，分散了放到天花板上，放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如何要防老鼠以及防霉变，然后再将洞口封好用石灰糊上，企图让外人一眼看不出来。然后就是对家人进行战前动员和防范教育，比方说有抄家的来，不要往天花板上看，要尽量引开他们的注意力等等。其实，天花板上那点事儿，除了安慰安慰他们十分赤裸的恐惧之外，什么也瞒不住——新搪的石灰与原先的天花板的模样，永远是两回事。

母亲反复强调，家里不得带回粉笔来，不得有乱写乱画行为，开会时最好不要发言，非发言不可时就说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母亲说这话时因激动和亢奋而显得咬牙切齿，脸上显出病态的潮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和向纵深发展，母亲就进了对敌专政学习班。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母亲就去了学习班。学习班有好多种，如狠斗私字一闪念学习班，继续革命学习班等，而对敌专政学习班在级别上属于最高形态，距公检法恐怕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母亲进这个学习班，从她曾经的右派身份和父亲至死都是右派的身份这点来看，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在这个学习班里，母亲享受着全封闭的学习待遇，集体行动，无论是学习还是吃饭，全排着队唱着歌来唱着歌去，没有私人空间，没有单独行动，更不能回家。外婆如果想看到母亲，就只有在吃饭时候到饭堂门口，隔着大铁栏杆门去看。母亲不能随意走动，只有蹲在院子中间的地上，边吃饭，边隔着饭堂那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院子，向她的母亲频送目光。一天当中，一对母女也只有这个时间才能够相互用目光关照着彼此。如果从铁栏杆门的两边看去，两手抓住铁栏杆门的外婆和她的凄切神态，与探监没什么两样。

说来说去，这事还是透着恐怖。恐怖深不见底。

有专家认为，人们恐怖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外婆，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老年妇女，她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多少呢？不理解就害怕，就想逃离，她又能逃离到哪里去呢？全国山河一片红，神州大地尽文革，她所有的儿女都无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难以自保，更何况，她的战斗岗位还在这里，在她一心想挽救想尽微薄之力的女儿家。这样，她就被挤兑到人生的犄角旮旯里了，她走进了那个病房，走进了另种状态。

外婆走到另种状态里，她反复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向毛主席请安、献忠心；二是挪她的箱子，她想回家。可见那个世界与我们并不遥远；同时也可见，外婆虽已精神失常，依然是那么的目标坚定矢志不移，丝毫不被正常世界里的人所欺瞒所误导，不被繁琐生活的细枝末节所阻挡所搅和，显示出这两件事在她心里的份量。这两年事是她从正常世界带去的，是她在正常世界时的日思夜想，是用心血浇灌并随着岁月生长的。前者是祷告祈福，为她罪孽深重的儿女们——假如他们真地有罪的话；后者，为自己。这是她今生今世要做的两件事，哪怕是在另种状态里。

这令我想起李慧娘的故事。舞台上，变成鬼的李慧娘穿着白色的衣裙美丽地舞着，表达她的爱恨情仇，至情至义，那么直接地做她生前想做而没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