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一）转载

转载自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一）

                                                             忻鼎亮·

                                                                    前言

　　年近古稀，本应已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但总觉得有心结未了。为了使坎坷跌宕的人生画圆句号，不留遗憾，只得重新启动即将老化的思维，做人生最后一次笔耕。

　　回忆文革是我一生最大的心结，我真正的了解社会、了解中国、了解自己的思维脉络是从文革开始的。单从表面上看，文革几乎毁了我一生，不但耗费了我精力和体力最佳时期的大好年华，而且使我这样一个名校的好学生，险些沦落为永难翻身的反革命分子。但它使我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伶俜苦旅，深度地理解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现在，文革的时尚代名词就是“十年浩劫”，它成了大众赌咒的恶魔，也是探讨研究的禁区，这样的一笔抹杀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这样的亲历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恢复文革的真实面目，这段历史不澄清对国家的未来将留下无穷的遗祸。近十余年来，许多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均劝我尽快写些自己文革的经历，以免留下人生遗憾。但“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以致迟迟未能动笔。非常感谢《记忆》和《昨天》等文革研究的网刊、网站，为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和说真话的平台，也为还原真实文革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为我解决两个困扰的问题给出了一定的启示。

　　连续五年，坚持不懈地读完了每一期《记忆》和《昨天》等网刊，在同好们的许多有价值文章的启发下，我基本确定了写回忆的主要内容。在文革中，我并非名人，也没有能力深层次地阐述和研究各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但对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自己挨整的经历则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作为一个“犯思想罪”的大学生受到整肃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当然，这类内容以前也有许多文章涉及，但我个人认为，似乎存在一种偏向。受害者往往受个人情感控制，对刑讯逼供这类残酷场面描述得过于浓墨重彩，把整人者一定程度上作了妖魔化处理。而对因制度性而产生的精神恐怖和纯熟的威逼整人技巧揭露不够，缺乏对祸害巨大的政治整人运动的机制作深入挖掘和思考。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自建国以来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多次政治整人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整人者大获全胜而告终的？当然，本质的原因是他们掌握了权力，但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必须就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全国人民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具体运动实施中，也必定有强有力的手段迫使挨整者内心屈服，单靠暴力是达不到有效的震慑效果的。历经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整人的机制逐渐完善，整人的手段也日趋成熟，整人的经验得到不断总结提高形成系统化格局。我认为，我国能称雄于世界的最强项就是对政治异己分子的整肃，这经过了反复成功实践一直沿用至今。当然，这类运动最后终将被历史彻底抛弃，但这需要经过受害的人们共同努力，深入地从体制上揭露其非人道的罪恶。

　　写回忆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真实，几乎每一个作者都这样说，但给读者们的感受则并非完全如此。关键首先在于对真实二字内涵的理解，我认为回忆的真实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事件本身真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当时的场景做尽量客观的描述，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作者都在努力这样做，但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选择性，与事实有偏离的回忆和利于己方的回忆时常有之，在所难免。真实的第二层含义是事件的描述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因为每一事件都是由各个小片段组成，单选了A片段，删去了B片段，就会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视角的不同也会对事件的描述形成差异很大的结果。这一点要做到有相当的难度，也是一些口述史不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但回忆者则应尽可能这样去做。第三点应强调的是思想真实，就是说作者应当如实地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脉络，不应以现在的思想去解释当年事件发生时的行为。这点更难做到，因为思想的真实性是无法客观检验的，而且，作者遗忘的可能性更大，只能根据其当时的言行作逻辑性判断了。另外，影响真实度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取决于作者是否有功利性目的。有些老干部的回忆之所以不能得到读者的采信，原因就是他们极力想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失当行为洗白，把自己装扮成文革的一贯反对者。其实在文革初期他们大都是拥护这场运动的，在整肃、打倒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同僚们时的积极性远比平民造反派更发自内心，只是没有想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现在为了显示自己是浩劫中的受害者，就将文革中某一小段的痛苦经历集中描写，而对自己的劣迹只字不提，以　“为尊者讳”的形式，达到描红自己的目的。这种回忆掩盖历史真实，对后人严重误导，危害很大，关键是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我辈一介平民，回忆文革一是出于恢复历史真实的社会责任心，另外也是为了解除自己的心结，毫无功利目的可言。但人总有好面子的痼习，特别当回忆自己挨整的经历时，受害人往往会侧重写自己与整人方不屈的抗辩，或是虚与委蛇地巧妙周旋，而整人方常常被写得词穷理屈、暴跳如雷，以至武力相向。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挨整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屈服、检讨、认罪，以致揭发同伙以求立功。上至刘少奇、彭德怀、章伯钧、罗隆基，下至普通老百姓，大多如此，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作过“永不翻案”的屈辱承诺。所以，在写这类回忆中，应当对自己屈从、被降伏的状态作适当实事求是的描述，虽然这样展示自己的负面形象会令人难堪、尴尬，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到政治整人运动的现实危害性和形成的制度性原因，以求最终铲除这长期害人的毒瘤。

　　我已是一个暮年老人，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一生虽无大为，但自觉坦荡，无所欲求，将自己这段经历如实示世，以求还原历史，揭露整人制度之罪恶，其余一切均可置之度外了。

一，文革前的我

１，我的家庭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原因历来都是个谜，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认为不管是谁，塑就其内外在形象的因素不外乎：先天基因、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而其中家庭影响则是幼年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家庭。祖父是晚清官吏，他在１９０４年光绪恩科中进士，后历任潜山县知县、亳州知州、宁国府知府，晚年在沪授课著书，是忻氏家属中杰出人物。父亲是祖父的独子，天赋十分聪慧，在古汉语、书法、诗词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国内和台湾所办的当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均载有父亲的小传。但父亲的一生中，其才智始终未得以充分发挥。行运不佳固属重要原因，另外也因性格所致。父亲心性淡泊，处事懦弱，而且职业远离了他的专长（父亲一生主要在中国水泥公司从事财会工作）。因此他的才具伴随其平铺的一生悄然而去，没有留下应有的传世之作。不过，父亲一生还是相当愉快的，他技艺甚博，琴棋书画、中医、篆刻、星象、射谜均有涉足，且具相当水准。他自幼秉承家学，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基础，后入西洋学校就读，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就职后便有一份较丰厚的收入，三、四十年代时在水泥公司任财会主任，属高级白领，虽然子女多、家负重，但生活大都维持在上海中上层社会水平。１９５８年后，退休赋闲，经济收入大幅下降，但子女们大都已参加工作，且能行孝，故生活仍能保持一定水平，平时以读书、赋诗自娱，“文革”中居然也未受什么冲击（在那时也算是奇迹了），平安地度过了晚年。母亲是慈溪富商之女，与父亲成家后，共生了九男四女（其中五人幼年夭折，现存我兄弟姐妹８人）。母亲虽然一生从未就业，文化也只有小学程度，但她极其聪明，博闻强记，待人接物、处世谈吐皆不亚于当时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在识人方面，她有极好的直觉，评价言简意骇，一语到位，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始终有着相当的控制能力。不但父亲惧内，我们大多数子女对母亲一直敬畏有加。

　　我出生于１９４５年四月十七（农历）卯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末期，上海经常遭受轰炸，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故而父亲给我起名叫鼎亮，字可采，乳名惠曾。据说这是父亲用了《左传》中“亮采惠畴”一语，三个字正应了我的三个名字。因为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按顺序应为第１３，按现存男丁，我排行第六），幼年时比较得到父母钟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父亲认为我的八字较好。父亲不但自己替我排了八字，而且得到了当时著名星象学家马万廉的首肯。我的八字是：乙酉、辛巳、丁酉、癸卯，年支和日支双见文昌和天乙贵人，日元丁酉称为日贵格，火命坐财，俗称朱雀乘风。按紫微斗数算法，命宫见紫微、天府，称为“紫府格”。应该说，这一命格是相当好的，但缺陷是四柱不见正官、正财，且行运不佳，多刑冲，这也许是我命不符实的原因吧。总之，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坎坷的一生并不像命格中显示的那么好。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只有哥哥姐姐而无弟妹。平心而论，我的兄姐们均有各自突出的天分，如机遇好，几乎都有成为名家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遗传的原因，父母的智慧在子女们身上得以闪光。应该说，他（她）们不平常的经历都可以独立地写传记，但本节的主旨是想谈兄姐对我性格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在“文革”中，所以就尽量删繁就简了。

　　我们家最有官运的是二哥，他名鼎言，字可坊，生于１９３０年，据说此名出典于《论语》：“言可坊也”。他在学生时代读书非常用功，是父亲最满意的儿子，并有意培养他上大学（当时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后因在高中期间不幸遇车祸，才被迫缀学而未圆大学梦。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他便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名机关干部。他似乎生就具有当领导的素质，不久便获培养并多次提拔，三十岁后就提为上海普陀区税务局副局长（这在未有解放前革命经历又如此年轻的干部中颇为罕见），最终他官升至闸北区委书记，至今年逾八十，仍被奉为闸北区“区宝”。在我懂事后，父母就一直叮咛：二哥就是我们这些弟弟们仿效的楷模。但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且又不住在一处，缺少直接接触交流，他对我在思想上实际影响甚微。对我年青时代思想性格影响最大的是四哥和五哥。四哥名鼎永，字可久，生于１９３４年，此名出典于《易。系辞上》：“可久则贤人之德”。他才华出众，风姿倬雅，是我们兄弟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有相当叛逆性格的一位（这点对我影响颇大）。他在未修完高中学业时便自愿报名参了军，在西北空军部队担任地勤技师。当时他年青热情，对新社会充满信任，是我家中最拥护共产党的一员。不久，无情的现实便浇灭了他的激情，１９５７年，他与中国数万右派一样，因“言论罪”划为中右分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复员回上海，在某化工厂任技术员。１９５８年，我随父亲回沪上中学，我们弟兄三人（四哥、五哥、我）都住在康定路老宅中，生活在一起达六年之久。在与他的日常交谈中，常能听到他对时弊的抨击和对时事的讲解，对我影响颇大，也使我隐隐地感到社会的不公正。五哥名鼎亹，字可闻，出典于“亹亹可闻”。他１９４１年生，长我四岁，由于年龄相近，我们相处最久，感情也最好。五哥笃信诚实，克己从人，待人处事极为宽厚，他长于奕算，从小数学非常出色，弈棋也有过人的天赋。我在读中学时，他是我恒定的数学家庭教师，也是我棋类的导师兼弈友，我的理性思维形成得益于五哥不少。他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数学专业人才，工作勤恳踏实，业务能力也很强，惜不善处世，以致在专业上未能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好在他生性淡泊，素来不争，业余时棋牌消日，自得其乐。非常可惜的是他在２０１０年得了癌症，未到七十岁便谢世了。

　　我出生在康定路８８弄（涵养邨，一条较好的新式里弄）１４４号一栋三层的小楼，它位于当年徐家花园的东邻，弄内居住的大都是中高级职员，生活水平处于社会中上层。我家东方文化气息甚浓，常以诗礼传家而自豪，邻里们亦公认忻家是擅长读书的人家。那时，我和五哥及许多子侄们频频收到一些名牌中学（育才中学）和名牌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录取通知书时，邻里们除了投以敬羡的眼光，同时也觉得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父亲从小就要求我每天背诵一些古文名篇（《刻舟求剑》、《劝弈》等），那时我也不大识字（四岁左右），就像小和尚念经似的死背。这样的做法从长远看确实效果奇好，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这些文章。而后便是每天练习毛笔字，临一份高振霄先生手书的魏碑（张猛龙碑）帖。我的兄姐们大都有一手好字，父亲也支持我们看一些古典小说，这也是从幼年到老年一直保持的一大爱好，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已将《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榜》等名著读得非常熟了，以致至今尚能将全书的回目、１０８将的姓名、绰号等细节倒背如流。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幼小的心灵中形成比较牢固的意识是：用功读书——忠心报国，这也是父亲所希望的主流导向。但在另一面，我似乎更喜欢仗义疏财、豪气纵横、好广交朋友的侠士，特别欣赏那些不附权贵具有独立叛逆性格的英雄。所以，我确实觉得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匡扶汉室名臣固然是我仿效的楷模，但像武松、吴用那样的好汉对我也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而像欧阳春、展昭那样的侠士则更是令我心醉，这样的性格伴随我度过了整整的一生。

２，我的学生时代

　　我在小学时代是一个合格的好学生，由于家庭的教育和父母的遗传，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数一数二的，各门功课都比较出色。另外举止也比较文明，言谈行为皆有度，显得有着良好的教养。虽然三年级时曾从上海转学到南京，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老师和同学们心中好学生的地位。唯一会和老师发生轻微冲突的是：当我的好朋友受到老师不公正批评时，我常常会仗义执言，这种与老师不保持一致的行为常使老师感到不快。１９５８年，我小学毕业，被南京中央路小学选为全校七名保送生之一，可以选择南京任何中学免考就读。但因父亲退休回沪，我放弃了极好的就学待遇，回沪参加初中考试。虽然当时上海与南京教育质量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仍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育才。进了中学后似乎境况不怎么好，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逆境。首先上海人的那种本能的排外情绪使我甚是尴尬，当有些同学知道我来自南京，鄙夷的眼光随之而来；另外，育才中学毕竟集中了同龄人中智商较高者，我在初一时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竟在体检中被查出曾患过肺结核，（当时乃是一种可怕的病）这样，我一贯良好的人缘、长期拔尖的成绩以及老师的呵护、同学的尊重统统消失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一年之后，经我自己的努力，境遇大幅度地好转，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学习成绩从中游迅速跃升为前茅，特别是数学和语文更为突出，另外我豪爽乐于助人的性格很快地扩大了我的朋友群，还有从小好强的性格，使我在乒乓球、象棋、唱戏、看古典小说甚至跳绳、拍毽子、扯铃等娱乐游戏都玩得非常好，因此我人缘大增，很快就成了同学中的中心人物。那时，我非常欣赏韩愈在《原毁》中的一段话，“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来也惭愧，那时真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但这句话倒确实使我一生中处事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自信性。

　　我对社会、人生有一定的看法始于高中时代，当时我虽然学习、人缘都很好，但我一直不是共青团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我觉得班上的团员相当一部分是因讨好班主任而被吸收入团，德才皆无可取之处；其二，我不愿意自己提出申请，心想团支部如能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来请我入团方觉遂愿，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真是十分幼稚可笑。到了高三，我似乎开始脱离了孩子气，关心起政治来了。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论战给学生们震动很大，“老大哥”忽然变成了敌人，学生们从小形成的理念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也使一部分学生开始独立地对政治对社会进行思考。我就属于其中的一员，同时也从内心感到毛主席敢于挑战权威的伟大、了不起，就从那时起开始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我的班主任赵婴婴老师对我很是偏爱，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我的学习成绩好，性格直率真诚。另外，我在同学中也有较好的人缘，于是，我入团，当团小组长，下乡劳动评为标兵，一气呵成，一贯有点白专倾向的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补上了“红”的一课。毕业高考后，我如愿地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人生一路顺境，我踌躇满志地第一次离家到了北京。

　　我在大学里非常要求上进，进校后不久便当上了团干部，（支部宣传委员）学习上仍能保持较好的水平，平时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锻炼自己，还递交了入党申请，应该说还是在顺境途中正常前进。但我和政治指导员的关系始终处得不太好，原因我至今也不很清楚。我当时虽然积极靠拢组织，但喜欢独立思考的个性丝毫没有减弱，对指导员经常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颇为反感。例如，在团支委会上，大家经常会因为一些不同意见发生争论，对方常常会以“这是指导员的意见”话语作为评判对与错的标准，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快。有一次，为了一位同学的入团问题，我直接与指导员发生了争执。我同班且同宿舍的关XX，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入学后不久，哮喘病发作，学校决定让他休学。这就意味着他从此以后不能再进科大的校门了，而且，这样的病不能坚持大学学习的结论需大打问号。于是该同学就直接给郭沫若校长写了封信，力陈自己能够坚持学习，希望学校能收回成命。后来，在郭校长干预下，关XX恢复了学籍，事实证明了他完全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学校前面所作的决定是有一定问题，对学生的前途缺少应有的关心。当时，他还不是团员，我是他的入团联系人。他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当即将讨论发展他入团时，我的提议突然受阻，我才知道此事指导员有异议，于是，我和指导员之间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就发生了。指导员明确地指出：关XX不听党组织的话，直接给郭校长写信行为和内容都有问题。我对此说法非常不解，学校的不当决定不是被郭校长纠正了吗？怎么是不听党的话呢？难道基层组织的错误决定就不能向上申诉吗？指导员严肃地纠正我：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的，这也体现在基层组织上，并不是说，组织的每一个决定都保证正确，如果确实是委屈到了自己头上，正确的态度是先接受，相信党以后是会纠正弥补的。过分考虑个人得失，凭自己感觉判断对错，立即要求上级纠正，以保证个人利益，置组织的威信不顾，这样的行为能说是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吗？他还批评我：你是个积极要求入党的人，这样的认识距离党员的标准很有差距，朋友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应该怎样摆难道不懂吗？这样还能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吗？我听了内心非常郁闷，如果在这基础上讲道理，我确实驳不倒他，但在情感上我也实在接受不了，这使我对指导员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随着文革的临近，阶级斗争的气氛逐渐浓重起来。那时，毛主席的一些内部讲话也通过各种传了出来，其中“与毛远新的谈话”、“与王海容的谈话”和“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了以后觉得心情十分舒畅。当然，其中深刻的含义我根本无从理解，只觉得毛主席是提倡抵制不正确的领导的，与基层组织对我们的思想要求有所不同。另外，毛主席反复提醒：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都隐隐觉得中国可能要出大事，只有紧跟毛主席才能在阶级斗争风浪中站稳立场。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国内外形势。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如果中国要出事，肯定发生在上层。

　　许多朋友对我在文革初期会加入造反派的行列表示不解，像我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好学生，在前途上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为什么要选择造反？当时的具体想法现在很难回忆，冲动的成份较大，毛主席反复提醒的“要防止出修正主义”是精神支柱。究其内在的思想和性格原因，我的叛逆性格和独立思考的个性可能是其必然性所在。直接起因可能是指导员强行灌输“驯服工具论”引起我强烈的思想反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贴指导员压制学生的。综上原因，也许是我选择造反的原始动因，但一旦进入运动中，许多事情就会身不由己了。

二，我在文革中

１，文革初期

　　在文革中我的经历复杂，事情也比较琐碎，删繁就简，我主要根据自己思想演变脉络，重点突出与“一打三反”有关的事件进行叙述。

　　在北京大学生的理念中，文革的真正开始时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犹如一把烈火，把运动的气氛一下子轰起来了。每个学生都在这样考虑问题，北大的陆平、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都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党委就没有问题吗？当学生们贴出大字报质问校领导时，其实每个学校的领导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一方面强调本校与北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以反右斗争的经验威胁、警告所有学生。但这一次，他们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北京所有高校均无例外，校党委被宣布有问题，由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校领导运动。这是北京高校第一阶段的运动概况。

　　我们学校的党委在６月９日被群众轰倒，党委书记刘达停职反省，我们系６月９日晚开了批判黑帮爪牙大会，会上，两位与造反学生冲突较为激烈的政治指导员被批斗（包括我们年级的那位指导员）。我在这一阶段站在怀疑校党委的师生一边，人生第一次尝到政治斗争胜利的喜悦，甚至误认为自己毛主席著作学得比较好，政治嗅觉敏锐。其实这一阶段时间很短，学生的政治选择有较大的偶然性，大致上，一些个性较强、易冲动的、平时与领导关系较差的学生比较容易选择造反。造反的师生们在那一阶段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但由于时间短暂，对我们的心理影响并不太大。

　　我们学校的工作组是中国科学院派来的，科大一直是受科学院和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科学院的影响更大些。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对校党委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组织师生学习社论和文件，让学生们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正规渠道。政治冲动是有一定惯性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许多限制其行动的条条框框不满，而且，大家还存在着这样的怀疑：科大是属于科学院直接领导的，科大党委有问题，难道科学院就一定没有问题？现任党委书记刘达有问题，难道前任党委书记、现任工作组长郁文就没有问题？于是，和其他学校一样，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陆续出笼，到６月下旬达到高潮。这次造反的师生们的境遇就很惨了，工作组毫不留情地发起了“抓游鱼”运动，一些对工作组提意见较激烈的、语言出格的师生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整肃，受批判、斗争的约有近百余名，多数都是前阶段反对过学校党委的，被重点整肃的有贾志斌（二系教师）、王国政（四系）、沈连芳（三系）、陈思轩（六系）等人（后来他们大都成为东方红公社的负责人）。虽然我校整人程度不像清华那样厉害，但学生们毕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无情和恐怖，好端端的同学一夜间就变成了反革命。虽然现在已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但对刘邓主持的这场五十天的整人运动，别说挨整的同学不能原谅，大多数的当年亲身经历者都不能释怀。我虽然没有勇气公开反对工作组，但对被批斗的同学们很同情，也写过为他们鸣不平的大字报，对工作组的做法内心非常不满，隐隐觉得他们的言行与《人民日报》多数的社论精神不符，虽然自己并未被整，但觉得这五十天的日子真是很难过。

　　当我们听到北大传来陈伯达、江青等批评工作组的讲话后，非常兴奋，同学们多数都有很大的解放感，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当家作主了。运动又发生了转折，工作组奉命撤走，但没有给被批斗的同学平反，只是笼统地承认了对运动不够理解的错误。师生们当然不肯罢休，强烈要求工作组深刻检查，说清自己的问题，为被整的师生们道歉、平反，相同观点者成立了“红灯联络站”，意为对工作组不放行。也有另一部分师生认为，工作组虽有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校党委是定性的黑帮，应将运动转入斗、批、改的轨道，不应揪住工作组不放。北京各高校情况大致雷同，平心而论，各校党委领导运动时间极短，劣迹不多，而工作组在五十天内一片恐怖，劣迹斑斑，同学们对其痛恨程度远胜过对校党委，揪工作组更发自内心，后来各校的造反派基本上都在那时串联形成。

　　我当然是持批判工作组的观点，与许小昆、焦大化等同学组织了《齐卫东》战斗队，写了些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在这阶段，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理清了脉络，特别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造反有理”的语录给我思想上震动很大，结合反修防修的斗争，我想了很多。首先，我确信修正主义一定出现在中高层官员中间，他们并不是原先就是坏人，而是在领导的位置上被权力腐蚀的。所以，防修反修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揭露和监督官员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特点。８月８日《十六条》公布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特别注意到文件中多次提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我还注意到《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九条：第五条讲的是党的阶级路线，不但没有支持那些官宦子弟狂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所谓的“阶级路线”，也没有提到“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样官方习成的说法，而是强调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右派。这样的提法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新的阶级路线？我隐隐觉得，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把主要矛头对着已失去权力的地富反坏右，似乎不合适了，应该重新确定阶级阵线，以便对最大的敌人“走资派”进行斗争。第九条讲的是文革中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它没有强调党团组织的领导，也没有提到政府部门的职能，而突出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还重点强调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我觉得旧的机构和组织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求，而且新组织形成的原则有利于防止领导脱离群众而变修，这是从机制上反修的重要措施。

　　当然，作为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不可能作更多深层次的思考，在运动初期，我确认了几条道理：为了防止中国变修，矛头应当永远对准当权派；至于他们是好的领导还是走资派应取决于其对群众的态度；不断地从机制上制约领导应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我自以为这是对文化革命的正确理解，甚至还误认为这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毛主席说的如此决然：“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既没有前提，又没有条件限制，他就这样说了！难道我们还不该义无反顾地造反吗？

２，上海串连

　　到了８月下旬，学校里的两派依然争论不休，北京社会上血统论猖獗。我们便萌发了出去串连的念头，大家一致意见是去上海，这是我的家乡，我自然很乐意。我们当时同去的六个同学中，只有许小昆和冯正中是红五类，那时学校里已有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总部，我们既无资格参加，也反感他们的言行，觉得不是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原则不合理，写了一篇《我们就是红卫兵》，做了几个无字的红布袖章就出去串连了。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了北大、北京邮电学院、北大附中、北京七中等学校的同道学生，大家自愿结合在一起，起了一个“北京南下造反队”的队名，在同车偶遇的上海某中专老师建议下，于８月２４日，我们到了上海文化广场旁边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该校是上海一所最好的中专，以前称为国立高机，学生们大多是学习优秀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该校的运动状况也比较典型，师生们以对党委的态度分为保守和造反两派，运动中呈现的模式几乎和我们在学校里遇到的一样，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造反的一派。由于上海的运动比北京有滞后，加上我们北京红卫兵的身份，我们的快速表态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惊动了上海市委，此后，我们在上海再也脱不开身了。（这段经历我在《与顾训中访谈录》中已有较详细的讲叙，这里不再赘述。）

　　从我们到上海后直至１０月，可称为在沪的第一阶段，在这阶段，上海的造反派还处于弱势，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支持各单位和部门的造反派炮打司令部。与我们原先同来的伙伴们由于种种原因多数都离开上海回北京了，所剩的主要成员就是许小昆、我和北大的高冀芬，后来又有北京师大女附中郭宝珠、刘丽芬和北大的胡伯安等加入，我们将队名改为“首都齐卫东”，这个队名一直用到我们最后离开上海。我们这段时期联系的单位和部门除了上海机校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海关学校、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和上海红西南红卫兵指挥部等，我们始终坚持“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支持各个部门的造反派，并与他们建立了较长时期的联系和友谊，有些朋友情谊一直保持至今。

　　我们在上海这样的言行，必定将触及上海市委。在８月３１日，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要求上海市委解决各类问题，最后冲进了市委大楼，与保卫市委的人员发生了肢体冲撞。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冲市委大楼的行动，但全力支持北京红卫兵，反对上海市委压制群众，压制造反，也写了传单，参加了街头的辩论，常常被人围攻。在这段时期，虽然我们的处境不佳，但我的想法很坚定，牢牢掌握矛头对准走资派的大方向，深信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并看清了文化革命形势的。但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也常有觉得解释不清的时候，并为这些困扰感到纠结。主张保上海市委一派经常强调：上海是文化革命的发源地，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哨，柯庆施是官方重点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上海市委怎么可能是黑帮呢？怎么可以把矛头集中炮轰上海市委呢？许小昆在对红西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有这样一番解释：上海市委以前是好的，但并不能保证它在条件环境改变后永远是好的，走资派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地位改变后变坏的，所以上海市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接受检验，形而上学地认为上海市委能进保险箱是错误的。当时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十六条”明确指出，干部分为四类，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这样遍地开花地狂轰滥炸，难道就没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嫌？这个问题也提得很棘手，确实，我们是毫无例外地支持了炮打，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欢迎群众给他贴大字报的，也没有一个领导不为此组织反击的，难道真的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开始，我们只能针对具体领导理论，避免延伸推广，直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我们的疑团释然而解。好的干部只要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也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只要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就应当接受批判、炮轰，目的是通过批判，让这些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还有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是：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相当一部分主张血统论，宣扬红色恐怖，有的甚至肆无忌惮地打人、抄家，同时他们中多数又持反上海市委的立场。我们和他们是炮轰市委的同盟军，但又不愿在宣扬血统论和胡作非为等方面与他们为伍，所以，我们有节制地与他们相处，谨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和许小昆等在整个文革中，没有抄过一次家，没有打过任何人，也没有砸坏过任何公物。

　　到了当年的十一月以后，上海的造反派逐渐从少数变成了多数，从劣势化为优势。我们写的《九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小册子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实际处境大幅度地改善，但自己的思想却始终未能平静。我们当时参与文革的理念是反修防修，而且坚定地认为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最容易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并误认为这是理解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义。造反派转弱为强后，虽然还没有实际掌权，但已能起到左右局势的作用。此时，再与一些造反头头们接触交往，竟发现他们的霸道程度丝毫不亚于各单位的当权派。再往上看，中央文革中一些成员的作为令人生疑，他们不停地运动群众，一点也没有接受群众监督的样子。这都是毛主席默许的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变修吗？这些萌芽状态的想法使我们渐渐地与主流造反派队伍拉开了距离，也为我们以后的挨整生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如果当时我们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哪怕只限于私下谈论，可能距离危险处境还远些，但我们居然还相信：毛主席可能支持我们的想法，这才是致命的错误。于是，我们有了一些行动。正当大多数造反派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姿态对逐渐倒台的走资派“痛打落水狗”时，我们与复旦大学《杀阎王》战斗队的潘啸龙、谭启泰等不合时宜地探讨着：造反派今后该怎么办？核心的意思是，造反派现在地位改变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就可能成为运动的阻力，走向反面。对自己和本派战友，不应争名夺利，而应防止因地位改变而变修；对被打倒和靠边的干部，不应罢官了事，而应争取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保守派更应热情欢迎，以示造反不分先后。我们和复旦的几位朋友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共鸣，他们不愧是新闻系的高材生，很快就写出了一论、二论、三论《造反派怎么办》，其中许多标题很醒目：“文化革命不是罢官革命”，“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我们不保”，“夺权就是夺人”等，很鲜明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文章出来后，许多造反派称其为大毒草，在两个阶级大决斗的时刻，居然有人津津乐道地自揭短处！（文章我们并未具名，但在其后上海反逆流运动中，《杀阎王》公开检查中提到，他们这些“反动思想”是受了齐卫东的影响）这时，我们开始了和主流造反派的不同行进方向。对著名造反领袖批判，我们选择了表现最不像话的聂元梓，公开支持北大的反对派井冈山、红联军。对中央文革，我们没有胆量像地院的朱成昭那样公开抛出质疑文革的八大观点，也不敢像科大《雄师》那样在西单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我们虽然理想主义成分较重，但要“舍身撞雷”还是很害怕的。就我自己而言，当时对中央文革也确实余情未断，虽然不喜欢江青、戚本禹的专横、跋扈，讨厌康生、张春桥的奸诈、阴沉，但对陈伯达、王力、关锋等还是甚有好感。

　　到了１９６７年，正是造反派们为了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争名夺利时，上海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出现了许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除了张春桥在历史上确有疑点外，更令大家反感的是他在处理群众组织关系上经常采用两面派手法，所以，复旦大学原来颇不团结的三派（红革会、红三司、炮司）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了。那时，我也对张春桥甚为反感，曾数次与复旦《杀阎王》，上海机器制造校《武工队》的朋友们议论此事。虽然还没有冲动到公开炮打，但已被有关部门记下了一笔黑账。再加上我又做了“为陈其五、章博翻案”等一些犯忌的事，我已被即将掌权的新贵们渐渐视为异己，当初“反旧市委的光辉业绩”大为减色。一起造反的战友们的胜利不但没有给我带来社会地位的荣耀，也没有让我内心感到喜悦，这样在春节后，我便无趣地离开了上海，返回科大。

３，动荡岁月

　　１９６７年是大动荡的一年，也是我们思想上激烈动荡的一年。我回到学校以后，正是中央文革和主流造反派清肃十二月黑风完胜之时，不管是代表红二代的联动，还是代表造反派的地院朱成昭、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均受到毫不留情的镇压。我们学校的《雄师》、《井冈山》也属这类思潮，（详见拙作《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受到了科大主流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坚决打击，《雄师》的五位骨干遭到牢狱之灾，其它成员不同程度受到整肃。我们虽然思想上有类似的倾向，但幸好行动上没有卷入，《东方红公社》多数人还是认可我们这几个老造反派的，但我们的名字已在东方红镇反组里挂了号，罪名是在上海炮打张春桥，勾结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反聂元梓。由于我们在《东方红》内的人缘和影响力，负责镇反的６９６战斗队还算客气，仅作了一次变相审问，再没有深究。但从此时起，我们已被划入随时有被整危险的人群行列，另册的阴影一直威胁着我直到改革开放时代。６７年初，我们的境遇还算可以，科大东方红的大多数造反派的朋友们（包括大部分总勤务站的头头）对我相当友善，经他们推荐，我在东方红动态组和《东方红报》工作，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也属有一定决策权的核心成员，这又为我继续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旨意的行为提供了条件。那年年初，社会上发生的主要事件是反击二月逆流，在中央表现为老干部与文革新贵之间的矛盾，在地方上多数表现为支左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称为二月镇反，各地的造反派们因为军队在权力和理念上的冲突，其领头者纷纷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我在动态组每天都看到外地造反派受害的材料，出于在文革中共同造反的情感和对整群众行为的痛恨，我开始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而努力。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个事例：

A，支持上海舞蹈学校“毒草派”：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是江青亲自主抓样板团之一，是一个不便进入的禁区。当时，该校的学员对芭蕾舞剧《白毛女》有香花和毒草两种观点，香花派的理由非常直白，此剧是江青同志肯定的，当然没有问题。毒草派则运用当年流行的大批判理论，认为喜儿、杨白劳都是中间人物，“逃到荒山”和“喝盐卤自杀”都是消极行为，没有突出与地主阶级的正面斗争，所以，突出中间人物的题材就是毒草，至少有严重问题。当然，持香花观点总是安全的，自然也是大多数；但持毒草观点的基本上都是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他们没有在造反胜利后停步，成立了“卫东到底”战斗队，其中有顾峡美、潘永宁等人，再次充当少数派。为此，他们在反逆流中又一次被整。我与顾、潘等在６６年造反中就认识，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而且，我在当时也赞同毒草观点，便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同年四月，《白毛女》剧组赴京演出，顾峡美原是该剧的主角，因持毒草观点就取消了她在重要场次的演出，演出后，她大胆地拦住了江青，要求向她反映问题。江青破例地单独接见了顾，并对她表示了宽慰和安抚，要她放下包袱，还表示因观点问题整她是不合适的，最后叮嘱她，这次谈话不要外传。顾峡美鉴于对我的信任，把江青接见的详细过程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毒草派”翻身的很好的契机，于是，我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把江青私下谈话中有利于“毒草派”内容公示在媒体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造江青同志的谣”、“攻击革命样板戏”等罪名自然就被加上了。

B，支持三军“冲派”：北京有许多军事院校，在文革初期，他们虽然不能像普通高校那样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他们也受到地方运动的影响，学校的师生们也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军内造反派可没有那样能享受胜利的幸运，他们反对的是驻京三军的司令们，这些都是林彪要力保的爱将，所以，他们相比其对立派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革派”）显得弱势，幸亏有强大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的支持，在６７年上半年还能得以生存。是年五月，三军无革派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晚会，以壮大声势。三军造反派抓住了晚会没有突出文化大革命和路线斗争的问题，大做文章阻止演出，以图挽回被动形势。直至发展到５月３１日直接冲击演出会场，惊动了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经上层权衡，三军造反派终于被抛弃，被称为“冲派”，实际上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许多成员惨遭整肃，比地方上的挨整者处境更为不堪。因为上层多次表态，北京及各地的造反派再也不敢公开对其表示支持，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原先对三军冲派也仅是一般的支持，并没有过多的联系，在中央表态后，我们去“军艺星火燎原”看望，见他们被整的惨状，激起了强烈的同情心，遂给他们捐钱、捐粮票，还在《东方红报》上发了一篇褒扬三军冲派的文章。这当然是闯了大祸，被指责为公然对抗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C，支持“上柴联司”，反对上海市革会：上海是我文革期间“创业地”，在京时我一直关心着上海的形势。那里的“反逆流”和北京的“反二月逆流”完全是两回事，上海的“反逆流”着重就是整炮打张春桥的造反派，其中“红革会”处境最惨，我的不少朋友均因此事挨批遭斗，引起我对这一新生政权内心不满。是年夏季，我二次返沪，正值上海两派激斗之际。一派以上海市革会、工总司为代表的一些左派组织，人多势众，掌握全市政治、经济资源，又得到中央的支持，当然位于上风；另一派为首的是一个工厂的造反组织，简称上柴联司，仅四千余人，但得到相当多的平民支持，其中主要的是在“反逆流”中被打下去的一些组织，特别是工人造反派中的非主流组织，他们组成了各区的“支联站”，经常在人民广场举行演讲，听者数万之众，居然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能与市革会对抗。我在一月份曾去过上柴厂，当时只觉得是一个单位的两派之争未予重视，而且也并不倾向于联司。但这次看到后，心境大不相同，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组织，居然能造成如此声势，其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以及对群众心理掌控能力之强是异乎寻常的。而且，我对那些新贵们本有不满，再加上我历来同情弱者的秉性，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支联”的行列。我们以《齐卫东》名义，召开了几次支联派串连会，还组织了一次市内游行，虽然当时给了联司较大的精神支撑，但最终效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给联司群众任何实际帮助，还把自己和朋友们都牵连了进去。不久，解放日报社革委会负责人之一是我的一位中学交情极好的老同学，他看到一份绝密敌情内参，把我在上海的一些活动都当作阶级敌人反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动态通报了。他冒着“通敌”的危险把这情况告诉了我，并警告我迅速离开上海，否则后果严重。这样，我又颓丧地离沪返京，开始了我的“退出江湖”生涯。

　　从６６年文革开始到６７年秋，我以十分积极的姿态投入了文革运动。虽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地有磕碰，但我自认为信念很坚定，因为我确信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一次反修防修大演习，只有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武器，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在此期间，觉得充分体现了自我价值，误认为不管什么政治见解都能公开发表（当然只是时候未到，以后是要毫不留情地被清算），所以，总觉得有潜在的动力支撑。到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指示发表后，“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警告犹如当头棒喝，我开始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赶紧悬崖勒马，实际上为时已晚，在以后的运动中是难逃厄运了。顺便说说，上述文革经历只是为了作为一打三反中挨整的铺垫，删繁就简，突出了自己与运动主流的对立性和偏离度，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喜欢标新立异胆大妄为的人。

４，思想变异

　　我在文革中之所以自信地投入，源自于这样的信念：总觉得毛主席会支持我的想法。不管是前期与各级当权派的争斗，还是后来一些脱离文革主流的行为，我一直盲目自信，认为自己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确实有些朋友也曾提醒：我的想法和行为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大民主的理解，与毛泽东的想法是完全背离的。记得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６７年一月，我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住地和地院东方红的朋友们聊天，一位《高旗无畏》战斗队（朱成昭麾下主力队伍）的朋友在介绍朱成昭的八大观点。其中讲到朱预计：随着文革的深入，大民主将越来越少。我当时甚为不解：毛主席不是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吗？要是没有大民主，造反何从谈起？还有一次是６７年春，我和许小昆与科大井冈山刘祖平、倪诗茂等谈论文革形势，老刘也说起同样观点，我忍不住奋起反驳。老刘要我重新仔细阅读一下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说我的想法与邓拓接近。我当时觉得不能接受，他们怎么会认为毛主席愿望是要强化专制？他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倡导者吗？直到毛主席６７年秋季后一系列指示发表，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促使自己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支柱信念轰然倒塌。

　　现在要重新回忆当时思想脉络的具体变化已是很困难，但有几点还是记得非常清楚。首先是对“走资派”概念的理解，“十六条”中提的是“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竟然把很重要的“混入”两字忽略了。毛泽东及其文革追随者的意思是：这些“走资派”并不是因为地位改变而变坏的，而是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所以受到严厉惩治的不是建国后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而是当年国共斗争中有过污点的“叛徒”、“特务”，而只要忠于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都无关紧要，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准炮打！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其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怎样防修反修的问题。毛泽东的说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样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解释实在令我无法理解，建国十七年，国共两党除了隔岸放些无效炮弹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正面冲突，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毛主席最终会支持我的”幻想实际上成了泡影，继续投入文革的愿望嘎然而止。另外，随着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相继倒台，北京和各地的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惨遭整肃，而且完全是永难翻身的态势。我感到极其灰心，而且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当然，对以后的现实运动我兴致索然，开始了自己的认真读书生涯。

　　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开始怀疑毛教的教义，这让我感到既痛苦而又有超脱感，痛苦的是我必须重新理清自己的思想，摈弃以前遵奉的信念；超脱感是因为我终于又回归到了自我境界，摆脱了教义的框框，开始理性地独立思考。于是，我和许小昆、刘祖平、倪诗茂、徐立林、王昌燧等人一起读书、讨论，脱离了实际运动。由于当时的文化禁锢，书源很少，我们如饥似渴，凡是封、资、修，洋、名、古的书只要能找到，就一本一本地传阅。中国历史是我们重点攻读的内容，在此期间，我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本和部分《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刘祖平古文功底深厚，经常给我们讲解《通鉴》中的一些片断，使我得益颇多。我自己觉得长进最大的（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中毒最深）是认真阅读了马、恩原著和国外的一些政治书籍。在此之前，我虽然笃信毛泽东思想，但对马、列著作知之甚少，出于对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质疑，我必然会考虑：毛泽东是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了吗？两者之间差别何在？我那时像学高等数学那样去读马、恩两卷集，每篇文章都认真地做了阅读笔记，力求弄通原著的每一句话的实际含义。在这过程中，许小昆对我帮助很大，他有相当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对译著的阅读能力，从中不但帮助我顺利地精读完了这两册经典，而且还补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一课。当我读过了这些经典及列宁两卷集、《马克思传》等有关书籍后，思想上确实有了质的变化。具体的读书体会就不详细展开了，结论性的收获主要有两点：

　　第一，我已确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差别甚大，中国目前所宣传的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主义精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强调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毛泽东思想中几乎没有什么体现，实在感到难以将两者强连在一起。第二，通过对原著的精读，我的思想信仰从毛泽东思想转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分析问题有超凡的深度，逻辑性和穿透力极强，完全是高质量的理性思维，较之毛泽东武断、直白的俗话确有天壤之别。（具体内容可能后章节会有一定涉及，这里就不展开了。）另外还有一类书籍对我影响相当大，在许小昆家（其父是中央外贸部的高干）我看到了许多“修正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内部参考资料，以及在反右斗争中一些著名右派（如林希翎等）的言论集。这些从未见过的对社会观察的独特视角和理性思考问题的方法，又如醍醐灌顶，使我眼界大开，深感到自己以前的无知和幼稚。在６７年初，我对文革中出现的新思潮非常感兴趣，还搜集了不少这类文章和大字报，对比这时看到的书籍和资料，很快意识到文革中理论的肤浅。

　　特别是精读了《南共纲领》，心中既惊讶又敬佩，作者对用暴力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弊病的分析，竟是如此透彻深刻，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思考和分析都是多余。现在回忆起来，《纲领》内容中两个主要观点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书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出现，执政党应当不断地铲除这些因素；而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也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扩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影响政权的性质。第二，在现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资本主义因素表现得最主要新形式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这类国家中的最大危害。正是这些观点，使我思想有了质的变异。我逐渐坚信：我国是个极易产生特权阶层的国家，它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危害。在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距离真正人类理想的公平社会未必比我们远。（当然，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网络时代，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发达国家的政论和时评，《南共纲领》的一些见解也不足为奇了，但在当年文化荒漠思想禁锢时代，喜好用理科思维方法分析问题的我，见到这类文章时的惊愕心情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尽管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和当时国内主流政见何等的格格不入，但他们仍是尊奉马克思主义的，仍是认为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对十月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还是肯定的，只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容易产生特权阶层，产生压迫人民的新资产阶级，这一点与我的想法很有共鸣。这样，我就逐渐进入了思想“走火入魔”时期。

　　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恐惧感。毕竟那时思想犯比比皆是，更何况我已经对伟大领袖产生了逆反，这比我在运动的一些越轨行动严重得多，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忧随时均可能发生。虽然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强调“江湖义气第一桩”的原则，但有些想法也仅限于我和许小昆之间，特别是对毛泽东的非议。当时我毕竟还年轻气盛，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仅仅为了解开思想上的纠结，竟将自己的一生置于危险之中。既然是“走火入魔”，当然也无法在异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车，于是我还看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历史书籍，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以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关于波、匈事件的政论和时评，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反动”的雏形：

　　第一，我认定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第二，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的弊病，南斯拉夫的政治见解是对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第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对官僚体制的长期不满而设计的打倒政敌的骗局，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欺骗，但矛头对准“走资派”也就是官僚特权阶层总是对的，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症结；第四，那是从阅读大量“修正主义”书籍和资料中知道了“不同政见者”这一词的含义，并对索尔仁尼琴这类人非常敬佩，甚至认为值得终生仿效。当然，这些主要都是政治领域的思考，还有一些经济、科研和其他方面的观点，当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后来已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为当政者采用实施，在此就不做“表功式”的赘述了。这些观点，我和许小昆之间是认真交换过的，也经常一起探讨、思考，但和其他朋友并没有非常明确地点破，仅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但应当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的这些朋友中多数对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的不满，对整个国家的体制也没有系统的思考，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持反感态度。

５，整肃开始

　　在６８年，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前，虽然我在运动中多有越轨，出格言论不少，对立派偶有大字报给我冠以“反革命”帽子，甚至本派也有一些人认为我思想反动。但这些都是群众的诈唬，并没有制约效应，我也没感到有多大的压力，仍是我行我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享受着文革前期赋予的自由。工军宣队进校后，情况大不相同了，虽然我校没有像清华、北大那样曾有过大武斗以及与工军宣队的对立，但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学生们挨整的时期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我校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并掌握控制学校的一切权力。开始时，军宣队组织学习，以及搞早请示晚汇报，绣毛主席像，跳忠字舞等令人不胜厌烦的造神活动。其目的一是将脱缰的野马用强力收回，另外为了让这些学生们清醒，在集中的权力面前，你们除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服从管理，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

　　厄运仅仅刚开始，文革中大规模地对群众的整肃从６９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拉开了序幕。刚开始遭整肃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工，每次开校级或系级的大会上，总有一些倒霉者被陆续揪出来，关入由军宣队设置的专政队隔离审查。这和文革初期群众自设的专政队完全不同了，大乱时的专政机构没有稳定性，也没有社会认同性，其恐怖感远不如眼前的专政队。一旦不幸进入，就有永无翻身之日的可能，而且，被专政的罪名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校内人心惶惶，气氛极为紧张，继工作组专政后，灾难又一次落到科大师生们的头上。随着整人运动的深入，文革中的现行问题也进入了清查的范畴，在６７年公安部六六通令规定的现行反革命条款上，又增加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组织策划大型武斗等内容。这样，整肃的范围不仅限于教职工，很快就扩大到了学生，遭此厄运者数量渐渐增多。我的朋友刘祖平因为北大“红旗飘”组织的牵连被揪进专政队，另一位关系不错的王元元也因上海铁路南站武斗事件而遭殃，现实的危险在逐渐接近，我们已处于紧张、恐惧之中。

　　整人者往往有很好的阶级斗争嗅觉，我们系的军宣队进驻后不久就注意到了我们“齐卫东”战斗队，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是五系学生中清查的重点，并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调查我们的专案组。我们主要的“罪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中包括反张春桥、反上海市革委会、反对样板戏、支持“三军冲派”对抗林副主席，以及与上海、北京一些已被整肃的“反动”组织关系密切。这些“罪名”要完全抵赖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辩解的基本原则是：坦率承认客观的事实，强调我们动机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认识错误才造成了不良后果，但对我们读书会中的一些议论及相关的“反动”思想严防死守，坚决不能外泄。我们系里一位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认真交待文革中的问题，争取主动。我非常爽快地将运动中的错误细细讲了一遍，并表示自己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对错误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痛心，今后一定在军宣队的领导下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看我态度挺诚恳的，他们掌握的情况我都已交待，说了些要和以前的错误决裂一类的话，后来再也没有找过我。当时，军宣队准备怎样对待处理我们，我心中一点也没数，仅仅感觉似乎有个专案组在调查我们，但结果会怎样，内心非常忐忑，这样的煎熬过了半年多。

　　记得６９年初夏某个周六的傍晚，我在我三哥家度周末。我们班上一位女同学（因她不愿在我的回忆中提到她的名字，故简称连X）来找我，她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她前一段在搞我们的专案。我深知她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专案纪律的，万一泄漏她也将受到牵连，很惊讶她的行为。她说：以前也不太清楚我们在运动中干了点什么，这次通过专案清查，觉得我们整个运动中的行为都是为了理想，没有任何私欲，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令人钦佩的。我当时听了真的很感动，这位连X虽说和我关系不错，运动初期也一起造过反。但她毕竟是学生党员，除了党的原则，她竟然还有自己的道德判断，而且也同样不计私利。在上海串联时，解放日报的一位我的中学同学曾给我通报过上海市革会整我的绝密消息，我为此事感动过，因为我看到了情感和道德的力量。这是第二次类似事件，说明了在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的社会里，还有非政治因素存在的场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社会终究不能被残酷的斗争哲学无情地全覆盖。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暂时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侥幸地度过了一次难关。军宣队专案组给我们的结论是：革命小将犯错误，并当了我们的面销毁了专案材料。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首先，这场运动主要对象并非学生，也不是特别强调现行问题，边缘的位置使我们有了许多逃脱的机会。其次，由于在专案组内有同情我们的朋友极力帮忙，这比我们自己的辩解有力得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私下的言论问题并没有涉及，我们好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攻守同盟经受住了考验。另外再加上我们平时人缘较好等因素，这场有惊无险的灾难就这样逃过了，但也为我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厄运留下了伏笔。短暂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盲目自信，特别是我自己竟如此昏昏然：认为共产党的整人运动也不过如此，我们这些名校高智商的大学生怎会斗不过没文化的军人和工人呢？其实，我的这类想法不仅大错，而且给以后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危害。挨整的要素主要是如下三点：社会大形势、对象的“罪行”和对象周围的环境，（这问题在以后章节中还将进一步细述）我们的这次幸运与自身的智商相关性是很小的。

　　此后，科大的师生又面临新的灾难，在林副主席的军委一号通令下，中国科技大学将要搬迁出北京。中国科大是建国后新创办的一流名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任校长，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流科学家都在校直接为学生们上课，文革前，我校一直被称为科学家的摇篮。现在要把这样一所学校搬出北京，绝非一件小事，一些类如高速风洞和实验室等国内稀有的实验设备可能毁于一旦，选择一个合适的新校址来安置万余师生也是一件十分费周折的事。但在文革中，科技和教育地位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最后决定：科大搬迁到安徽。这一缺德的决策究竟是谁拍的板，至今尚无法查清楚，在科大校史上留下了尴尬的一页。６９年年底，在强权的压力下，６９、７０两届的学生以及大部分老师被迫就范。虽然大家怨言纷纷，但科大的前途不可能掌握在广大无权的师生们手里，只能落户安徽。从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科技大学的命运一落再落，当年的辉煌只能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