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南 通往新疆之路
Original 董大南 南加知青 1 wee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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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第215期
2021年7月27日
《无声的群落》系列（9）
一群文革前下乡的重庆老知青，经十年酝酿，历八年艰辛，联络动员了众多的老知青共襄义举。他们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发出内心的思考呼声，突破万马齐喑的沉寂，先后编辑出版了《魂系大巴山——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和《无声的群落（续编）——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三部文集，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这个系列将与你重温他们的述说。
在纷纭喧嚣的历史记载中，被边缘化的文革前老知青有如一个“无声的群落”。我们为你讲述的就是他们看似平淡却十分独特的经历。透过特殊年代里那些比前天还遥远的“昨天的故事”，你将愕然看到许多超乎想象的社会生活、令人揪心的悲欢离合。——历史，在这里沉思！
通往新疆之路
董大南
编者语：一个品学兼优的上海中学生考入北京大学，孰料仅两月余又被莫名其妙遣回了原籍。他失掉学籍的同时也失掉了立足城市的户口，无奈之下只得上山下乡，踏上了去往新疆之路。直到18年后才弄明白，他当年的档案里被人偷偷塞进了构陷的私货，是“血统”那玩意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961年，我14岁。这一年，我考上了有近一百年校史的上海中学。
“上中”是上海有名的“常春藤”学校之一，有不少很有水准的老教师，据说去大学教书也绰绰有余。“上中”的学生来自市区和郊区各校的尖子，我报考时只收高中。每年，“上中”从上海市各区招收300名学生，从郊区各县招收100名学生，每50名组成一班，每届八个班。学生一律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学校内有商店、电影院、食堂、澡堂，设施完备，功能齐全。
我考入“上中”那一年，学校从400名学生中挑出50名外语好的，成立一个高级班，单独培养。我进入了高级班。从高二起，班里的团支部被个别高干子弟控制，他们在班里大搞阶级斗争，实行红色恐怖，班里的团结风气逐渐变坏，也逐渐让我看到了这些高干子弟在革命辞藻罩盖下的弊病。他们有浓厚的“自来红”意识，在班里制造等级差别，使原先不错的同学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理所当然是他们的统治属下，因此对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居高临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糟糕的是，“上中”的教育体制，还是那些高干子弟耿耿于怀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出题、打分十分严格，一视同仁，不留情面。要是教育体制早一点改革成他们喜欢的“无产阶级”体制，规定高干子弟的成绩至少80分，平民子弟的成绩最多80分，或者取消考试，由党委推荐，那么，我后来遭受的苦难，也许要少得多。可惜，这样的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实现，而我早已成了老“运动员”。
当时，戴着红领巾上高中的我太单纯了。我只知道尊师守纪、努力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却不知道人间还有妒忌和阴谋。高中期间，我年年都是班干部，也是班里唯一达到三好学生标准的学生。三好学生在“上中”是个很高的荣誉，要求很严。这样崇高的荣誉居然没轮到那些可靠的八旗子弟，是可忍，孰不可忍！
进入高三，他们就轮番找我谈心，压我表态放弃考大学，直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就在于你考不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再去新疆，那就不是真革命。”
这我就弄不懂了。为什么你们可以拼命复习，根本就不想去农村边疆？我不得不向这些革命接班人挑战：“只要你们不考大学，我也不考。不管你们去哪儿农村边疆，我也去哪儿！”
这样的挑战很灵，这些团员再也不来找我“谈心”了。
高中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中的一天，忽然“上中”的团委书记邬某通知我到一个高干子弟同学的家中，说有事要找我谈一谈。会有什么事呢？莫不是要发展我入团？也许团组织要交给我一件什么任务？带着一点朦胧的欣喜，我来到了这位同学家。
邬某阴冷的神态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找你来，是要跟你算一笔账，这笔账早就应该跟你算了。今天，要把这笔账跟你算算清！”
我一头雾水，我招了谁惹了谁了？这邬某凭什么平白无故地训斥我？
邬某活像在演戏，这出戏与其说是演给我看的，倒不如说是演给坐在一旁的那位高干子女看的。邬某用夸张的语调，要我老老实实交代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动言行，交代自己在家里干过什么坏事。简直莫名其妙！
邬某演的这场戏的背景，在我离开“上中”多年以后，才露出冰山一角，让我震惊。
原来就在这个寒假，不知为什么，邬某跑到我父亲工作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去调查父亲的材料。父亲是脱帽右派，人所皆知，说白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再调查也没有多大油水。然而神奇的是邬某带回了父亲所在系党支部书记孔某以邻居身份写的关于我在家中表现的揭发材料。
奇怪，我和孔某从无往来。我平常很少回家。他既不是和我一个单位，又对我根本不了解，凭什么揭发我？
有时周末回家偶尔碰见孔某，孔某当着我父母面，总是对我赞不绝口，什么有出息啊、了不起啦，满嘴甜话，可谁能想到他会写诬告我的材料？
真是人心叵测！
这孔某是20世纪50年代对高校“掺砂子”从工厂调到上海戏剧学院做党政工作的。我上高中时，他提出他老婆要生孩子，住房太挤，要我家借他一间房，父母把最大一间房腾出来给他。高二暑假时，他又向我父亲提出，要我帮他考高中的小舅子补十天课，父亲哪敢不答应。
我费了最大的劲帮他小舅子补了十天课。他小舅子的功课不是一般的差，初一的题都不会，天知道他怎么能升到初三？结果，他因成绩上不去落榜了。
一旦考不上，里弄的大娘大嫂就天天敲锣打鼓上门动员你报名去新疆。他小舅子哪会上这个当，死也不会去的，赶紧躲到孔某这里避风。孔某正天天托门路，拉关系，为小舅子找工作。
我周末回家，正好碰见他小舅子。
“你好，考上高中了吗？”我问。
“没有。”
“不要紧，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一样有光明的前途。”
这真是我内心发出的鼓励他的话，没有一点恶意。我哪知道，这脱口而出的“到新疆去”四个字，比皮鞭抽在孔某身上还疼！那一天，孔某脸色铁青。我父母吓坏了，问我说了些什么，我想来想去只有这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
这句话有错么？报上不是这样讲的吗？你孔某做别人思想工作时不也是讲这些话么？
毕竟孔某和我毫无接触，他只能凭空杜撰一些罪名。什么“从小接受资产阶级印象派（一种美术流派）的影响”，“学习目的不端正，一心想上大学”，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我“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决赛，家里大摆宴席”。这些“罪名”足够让我入不了团。
而邬某不知从何处拿到我的档案，在班主任对我的“毕业鉴定”后面悄悄加上了两行字：
“在学校表现较好，在家里表现极坏……资产阶级苗子。”
他再把孔某写的诬告材料，附在毕业鉴定后面。这种落井下石的作法，谁都可以预见对我日后政治生命造成的重大恶性影响。
18年后，“上中”新领导宣布撤销和销毁我档案中邬某和孔某写的一切诬告材料。我回母校拜访当年的班主任，当我告诉班主任这桩冤案的真实背景时，他惊讶得无法合上嘴。
“当时班里同学的毕业鉴定都是我写的。你的毕业鉴定我每句都写得非常好，连一句一般的评语都没有啊！”
一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的真诚的话，就把一个三好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苗子。这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年代千千万万的真实冤案之一。
那时我才16岁。
高考发通知那天，我拿到了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
没有错。
原来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招生工作组听说北大物理系因为一位高分考生档案里有不好的材料而正在犹豫，不敢录取，于是他们就把那位考生的材料调了过来，研究后决定录取。
新生入学后，系里要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在专业思想教育会上，系里告诉同学们，地球物理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的，侧重于应用科学研究，不要小看这个系，不要小看自己，高分考生就在我们系里。会议过后，同学们纷纷跑到我这里请教学习经验，我这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位高分考生。
开学后第一个月，除了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以外，大量的时间用在排队列、练正步上，几乎没上多少课。国庆十五周年快到了，我们在准备国庆节游行的队列操练。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回，说不准又要搞什么运动。运动一来，有人倒霉，有人挨整，也有人发迹。倒霉的，不要又轮到了我。
这预感也真准，邪门了！
国庆节一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校园里展开。
北大作为全国高教系统“社教”工作试点，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率领社教工作组进驻北大。北大的社教从一开始就搅进了上层的内部派系争斗，表面上是清查北大党委的教育方针，其项庄舞剑之用意却是瞄准了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工作组一进入北大，就把北大校系领导架空，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每个学生要写思想小结，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更要揭发交代父母的反动罪行。社教运动中，把白区工作时的单线联系、背靠背方式照搬过来，什么“扎根串联”、“请上楼”、“下楼洗澡”、“脱裤子割尾巴”……整人方式层出不穷。
家庭背景不硬的学生，必须作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揭发家庭，揭发他人，还要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才有可能过关。我们系有一个上海的考生，大会小会把自己父母骂得那个厉害，听的人都毛骨悚然。他父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真难想象他怎么能和魔鬼父母亲生活多年没把他们一刀宰了。他成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典型，安然在社教运动中混过了关（但“文革”中他没混过关，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了）。
社教运动越搞越激烈了。
有同学在食堂里吃饭，没把红薯皮吃掉，留在饭桌上，被阶级觉悟高的同学发现了。这还了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啊！一场声讨地主资本家复辟变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字报铺天盖地，红薯皮里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薯皮是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的铁证，红薯皮象征着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水岭，红薯皮俨然成了是不是要亡党亡国的头等大事！
斗争面越铺越开，手段也越来越狠。
社教工作组的第一刀，对准了刚入学的新生，用它作突破口来揭批北大党委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工作组审查新生的档案，发现政治上不可靠的，通通开除。据说北大共开除了两百多名学生，我不清楚是否属实。但地球物理系招收的将近八十名新生中，开除了三名，这是确实无疑的。
第一个被通知到的，是上海市一女中考来的石××。她是位学习很不错的女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除名了。她悄悄地离开了。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我被通知除名，说不能告诉我原因。
右一为本文作者。
我离开北大后，又有个福建同学林××被除名，理由是他有海外关系。15年后，我和林××都平反回到北大，又见了面。他告诉我，这个海外关系，是他有一个在印尼橡胶园当橡胶工人的舅舅，标准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吗？怎么变得不可靠了？天知道！
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也不是吃素的，几个月后就展开了反击。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北大社教工作组改组，运动开始转向。据说，工作组掀起的针对学生的乱批乱斗风被刹住了，北大社教试点虎头蛇尾，草草收场，那是后话。
我们这批已被工作组清除的学生，却是不了了之。
当通知我被除名的那位系干事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知道开除我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如果我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以后不是还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吗？”
系干事有些为难：“我要请示一下工作组，明天再答复你。”
第二天，系干事告诉我：
“我们研究决定，还是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样吧，你可以说，原因就是组织上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
我被除名了，连一张说明我被除名的证明和告示都没有。
怎么能把原因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不经核实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在幕后操控一个人的前程。
我离开了北大，一张为什么离开的证明都没有。档案里已是内定“白专”而自己茫然不知，那时我17岁。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我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离开上海时，我还是个三好学生，才两个多月，就莫名其妙成了被大学除名有问题的人。我到底有什么错？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原因？
我问书本，找不到答案。我看报纸，找不到答案。我听广播，找不到答案。我翻遍“雄文四卷”，找不到答案。
真理在哪儿？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要成为失学的社会青年，“社会青年”是被人嗤之以鼻的。
不由地打了个寒噤，我能面对眼前和将来的一切吗？
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户籍办公室。
户籍警听完我的陈述，惊奇得呛了一口，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什么？被学校开除了连张证明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杀人放火？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反革命？”
“什么？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开除的理由。侬当阿拉是憨大啊？（上海话：你当我们是傻瓜吗？）”
户口报不上，我成了没有户口的人。
一个多星期以后，有人敲门。
敲门的竟是比我先一步被开除的石××和她的母亲。她们听说我也被开除了，赶来问问什么原因。我告诉她们，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系里说不能告诉我。
她们愤愤不平地说，北大这样做实在没有道理，出身不好有什么罪？报纸上不是一直说，关键看本人表现么？凭什么不看本人表现就把学生开除？
她们准备去市高教局告状，希望我也一起去。
我却说了一句当时发自内心、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被开除的原因，但我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是不会错的。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我劝你们也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去告了。”
她们惊呆了。然后，默默地走了。
以后我去了新疆。石××下一年再次考大学，考上了同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分配到贵州。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和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殊途同归，又回到同一起跑线。15年后，我平反回北大学习时，她考取了同济研究生。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在南大天文系学习时，她正好研究生毕业，到南大答辩。她知道我的情况，我也知道她的情况。可我不敢见她，我因为当初那个表态始终没有勇气面对她。
历史证明我当时的愚忠是错的。每当我想起自己那时愚昧丑陋的表现，想起她们惊呆的眼神，我羞愧，我自责，我无地自容。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
1965年1月，公安局通知我可报户口，我总算升格成了社会青年。
社会青年是一个两极分化复杂的群体，即使处在这样一个群体，出身仍然是主宰一切的。一旦有工厂招工机会，送去的总是出身好的。有些出身不好的，眼巴巴地等了六七年，还是没有工作机会。
宣传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是宣传到新疆去是有志气的革命青年么？
为什么把根红苗壮的送到大学工厂，把血统差的塞到新疆？报纸上写的，广播中讲的，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呢？从小到大，父母、老师的教导，报刊、书本、广播的宣传，在我头脑中编织了一道道美丽的光环，现在被赤裸裸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
我问苍天，“真理在哪儿？”
苍天不回应。
我问大地，“真理在哪儿？”
大地不吭声。
我问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理在哪儿？”
人群中有的摇摇头，有的指指点点，有的冷言冷语。
“哼，这种人哪配上大学？只配到新疆去！”
“哼，假积极，还想找真理呢！”
“哼，你哪能和我们比？还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真—理—在—哪—儿？
乌云翻滚，一阵闷雷从头顶炸开。一个苍老的声音，穿过云层：
“走吧，年轻人，离开这繁华的城市，走到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找到真理的……”
响雷滚向天边，苍老的声音依稀在回荡。
“走吧，年轻人。”
于是，冥冥中，仿佛看到真理在远处向我招手，为了寻找真理，我踏上了通往新疆之路……
作者简介
董大南，1964年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不久因他人诬陷被学校取消学籍。1965年支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平反重返北大学习。1982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87年赴美国，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做科研工作，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