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境遇惨不忍睹，胡温为何只关心农民?

工人境遇惨不忍睹，胡温为何只关心农民?


中国的贫穷人口早已经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奇怪的是自称标榜关怀贫困人民的胡温政权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城市的贫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关心农民的身上，温家宝从2003年当总理起至今都没看望过城市贫困居民，他探访和关心的都是农民和农民工。

原来两方敌对的政治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当一方通过战争或其它手段彻底战胜另一方时，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往往会对失败者的残余势力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甚至不惜连累他们周围无辜的人群，同时大力扶持自己的支持者。历史上的事例数不胜数，例如明成祖朱棣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后，把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妓院、军营，让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中共打败国民党后，受压迫的贫苦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地主资本家财产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社会地位也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可仍旧被拉出来隔三差五地斗斗，罪大恶极的还被处决。这是因为他们曾经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以前的地主资本家身份，成了他们永久的原罪。不仅如此，原罪还要祸及子孙。

颇具戏剧性的是随着文革的发生，历史再一次印证了这个道理，每个中国人都被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农民和教师这三种人的烙印最为深刻，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文革的兴衰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发生在各大小城市，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卷入了文革运动，而成年城市居民大多都在工厂和企业做工，他们在读书的子女是学生。这些工人和学生便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工人和学生支持文革，批斗大大小小走资派和当权派最卖力，中央高层的走资派都是在城市被他们批斗的，例如彭德怀，刘少奇等。工人和学生亲毛色彩最浓。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得到厚报，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农村并不是文革的主战场，农民只是在农闲的时候批斗一下旧社会的地富反坏，最多也就批斗一下最低层的公社官员，也没太多的时间卷入政治斗争，而是被钉死在田里背向太阳种地,交工粮,交余粮,这样就形成城乡差别了。但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护了10亿农民，否则以后就不是工人下岗，而是农民失地了，这是后话。教师大多是民办性质的，政治经济待遇极其低微，还背负“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师都受到学生的批斗，校园成为文革的重灾区，他们普遍仇恨毛泽东，反对文革。国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国家担任领导人，例如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总理吴桂贤、孙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姚连尉等，农民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也有一个陈永贵，但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教师受到提拔，这是当时这三种人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建国后邓小平因跟随刘少奇路线而被毛泽东定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先后两次被毛泽东罢免职务，在文革中受到的奇耻大辱，最要命的是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逃跑中意外堕楼导致终身瘫痪，丧失了生育能力，年纪轻轻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幸亏邓小平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要不然邓家就绝后了。这使他终身都无法消除对毛泽东的仇恨。尽管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有生之年主动与毛的后人和解了，但邓夫妇就至死都拒绝和毛的后人和解，而是带着未能把毛鞭尸的遗憾离世。邓小平篡位夺权后就把毛泽东搞的文革全盘否定，代之以改革，几乎全部与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泽东肯定的他就反对，凡是毛泽东反对的他就肯定，美其名为“拨乱反正”。不少地主和资本家落实政策得到平反，大资本家荣毅仁还当上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显赫一时。对那些文革时期被批斗，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谓走资派平反，官复原位，把高层的毛派官员坚决清洗出局，然后就把目光投向下层的民众，疯狂地迫害文革中的所谓“三种人”。由于居民都参加过文革，也就是任何一个居民都有可能批斗过他们，虽然邓小平也知道并不是每个城市居民都支持文革，甚至不少居民是抵制文革的，但要一一辨别开来，恐怕只有神仙才能做到，邓小平只能一棍子打死全体的居民，对居民根本没有好感，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追随者工人和学生更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如果说学生阅历不深，头脑简单，又有激情，容易被利用，尚可原谅。那么工人就是毛的铁杆余党，毛死后还躲在企业和工厂里，捧着铁饭碗，日子还过得甜蜜蜜。邓小平要使工人受到惩罚，工厂就必须破产。通过国企改革，无声地砸烂了工人的铁饭碗，修改宪法取消工人罢工的权利，后又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可以毫无理由地辞退工人，剥夺宪法规定的工人当家做主的地位。邓小平派驻的厂长经理大部分是贪官，把工厂企业掏空的同时，开放外资进来投资，给外资在税收、贷款、政府支持等方面以种种优惠，外资根本不用负担员工的生老病死，默许三来一补的外资企业大肆倒卖保税原料，冲击国营工厂，鼓励发展个体户以冲击国营商业。凡是毛派大本营的行业，例如商业、供销、工厂企业、粮食等都推到市场去残酷竞争，利用外资、私企和个体户搞垮它们，这和蒋介石利用日军消灭非蒋系的杂牌军的道理一样。凡是邓既得利益者集中的行业，像行政机关、学校、电信、金融机构等，都受到保护，绝不对内开放。 但由于旧制度的余威还在，工厂企业还没有亏损，让工人们下岗的条件还不成熟，陈云等元老会反对。当时工人在整个八十年代还是过了一段火红的日子，除了工资还可以领到数量不菲的福利奖金,民众愿意进工厂当工人而不愿意做教师。元日天认为这是由于在八十年邓小平与陈云两大巨头的治国理念不同，陈云虽然也仇毛反文革，但仍主张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却因为在大部分社会领域保留公有制不动，不会出现关停并转、不会造成职工大批下岗的问题。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遭到以陈云为首的党内保守势力的强力阻击，较量的结果变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击败陈云的势力，这种僵持局面才打破，在稍后党的十四大上迫使陈云派系的姚依林、宋平辞去政治局常委职务，换上邓派的朱镕基、胡锦涛，至此，由7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中只剩下李鹏是陈云派系的，并确立全面推行市场经济。没有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在与外资、私企的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不过几年时间已经开始亏损，为以后企业的破产，迫使工人下岗打下了基础。这时期农民得到解放，可以外出外出打工，有了自己的承包田地，允许农民在自己的田地搞副业，包括乡镇企业。邓小平既然与毛泽东对着干，那工人就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师得到大肆提拔，突出表现在各市，县，镇的官员提拔上，每当要提拔人做官时就非教师莫属，大规模提拔教师做官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潜规则，一来是教师在文革中与邓小平共患难，共同仇毛反毛，是同一战线经得起考验的战友，邓小平需要回报教师，二来教师在毛泽东时代吃尽苦头，他们做官后就绝不会为文革翻案了。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做掩护，“教师出官”成了中国特色，但对于女大学生为生活所逼而成了妓女，他们又装着看不见了。数数吧，现今有多少的地方官员过去是做过教师的？但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还不能对教师进行物质上的奖赏，只能设立教师节，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大造舆论，提倡尊师重教。但教师经济上的待遇和其它行业的人相比有差距，政府还屡屡被不知内幕的人批评不重视教育。对于改革的不预期理想，邓小平也流露出对胡耀邦，赵紫阳及江泽民的不满，后来发现朱镕基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就当众赞朱镕基“懂经济”，把朱镕基从地方提拔到中央做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并从李鹏手中夺走主管经济的大权。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又有工作，住房，医疗等各种福利，生活都有所保障。一想到这些文革余孽还享受这样的福利，邓小平简直食不甘味，城市户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后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这些福利待遇被彻底剥离了，要想得到这些福利待遇就只有依靠工作单位了，下一步就要使养活工人们的单位破产解散了，但老奸巨猾的邓小平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是没有搞工人下岗运动，元日天认为邓小平并非不想工人下岗，而是自己不愿意背负这个恶名，就像当年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把皇帝留给他的儿子做。

朱镕基先是在五十年代因言论被划为右派，后来在文革中还被下放农村劳动5年，干过各种各样的农活，留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因此他和邓小平一样仇毛恨毛。1995年陈云去世，这意味着他的势力彻底退出中国政坛，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邓小平了。1998年邓小平的爱将朱镕基接替陈云派的李鹏任总理时，工人的灾难就来临了。这个朱镕基完全继承了几百年前的祖先朱棣的残暴，为了捏断居民的后路，规定居民户口不能转为农村户口，也就是居民不能回去当农民了。再迫不及待图穷匕现，强迫工人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惨绝人寰，还扬言下岗工人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最后还是江泽民从维稳的角度出发，拍板给人工一点补偿。有多少工人辛辛苦苦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快到退休年龄了才发现单位解散了，退休金自然无法领取，朱镕基就强迫这些人出巨资重新买养老保险。朱镕基同时宣布对教师进行物质奖励，教师吃皇粮，薪酬待遇不低于公务员，这和工人的凄惨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人为下岗工人讲话，因为中国的人大，政协连一个下岗职工的代表都没有。朱镕基还发明了万众唾骂的“退休金双轨制”来惩罚工人，导致机关事业单位和教师的养老金要多于工厂企业人员养老金的3至5倍，朱镕基的恶行激起了下岗工人的愤怒，据传后来朱镕基的岳母在长沙被暗杀就是下岗工人干的。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腐败和贫富悬殊愈发加剧，普通工农大众都怀念起毛泽东时代了，全国风起云涌的毛泽东热使权贵当局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毛派是最获贫穷民众支持的，假如工农联合起来，他们就完了，必须把农民拉到自己一边，毕竟农民在文革时候和他们没有结下冤仇。这时一件偶然的事件发生了，2000年3月，一个叫李昌平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写了一封题为《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给朱镕基总理，这位冷血总理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高调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调查实况，研究出台扶持农民的政策, 只要离间工农，毛左的工人是掀不起风浪的。

胡锦涛4岁丧母，其父胡静之没有再婚，独力养大胡兄妹，文革中因贪污公款，被造反派将其拉到台上进行批斗，还将他关了起来。胡静之被关的时候惨遭迫害，其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只有50多岁的胡静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文革时期温家宝大学毕业没能留在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西部落后省份甘肃，长期工作于基层，又苦又累又低微，使栋梁精英温老备感羞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被埋没在大西北更使他对毛只有刻骨仇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胡温当政自然不谋而合，进一步贯彻上届政府策略，指令各级政府扶持和关心农民，在农村推行基层选举制度，当工人被剥夺当家做主的地位，被强迫下岗后，比工人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却得到选举村长的民主权利。为防止农民的负担反弹，竟然不惜对中国的镇级行政机构大动手术，进行大规模压缩和合并，规定各级政府的人头费只向居民收取，不得向农民收取。从2001年起连续10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取消农业税、提高种粮补贴、增加有限但对农民而言有效的养老、医疗福利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过去几年农民整体收益不断提高，再加上县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建筑工、服务业与经商等，农村收入处于一个较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因此，农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种死气沉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状态，而是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农村市场”，农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创造了更多就业。城乡差别正在悄悄地发生逆转，和工人的遭遇相反，年满60岁的农民竟然不用缴费就可以领养老保险金了。在城市做工，养老保险，底保等以前是居民才有的权利，但现在农民都得到了。但有田有地，获得村中的分红这些农民的权利却是居民不可能得到的。以至普通的城市居民都羡慕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但拥有一个农村户口对于居民来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据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报》第四版报道，在珠三角站住脚的农民工，政策上也允许他们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万多人符合条件，但真正落户的只有100多人。也就是他们宁愿回去落后的中西部做农民，也不愿意在经济发达的中山市做市民，谁都知道“有车有楼，不如有个农村户口”。

早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共权贵官僚内心恐惧革命，他们厌恶马列毛思想，害怕马列毛主义刺激中国穷人起来造反，在他们全面主宰下的中国，毛主义成为禁忌，工人由于文革原罪而被贴上“毛”的标签，自然也成为敏感和忌讳的话题，没有那个中共的高层人物愿意再提及这些人，谁要是不识趣提出工人问题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工人的冷遇也祸及普通的居民，这才有了南平郑民生杀人时的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据可靠消息称，郑家六兄弟原本都是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但就是再出更多的郑民生式杀人事件也不可能引起温家宝的注意。官方则刻意让三农成为热门的话题，经过胡温多年的努力，农民已经是有产阶级，拥有当今最为宝贵的田地资源，可以不停地产生财富。对居民往往以有城市低保为不需要操心的理由，但每当下岗工人向政府申请低保救济时，政府的人总是冷冷地说：“你四肢健全，应自谋职业，我国政策是不养懒人的。”当不少农民即使不用做工而吃村里的分红都不会挨饿时，温家宝就不说养懒人了，而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切地体会到10亿农民的疾苦”。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沦为中国社会最底层、最没有人权的人物，处境悲惨，形同奴隶，那是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响当当的领导阶级。面对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他们生活得很不体面，他们的妻女，有些就沦为卖淫女，供权贵们践踏蹂躏，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联想到温家宝论述“橄榄型”格局，勾勒分配制度改革蓝图。那么橄榄型的最上端无疑是城市的权贵官僚，作为缓冲的中部就是数量庞大就农民和白领，而最下端的是城市贫民。农民必定会深彻体会到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巨大，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农民富裕起来。这样的结果是10亿农民是他们的忠实拥护者，拥毛者就会成可怜的少数派，将来即使中国有了民主，毛派也不能夺回失去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