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lt.cjdby.net/thread-1069752-1-3.html
说到这个问题，在下近几年也对拉美国家（主要是阿根廷和巴西）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既然LZ提到这个问题，那我也随便说两句吧。
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进行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化运动，到70年代，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中等程度，已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像阿根廷，到70年代已能生产汽车、飞机甚至核电站设备。8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的趋势，原来取得的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实际上，巴西还不算去工业化最厉害的国家，阿根廷较之巴西，去工业化更为彻底而严重。21世纪的阿根廷，基本上已经退回到了二战之前的状态，重新成为了一个农业和畜牧业国家。从我掌握的资料看，目前阿根廷的出口结构和二战之前基本一样，以谷物、肉类及玉米为主，总量要占到出口额的60%以上，阿根廷已基本丧失工业自给能力，重化工业就更不用说了。巴西情况还是要好一些，起码仍能生产相当部分的工业产品，钢铁、汽车、飞机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中还能有一席之地。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我个人认为，一方面是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使这些国家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错误道路，导致了国家经济自主性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丧失，也就是所谓“被忽悠瘸了”，但是另一方面说，新自由主义之所能在这些国家大行其道，也和这些国家本身经济结构和政策的缺陷有关。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经济方针，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国内市场竞争性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由此导致经济活力有限，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而拉美各国由于人口普遍不算很多（只有巴西超过1亿），国内市场有限，加之国内贫富悬殊过大，阶级结构不合理，所以国内消费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就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本国市场有限，要想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本国生产的产品价高质次，在国际市场又没有多少竞争力，这就出现了工业化的“瓶颈”。而工业化是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仅仅停留在“进口替代”的层次上，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饱和，本国的工业企业就不可能为进一步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金积累，设备、技术、管理等就不可能获得更新和提高，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工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更加低下，以致最后工业企业普遍出现巨额亏损，但政府出于整体考虑，又不能允许这些企业破产，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输血，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来维持这些企业的生产。然而政府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工业企业普遍亏损，收不到税，那就只能走两条路：借债和印钞票，用巨额赤字来支撑工业化。这种局面短期内还能应付，但长期持续下去，就出现了拉美各国普遍高涨的通胀率和债务负担，发展到80年代，这种局面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通胀和债务已经压得拉美各国喘不过气来了，这才终于有了新自由主义的趁虚而入，终于把拉美各国“忽悠瘸了”。
其实冷静分析一下，我国在90年代中期进行国企改革之前和拉美各国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是很相似的。国有企业普遍生产效率低下、产品没有竞争力、长年出现巨额亏损，全靠银行贷款维持着局面。长期如此，银行呆账如山、政府赤字巨大，通胀压力可想而知，因而才有前任相国狠下心来进行的三年国企改革攻关，也就有了TG建政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下岗高潮（第一次是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不能说当时的TG完全没有收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事实上，当时的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确实是带着新自由主义的影子的，在那一时期，社会公平几近完全丧失，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连许多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比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公共交通、保障性住房等）也被一起推向市场，对国有企业往往也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卖了之。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很多社会矛盾的种子，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平心而论地说，当时的TG也是很难的，如果拖着不进行全面改革，继续维持那种不死不活的局面，那最后左不过是当苏联第二，但是如果要进行全面改革，谁又能保证不当拉美第二。在这种两难局面下，TG选择了一条现在看来不能算是最理想但起码也还不算最糟糕的道路，以亿万人民的暂时痛苦（当然，这种痛苦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只是程度在不断减轻）为代价，按照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原则在局部进行了改革，但坚守住了金融国有化和核心工业部门国有化的底线，没有完全跳上“新自由主义”的那条船。这次改革一举扭转了国家经济长期缺血的状态，再加上入世成功，中国工业就此摆脱了过去不死不活的状态，踏上了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从而能在2010年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长期拮据的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也飞速增长，中国政府拥有了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巨大财力，从而能够进行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产业升级。尽管现在就断言中国已经突破了工业化的“瓶颈”还不能令所有人信服，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今天的中国，明显地已经站在了比当年拉美各国更高的工业化台阶上，可以朝着更高的层次迈进了！
由上可见，拉美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分水岭就在市场化改革这一道坎上。在相似的困境面前，拉美各国选择是对原有体制的全盘否定，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盘接受，而完全没有考虑自身情况的差异和承受能力，结果就是去工业化的历史反动，是国家经济全面丧失自主权的惨痛局面。而中国虽然也明确了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但并没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鼓噪，没有放弃自己的金融主权和核心工业部门。一方面勇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利用价格低的优势从低端产业开始逐步占领市场，积累进一步工业化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进行保护和扶持，终于能够度过难关，迎来了较为有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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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问题，在下近几年也对拉美国家（主要是阿根廷和巴西）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既然LZ提到这个问题，那我也随便说两句吧。
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进行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化运动，到70年代，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中等程度，已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像阿根廷，到70年代已能生产汽车、飞机甚至核电站设备。8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的趋势，原来取得的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实际上，巴西还不算去工业化最厉害的国家，阿根廷较之巴西，去工业化更为彻底而严重。21世纪的阿根廷，基本上已经退回到了二战之前的状态，重新成为了一个农业和畜牧业国家。从我掌握的资料看，目前阿根廷的出口结构和二战之前基本一样，以谷物、肉类及玉米为主，总量要占到出口额的60%以上，阿根廷已基本丧失工业自给能力，重化工业就更不用说了。巴西情况还是要好一些，起码仍能生产相当部分的工业产品，钢铁、汽车、飞机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中还能有一席之地。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我个人认为，一方面是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使这些国家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错误道路，导致了国家经济自主性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丧失，也就是所谓“被忽悠瘸了”，但是另一方面说，新自由主义之所能在这些国家大行其道，也和这些国家本身经济结构和政策的缺陷有关。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经济方针，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国内市场竞争性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由此导致经济活力有限，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而拉美各国由于人口普遍不算很多（只有巴西超过1亿），国内市场有限，加之国内贫富悬殊过大，阶级结构不合理，所以国内消费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就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本国市场有限，要想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本国生产的产品价高质次，在国际市场又没有多少竞争力，这就出现了工业化的“瓶颈”。而工业化是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仅仅停留在“进口替代”的层次上，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饱和，本国的工业企业就不可能为进一步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金积累，设备、技术、管理等就不可能获得更新和提高，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工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更加低下，以致最后工业企业普遍出现巨额亏损，但政府出于整体考虑，又不能允许这些企业破产，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输血，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来维持这些企业的生产。然而政府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工业企业普遍亏损，收不到税，那就只能走两条路：借债和印钞票，用巨额赤字来支撑工业化。这种局面短期内还能应付，但长期持续下去，就出现了拉美各国普遍高涨的通胀率和债务负担，发展到80年代，这种局面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通胀和债务已经压得拉美各国喘不过气来了，这才终于有了新自由主义的趁虚而入，终于把拉美各国“忽悠瘸了”。
其实冷静分析一下，我国在90年代中期进行国企改革之前和拉美各国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是很相似的。国有企业普遍生产效率低下、产品没有竞争力、长年出现巨额亏损，全靠银行贷款维持着局面。长期如此，银行呆账如山、政府赤字巨大，通胀压力可想而知，因而才有前任相国狠下心来进行的三年国企改革攻关，也就有了TG建政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下岗高潮（第一次是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不能说当时的TG完全没有收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事实上，当时的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确实是带着新自由主义的影子的，在那一时期，社会公平几近完全丧失，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连许多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比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公共交通、保障性住房等）也被一起推向市场，对国有企业往往也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卖了之。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很多社会矛盾的种子，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平心而论地说，当时的TG也是很难的，如果拖着不进行全面改革，继续维持那种不死不活的局面，那最后左不过是当苏联第二，但是如果要进行全面改革，谁又能保证不当拉美第二。在这种两难局面下，TG选择了一条现在看来不能算是最理想但起码也还不算最糟糕的道路，以亿万人民的暂时痛苦（当然，这种痛苦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只是程度在不断减轻）为代价，按照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原则在局部进行了改革，但坚守住了金融国有化和核心工业部门国有化的底线，没有完全跳上“新自由主义”的那条船。这次改革一举扭转了国家经济长期缺血的状态，再加上入世成功，中国工业就此摆脱了过去不死不活的状态，踏上了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从而能在2010年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长期拮据的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也飞速增长，中国政府拥有了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巨大财力，从而能够进行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产业升级。尽管现在就断言中国已经突破了工业化的“瓶颈”还不能令所有人信服，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今天的中国，明显地已经站在了比当年拉美各国更高的工业化台阶上，可以朝着更高的层次迈进了！
由上可见，拉美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分水岭就在市场化改革这一道坎上。在相似的困境面前，拉美各国选择是对原有体制的全盘否定，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盘接受，而完全没有考虑自身情况的差异和承受能力，结果就是去工业化的历史反动，是国家经济全面丧失自主权的惨痛局面。而中国虽然也明确了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但并没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的鼓噪，没有放弃自己的金融主权和核心工业部门。一方面勇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利用价格低的优势从低端产业开始逐步占领市场，积累进一步工业化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进行保护和扶持，终于能够度过难关，迎来了较为有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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