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乐

江岩声

在我一生做过的许多工作里，惟有教书让我快乐。

教书乐，乐在教学相长。教书不比别的工作，教书首先得自己懂，透彻地懂，在走上讲台之前，必须吃透要讲的内容，来不得半点马虎，然后才能把别人讲懂，让别人问不倒。我喜欢教书，就在于喜欢那个透彻地懂。

有一次，在比利时教老外中文，教到“群众” 一词时，我说，这个词拆开看，两个字是一个意思，“群”就是“ 众”，“ 众” 就是“群”，合起来还是那个意思。我又举了一些结构类似的复合词，例如“重复” 、“沉重” 、“知识”、“羡慕” 、“城市” 、“筹备” 、“报告” 、“批准” 、“旅行” 、“ 明白”。 一个好钻牛角尖的老外问：“这不是浪费吗？您曾告诉过我们，中文的特点是简洁。您还举过一个例子，公共场合的说明文字里，例如飞机上的厕所里，最短的文字一定是中文。”我一时语塞，心想，是呀！中文号称简洁，为什么在构词上竟然如此浪费呢？

后来读了房玉清教授所著《实用汉语语法》，才明白像这样以两个意义相近的字构成同义词，是现代汉语的演变趋势。换句话说，汉语正在变得越来越啰嗦。一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用两个字，例如“重叠” 、“欢喜”；两个字能够表达的有时要用四个字，例如“重重叠叠” 、“欢欢喜喜”。原因在于，多音节词更富于音乐性。也就是说，一字一音的汉语正在向多音节的西方语言靠拢。这是我教老外中文时明白的一个道理。人当明白一个道理时，会产生一种快感。但教中文并不是我的专业，尤其教老外中文，太初级了，时常觉得在对牛弹琴。所以，能来巴西，在大学里教专业课，真是件让我时时感到快乐的事情，以至于常常觉得是在度假。

以前工作的时候，度假如充电，几个星期内，可以不看老板的鬼模样，体会活着值得，有钱真好。后来失业了，就觉得偶尔工作，竟也如充电。人一失业，就如同掉进黑洞，那里面有一股强大的引力，攫住你，难以挣脱。你不知道哪一天才能下落到黑洞的尽头，也不知道那尽头会是个什么模样。工作的人，早九晚五，看起来疲于奔命，其实外紧内松。失业的日子恰好相反，内紧外松：看起来整日在家，无所事事，其实内心如同绷紧的弓弦。而那弓弦，又莫名其妙地有一种自紧功能，会越绷越紧，如果调理不好，说不定哪一天就断掉。于是，或抑郁，或躁狂，或歇斯底里，或精神失常；或投河，或跳楼，或卧轨，或上吊。对这些失业者的结局，人们早已司空见惯，漠然视之。

在这种情况下，能来巴西短期教书，于我，是一种放松，度假般放松。 1926年，鲁迅先生为多“弄几文钱”，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教书。到任前一个月，他就收到了厦门大学寄来的头月薪水外加差旅费。而我呢？不仅 路费自理，而且 到任 后的两个半月内，既没有工资，也没有合同，但我仍然能自得其乐。这个乐，就纯粹是教书本身带来的。 失业以后的 两年多里，我没看一页专业书，没推一次公式，没写一行程序，每天都在一种罪过感中度过。现在，教书了，又回到了专业，就像迷途的羔羊又回到了羊群。专业也是一种宗教，皈依专业，就好比回家，是可以不受利益驱使的。

校园距离我住的地方约六公里。天好时，就走路去上班。要走 50 分钟，沿途走过三种路，柏油路、石块路、土路，长度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走到土路的那一段，就到郊外了。放眼望去，碧野蓝天，赤土青竹，池水溪流，牧场人家。最后走上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二百米光线幽暗的野树林，就到了。头几次穿过野树林时，感觉恐怖，总要捡根树棍拿在手里，边走边抽打没膝的荒草，徐徐通过，是为打草惊蛇。后来听人说，这里没蛇，而且走过的次数多了，确实没看见过蛇，也就放下心来。

时令虽为冬季，天却经常是湛蓝、湛蓝的，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周身舒畅。冷的日子有，但不多，一件滑雪衫，三两条单裤便可抵挡。经常是冷上一星期，接着便是一星期的小阳春，只须衬衫短裤，便可上街溜达。每逢下雨，必是瓢泼，电闪雷鸣，密集的雨珠砸在铁皮屋顶上，如银蛇狂舞，似万马奔腾，听起来感觉惊心动魄，看上去仿佛世界末日。

我住的对面，有一家面包店。每天早上去买面包，也顺便看看报纸。从报纸上知道，再往南二百公里的地方，有时会下雪。那里的居民，站在纸一般薄的积雪上照相，心满意足。看着报纸上的照片，我在想比利时，想那里几乎长达半年的冬季的阴冷，不禁想笑，笑那些照片里的人少见多福。

城市很小，但名气不小，有一些颇具规模的机械厂。白水大学将机械系开在这座城市，目的之一就是为方便那些厂里的职工能就近上学。班上的学生比较混杂，有从高中直接考进来的半大的孩子，也有拖家带口的成年人。课程设制有白日班，也有夜间班，都是五年制。

来此六个多月里，每周三次课，每次四个小时，一共教了四门课。上学期是理论力学和机械振动，现在这个学期是数值方法和有限元。前两门课教得很吃力，葡语说不好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对内容不熟。理论力学在大学时学过，但不如这里的学时多，也不如这里教得深。机械振动则根本就没学过。好在不是很难，耐着性子看上两遍书，也就明白了，只是讲课时没有多少感觉，因为到底没搞过这方面的实际工作，没有体会。但这两门课我现在都很喜欢，假如能再教一遍，教学效果肯定会好得多。

教书乐，乐在深入浅出。有位常年在教育界工作的老同学告诉我，教书有四等境界：一等深入浅出，二等深入深出，三等浅入浅出，末等浅入深出。对此，我深表赞同。自从 1978 年初入大学以来，我在国内、国外的大学里混过许多年，见过的教授数以百计，讲课能够深入浅出者，说老实话，不多；而浅入深出者，毋庸讳言，不少。本来简单的东西，他们硬是能给你搞得复杂得不得了，让你不得要领。也有不少教授是茶壶煮饺子，有口倒不出。上这样的教授的课，我就会想，为什么教中小学的都须在师范学校里接受正规教学训练，而对教大学的却没有这一要求？能留在大学教书的，一般对其科研能力都有具体要求，承担过什么研究项目，发表过多少篇文章；而对其教学能力却无丝毫探究。科研做得好的，书就一定能教得好吗？

教有限元这门课，尤其需要深入浅出，也就是说，教书者要尽可能深地懂得这门学问，尽可能浅地把它讲明白。有限元可以说是人类计算史上的一个奇迹。虽然其历史还不到 60 年，但其应用范围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令成百上千的学者成名成家，为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带来了饭碗，以至于有人戏称有限元为 FFF 方法（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everything Forever ）。因而，不同领域里的人对 有限元便有着不同的理解：数学家有数学家的理解；物理学家有物理学家的理解；工程师有工程师的理解。这门课，若往深里讲的话，可以把多年从事有限元计算的专家搞得迷迷糊糊；而浅起来呢，又可以让任何人学上几堂课就自以为懂了（而实际上当然什么也没懂）。就我自己而论， 22 年前就开始看有限元的书，博士毕业后还在一个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公司参与开发了六年大型有限元程序，但直到最近备课，才弄懂了有限元理论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有限元发展到今天，已经像海洋般宽厚，艺术般玄妙，非天才不能尽得其中奥妙。我原来工作的那个公司，十多个博士，没人敢说他懂得那个程序的所有模块和技术细节。我们这里是机械系，教学侧重实用性，讲有限元就只能在深与浅之间取一个合适的度，让学生能理解有限元是什么，给出微分方程，能导出变分表示式，编出最基本的有限元程序，用有限元商业软件解算较简单的实际问题。当然，末了，我要警告学生，他们只不过懂了一些有限元的皮毛而已。

教书乐，还在于和学生的交流。理论力学可以说是智力体操，公式就那么几个，题目却可以千变万化，即使是我这个当老师的，解算一道难题有时也要花上两三个小时。而一旦解出，心中那份快感，绝非语言能够形容。在黑板上给同学演算题目，特别是比较难的，看着同学们恍然大悟，心领神会的样子，令人欣慰。我鼓励学生提问题，喜欢回答学生的问题。这是个乐趣。我以为，能被学生问不倒，不管是什么问题，才是称职的老师。当然，这样的老师——可以让你毫无顾忌地、不怕他丢脸地问问题的老师，在我上学的年代里，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鲜少遇见。我的朋友兼同事老王，力学科班出身，在力学方面，可称得上是这样一位老师。我现在能和他一起切磋教学，得益匪浅，也是一项乐趣。

和学生们在一起谈笑的时候，望着他们年轻的面孔，有时会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想起自己过去的老师。教我理论力学的老师姓冯，女的，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文革期间的老五届，人很高，脸很白，嗓音清脆，一笑一颦都给人很亲切地感觉。她在黑板上演算的时候，梳在脑后的两把刷子就仪态万分地扭动着。在我大学上过的几十门课程里，理论力学是唯一一门我虽用功学过，但考试仍有题做不出来的课程。一晃 26 年过去了！冯老师也早该退休了吧？她若知道当年台下的 60 多名学生里，如今竟有一人靠她传授的那点儿基本功在巴西的大学里混饭吃，会感到欣慰吗？

巴西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教育事业投入不足，特别是高等教育。白水大学的学生大都自费上学，每月要缴几百巴元的学费，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住尽可能便宜的房子，吃尽可能便宜的伙食。许多人白天工作，晚上 7 点来上课，四节课上下来，就到夜里 11 点半了，再乘末班公共汽车回到家，已过了 12 点。第二天一大清早又要起床去上班。他们对知识是崇拜的，对教授是尊敬的，对我的葡文是宽容的。在这里，文凭是值钱的。

学生是可爱的，但有时也是可恨的——恨铁不成钢的“恨”。因为有不少人抄袭。他们不仅抄作业，考试时也作手脚。有些考卷，连笔误都一模一样，这说明抄袭者根本就不懂在抄些什么。每次改到这样的作业或考卷，我就不禁恨从心底起。如此厚颜无耻的学生，从未见过。 20 多年前，我上大学的班上，也有学习困难的，可没听说有谁抄袭。

我本人对抄袭并没多少意见。我能理解学生。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辛苦了，那些上班的，拖家带口的，能来上课就算不错了。我何尝不希望他们人人及格，我也好向上面交待，表明我的教学质量优良？问题在于，单从作业和考卷看，抄袭者常比不抄袭者得分还高，这就太不公平了。而不公平乃万恶之源。因此，严重的问题是督促学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和抄袭之魔斗法就成了我在此地教书的一个并非愉快的乐趣。

如何斗呢？遇到抄袭，就把他们的分数扣光，让他们不及格？说实话，我于心不忍。想想 20 多年前，我上大学时，食宿在学校，既无须照顾家，也无女朋友，每天能专心读书，与这里的巴西学生相比，就学习条件而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时偶尔得个 100 分，沾沾自喜，以为高人一等。现在教书了，方知那种心态，真是无聊。学生的分数，说到底，不过是老师手里搓捏的泥巴团：让你长你就长，令你扁你就扁。

要杜绝考试时的抄袭，仅凭加强考场纪律是不行的，那是治标不治本，其结果只能是治出一批不及格来，那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么？必须先从杜绝抄袭作业做起。我这个学期采取的办法，就是布置作业时，给每个学生的题目都不一样，让他们无法抄。考试时也采取这个办法，每个人的考题都不一样。这当然数十倍地加重了我改作业和考卷的负担。但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 教书就得对学生负责，不仅要对不抄袭的学生负责，也要对抄袭的学生负责，总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抄下去，一直抄到毕业，抄成个一问三不知的白丁工程师吧？

教书是快乐的，但快乐的事情注定不能长久，能够长久的只是对快乐的回忆。不久的将来，我可能又得回到失业的黑洞里。但是，按照辩证法，事物是螺旋式发展的。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因为我拥有了教书的经历。我想，就如同失明人拥有梦里的蓝天白云一样，对教书乐的回忆，肯定将有助于松弛我心中那根绷紧的弓弦，鼓起我在黑洞里活下去的勇气。

2005-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