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脸上做出非常严肃认真的表情，把不大的眼睛瞪圆，小嘴巴噘起，薄薄的嘴唇紧闭，身体不时摇摆以便显示我在从各个角度观察面前的选择，像专业人士一样。这是1998年11月，我头一次为《iLook世界都市》挑选封面。

康明手里有两张封面：左手举着的是金黄色调，一个纯洁的女孩肩上扛着麦穗，白色的衣服几乎是围在身上的，有点像古罗马的装束，女孩的脸是个侧面，有一个像蒙娜丽莎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头上有一个用柳树枝编的花环。右手的截然不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孩，双眼警惕地凝视前方，一种紧张的神态，身上黑色的衣服没有任何细节，两只胳膊半张，也是一种神经质的姿势。

“你觉得哪个好？”我问利丰雅高分色部的头儿，潘先生。

“这个吗，要看你喽。”小潘是那种可以去外交部礼宾司当司长的商人，说话滴水不漏。

“你觉得哪个更好？”我追问道。

“这个金黄的嘛，和你原来《iLook世界都市》的风格比较近似；那个黑白的嘛，比较有个性。”在他的脑子里话已经很清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两张都不能当封面，金黄的这个还凑合，和你杂志勉强有点关系，那黑白的纯属于瞎胡闹，想都别想。”可那个时候我还是属于热血沸腾的阶段，不具备听明白这种话中话的能力，我当时的理解是，这个看过无数封面的香港人觉得我两个封面都不错。

“你说呢？”我问康明。

康明是我们的美编，他是一个小个子，说话有一丝非常好听的四川音。他还会眯眯笑，而他笑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拒绝他的。这时候他笑眯眯地说：“你说了算喽，我都喜欢。”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当主编真牛，能让一张破照片挂满全国成千上万个街头。

我刚接手《iLook世界都市》的时候，我们整个后期几乎都是在印刷厂做的。现在想想，利丰真是很照顾我们。我们每次都是大队人马杀到蛇口，有美编、责编、主编，美编还经常是两个两个地派去。到了就去利丰的分色车间，霸占两台上好的苹果机，把还没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这时候美编身后还坐着一个责编或主编什么的，没完没了地下修改指令，“这个再往上点”“那个再往左点”“把这个模特的腿再修细点”……

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我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哪张照片当封面。潘先生和康明困倦得直揉眼睛。我们当时坐在利丰为客户准备的小会议室里面，这个房间有一面玻璃墙，外面是像足球场那么大的利丰办公室，而现在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一个看守的保安，哼着粤语流行歌曲在外面走来走去。我其实也应该是疲惫不堪了，但是兴奋让我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明天封面必须要出来了，”潘先生提醒我，“我先回去了，你慢慢看吧。”

他走了之后我又把封面放到会议室的书架上，那上面有很多女性刊物，全国彩色印刷的刊物中有80％以上都是在利丰印的。

“是不是黑白的更显眼一些？”我问康明。他打了个哈欠，“嗯”了一声。

“那就是它吧，”我说，“咱们就得有点个性。”

刊终于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封面。一个模糊的、神经质的女孩儿，一副恐慌的表情出现在280克铜版纸、过UV、加膜的封面上。我骄傲地把刊物交给我的伙伴。

“啊，”他惊讶地看着封面，“谁选的封面？”

“我。”

“嚯。”他想了想又说，“显然，《iLook世界都市》马上要起来了。”

“真的？！”听了这话我高兴得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

“肯定。”他笑着，坚定不移地说，“因为我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封面，《iLook世界都市》已经跌到底了，所以只能往上走了。”

从国外回来的人刚开始都有点优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们总觉得比别人高一截。一般来说，这种优越感在两年内会被撞得支离破碎，如果你还能保持你的自信，还能坚持下来，那你就说不定能混出来了，真的能出人头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为有三条感觉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着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轻松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做内容策划是没有问题的。二来我在纽约上的中学，每学期去三次当代艺术博物馆，听一次大都会的歌剧，我上的大学是罗斯福和肯尼迪两任美国总统夫人的母校，还出过两个女文豪，在这种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里？就更不用说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了。最后，我有十几年的商业经验，知道什么是现金流，而国内哪个编辑又能够如此精通商务？看样子办刊真是非我莫属了。

而实际上我的办刊能力是王府井街头任何书报摊贩能一语道穿的。我到现在都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点觉悟，办刊交的学费远远超过了留洋的学费。

我的大学，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个工业小镇上。这个学校和她的环境格格不入，外面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全镇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经失业、痛恨另类和移民的“红脖子”，而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马修·瓦瑟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啤酒商，发财以后于1861年建立了这个女校。原来应该是培养夫人完成学校，英文叫Finishing School，就是给有钱人家的女孩再涂上一层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学84届的毕业生，而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和其创始时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远了。

瓦瑟的改变在二战以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瓦瑟大学出了一个作家，玛丽·麦卡锡。她写了一本书叫《THE GROUP》（《群体》），里面描写了四个瓦瑟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之后在社会里混荡的故事。当然，书里最尖锐的是麦卡锡冷酷地形容这四个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没有得逞的性活动。由于这本书的轰动效应，瓦瑟大学女生从此得到了比较“开化”的名声。学校的看家学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艺术史、英文是全美国都叫得响的。

1981年我入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玛丽·麦卡锡是谁，也不知道这艺术史到底教什么东西，我去瓦瑟大学是因为学校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我是9月的一个下午扛着铺盖卷入校的。由于是转校生，没有来得及选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个拐角里的小屋子。后来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楼，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楼，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恋死党才会选择住女生宿舍楼。

这里和我原来上的州立学校简直天壤之别。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里面。学生们叫她们为“白衣天使”。据说这些人都是退休护士，这样能照顾学生。她们帮我们这些没钱在宿舍里装电话的学生接电话，有任何生活问题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一些“绿衣天使”，她们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浓厚的东欧口音。每个楼里有一个共用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小三角钢琴。学校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叫玫瑰厅，每天下午4点可以在那里喝下午茶，吃黄瓜三明治。而我原来的学校，宿舍大堂里面只有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和满墙的涂鸦之作。在瓦瑟大学这种环境中读书，你一辈子都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优越感。

我总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两者中让我选一个，我想自信更实惠一点。家庭、相貌、文凭都可以予以优越感，但是这和本人没有什么关系，瓦瑟大学给我的优越感来自于她的三角钢琴、红地毯和黄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来自于瓦瑟大学给我的教育。

梁喜辉教授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老师，至于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是个偶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会讲中文。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欧洲近代史，当一个瘦瘦的亚洲人走进课堂，我多少有点失望，我当时期望着一个我能爱上的绅士教这门课。梁教授讲课就是讲故事，他有一口标准德国口音的英国英语，下课前总结几句，然后就把一班学生派到图书馆的典藏室看书去了。他在黑板上写的东西根本无法做笔记，如果这堂课时间再长一点，他在黑板上的涂鸦就和杰克逊·波拉克的画有一拼了。

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What if ”（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果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改变其立场，会对近代史有什么影响。我选了中国，因为我知道梁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德国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培训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观点总结得非常好，他的书我至少看了三遍，结果他给了我个F——不及格。

我几乎疯了，非要梁教授给出个理由来，他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进了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小孩玩具之间的装置。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欧洲近代史。”梁教授笑着说，“你看，最上端这个球掉下来就是南斯拉夫的枪杀，噢！球顺着滑道滚到这个坑里就会弹起来一面沙俄宣战的小旗，小旗起来的时候旗杆就会把装红色液体的瓶子打翻，这样血就会流遍欧洲，液体流进这个坑的时候，这个不倒翁的列宁就会漂起来……俄国革命……我还没做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闷的脑子上面开了个天窗。

“来，”梁教授说，“你来看看我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像一个三维的小人书。梁教授把二战前柏林的地图非常形象地画满了卫生间的墙壁、房顶，连马桶的抽水缸都没有放过。他告诉我战前的柏林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店、酒吧都是根据他小时候的记忆和历史资料标画的，名称、门牌号码、挂的招牌的图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证的。梁教授说这很不容易，因为柏林的很多资料已经在二战中消失了。

这顿饭吃了什么，后来又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梁教授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白，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够问“为什么”，能够独立地找到答案，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会背书的学生都是傻×。

我的自信来自于这顿饭之后我再也没当过傻×。

“为什么？”我问。

“做啥，做啥，呒没啥，哦不欢喜。”老于头看也不看我，一边摆弄着他摊头的报纸，一边很不耐烦地打发我。

他的摊位在上海美美百货的拐角，所有高档生活刊物都要朝拜这个摊点，因为就他这里卖得好。我不知道我怎么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把他得罪了，这个倔老头把《iLook世界都市》先是拒之门外，后来是把《iLook世界都市》和过期的刊物放在一起，严重影响了销售。

“是不是我们刊物不好看，我挺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拍马屁的语气自己听了都肉麻。

“我才勿要看侬个杂志。”他干脆坐下来，屁股对着我。

“老于啊，我们老板给你带了点见面礼。”我的发行总监黄晓洁一边帮我打圆场，一边示意我把我们刚买的一条中华烟递过去。

“是是是，”我赶紧接过来说，“我们交个朋友吧。”

老于头把烟一把拿过去，瞪着眼睛跟我喊：“格做啥？！！格做啥？！！我要吃侬个香烟咯？！”然后随手把烟扔到淮海路中间。

晓洁和我都吓坏了，我已经有点气急败坏地想动手揍这个不讲理的老头子，还是晓洁使劲给我眼色，要我忍住。

“你别这样，老于，我们是来和你谈工作的。”晓洁劝他。

“格么伊讲事体，做啥拿香烟来啦？！”老于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没什么，于先生，你不要误会，我们头次来，总是客气一下，没别的意思。”我缓了口气，决定再试一把。“烟就算了。我妈妈刚刚写了一本书，我让她签了字，给你带来了。”也许，他买我妈的账。

老于头把书接过来，翻了一下，扔到一边。“我给侬讲，呒没用咯，我有事体，我跑了噢。”然后转身就消失在一个小弄堂里面。

我和晓洁傻呵呵地愣在那里，摊位上的小报童捂着嘴笑话我们的无能。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在考虑要不要去抢救淮海路中间已经被车轧扁了的那条中华烟。

我跟我妈妈要她书的时候她问我：“这个于先生是谁啊？”

“是上海的一个摊贩，我得求他好好帮我卖《i Look世界都市》。”

“我为什么要给他书呢？”我妈还是不解地问，“这有用吗？”

“有用，有用，你不懂。”

事过两三年之后，东航出版社的叶荣臻跟我妈说：“听说你女儿曾经在上海被一个摊贩轰出去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我妈问他。

“这个老于头大家都认识，他到处和别人讲，章含之的女儿拿着她妈妈签名的书来求他，也被他骂跑了。”

我妈妈随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只好承认。

“那我的书就给扔那儿啦？”

“嗯。”我一直没敢告诉我妈，怕她生气。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没用吧？”她哈哈大笑，“你就丢脸吧。”

我从钢琴、红地毯、黄瓜三明治里得到的优越感就这样转送给上海的老于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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