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活着》里面，有一幕是表演地主恶霸龙二被枪毙的戏。不得不说，《活着》真的是一部百看不厌的精品影片。里面龙二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标明罪状的竖牌，被推搡着从街心经过。一瞬间他瞟见了福贵，这时候龙二眼里闪耀着一种十分强烈的不甘和愤懑。而福贵和龙二两人正是因为十年前一场作了弊的赌局交换了财富，地位，和命运的人。从龙二愤怒的眼神里福贵读出了那句话：要不是当初，今天在这里该被枪毙的是你！
这一个眼神的交换把福贵吓得屁滚尿流，真的是吓尿了。他腿打着哆嗦跑进附近无人的小巷里，哆哆嗦嗦的摸索出老二，不受控的都尿在自己裤子上。紧接着是三声枪响，福贵腿一软不由自主的跪在了自己刚尿出来的那滩液体里。我特别的爱看这段，玩味无穷，葛优和倪大红的演技可谓是炉火纯青，表演的淋漓尽致。
1956年，我爷爷被请进了塔院学习班。和县里其他有些身家资产的富户商人们一起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制度优越性。这是一场令人脱胎换骨的思想教育，它的目的就是把怀有旧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商人地主资本家都给改造成新社会对人民和社会有用的人，不再作依靠剥削劳动阶级血汗而自肥的寄生虫。在塔院学习班，我爷爷接受的一堂最生动而且深刻的现场教育，就是以VIP身份前排观摩了对本县一名类似龙二的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处决。
在电影里，葛优演的福贵并没有亲眼看到执行枪决的一幕。只是三声枪响，他就腿肚子转筋双膝一软跪地上了。所以现在我回想起当年我爷爷是被请到第一排的最佳观摩席位去亲眼目睹，我觉得那样的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当然，那些事不关己的纯粹瞧稀奇看热闹的小市民不在其列。因为他们无法感受到这样的观摩学习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心理暗示。
至于当时在现场有没有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发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这堂课的教育作用非常的好。经过了半个月思想都不能转过弯子的本地土豪们课后纷纷表示完全想通了，思想立即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愿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产业和生意都捐献给祖国和人民。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由于我爷爷决心吓得最早，第一个主动带头参加公私合营捐献个人的粮店和面食铺，他的积极主动响应号召的行为得到了表扬。具体的奖励方式，在当天看来是弄不清其深远影响的。由于起到了羊群效应里的头羊作用，最终在阶级成分划分的时候我爷爷划定的是小业主。而不少被认定为思想落后的土豪，尽管他们生意的规模还不如我爷爷做的大，最终阶级成分划定是资本家。
那时候我爷爷并不明了这个看似毫无意义的成分划定对后来整个家庭的巨大意义。他甚至以为共产党不够意思，把他的身家全部拿走了却只给了这么个虚头八脑的东西。这个阶级成分在后来二十年里可比是圣经里的原罪一样的划分。城镇小业主，就相当于农村的中农，不是红色苗裔但是也绝不算黑五类分子。后来我爸爸在那段政治动荡的历史时代里能上大学，我二叔能参军，我三叔能作国家干部，他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而家庭出身尚好，历史政治面貌清白，这几个字的阶级成分定性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如泰山。
这些就是在1956年某一天我爷爷的一念之间。不然他们就可能完全的过上和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爷爷又是在一次最关键的抉择中保护了自家的家庭。*
1982年的某一天里，县委书记在随从陪同簇拥下来到我爷爷坐落于公馆巷的小院落里。那么多的人涌进那个院子，显得院落拥挤局促。尤其是院子的一部分当时被我奶奶开辟出来搭了一个猪圈。在那个时刻，一头黑毛猪正在他的圈里略带惊慌的嘶嘶叫着，鼻孔喷着气，显然是受到了一定的惊吓，或者是担心自己会被拉出去宰杀。而这些县里的要员们则厌恶的秉着呼吸，不愿意吸入猪圈那种酸臊的异味。他们甚至没想到在县城当年号称CBD社区的富裕人家聚居的公馆巷里，居然有人在院子里养猪。
而这，是我奶奶的杰作。猪圈就累在南屋三间最好的房间的墙根下边。以至于那三间房子被猪圈的熏天的臭气熏得即使是在最炎热得月份里也不敢打开窗户。否则一同冲进房间的将不仅仅是臭气，还有苍蝇。这个举措显然会让那三间上好的南屋变得非常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是偏偏有人住在那里，并不是我家的人。
我从小去过奶奶家几趟，可是从来没见过南屋里的住客。他们也不算是什么住客，反正是当年文革期间被革委会强行安排进驻的某些革命群众。我奶奶斗不过革委会，可是又是个以直报怨的性子，忍不下这口气。在文革结束后革委会已经失势，于是乎她就在南屋墙根磊了个猪圈。同时靠养猪还能补贴家庭经济。
县委书记忍住呼吸走过那个猪圈，并没有和那头一岁多的幼年黑毛猪发生任何眼神的交流，径直奔向堂屋。我爷爷诚惶诚恐的把一行人让进堂屋。他已经老了，满脸深刻的皱纹，双眼浑浊，不再有年轻时候的那种精气神。县委书记亲切而和善的和我爷爷握手。那是一双结实，经过多年的面食制作关节粗大的双手。县委书记礼节性的握了握，一番寒暄，最终进入了此行的正题。
“老广啊，我知道以前我们党有一些极左的偏激行为，给你的家庭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些也许给你操成了一些误解。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已经不再是毛主席时代了，现在国家的领导人是邓书记。我们的政策也不一样了，现在美国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们已经和美国建交，美国总统也访问过北京了。这些都是真的。你不信，问问你家三子，他现在也在县里工作。我这次来看你，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和美国又正常交往了，也和美国作生意了。美国的花旗银行在上海又开业了。现在美国人表示对于以前的存款，投资，都认账。只要你拿出凭据来，你以前的那些美国的钱，人家都管！”
“郭书记，谢谢你来看望我，告诉我这些，我家里真的没有美国的钱。他们以前来过很多遍了，要是有什么值钱早就收上去了，家里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老广啊，我跟你讲，你不要有顾虑。我们党的政策方针已经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你不要怕。家里有钱尽管去取。现在国家包产到户，还鼓励万元户，鼓励老百姓有钱。你就别担心了！当年你去南京买美国债券的事县城里有几个不知道的？你不要有思想顾虑，国家不要你的钱。那些钱取出来，本来就是你自家的，自家买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可好？”
我爷爷本来就不善言辞，此刻只有疑惑的看着这位大人物，讷讷的说，“郭书记，我家真的没有美国钱。我从来就没有过美国的钱。”
（番外三）
关于阶级成分的划定，其中也有硬性的指标不能通融。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实业所雇佣的长工的数量。雇佣长工达到并超过10人的，必需划定为资本家。这里我家的阶级成分划定较好，除了我爷爷比较老实带头上交，还有我奶奶的一份功劳。当时的粮店和面食铺子主要雇佣的是短工。都是奶奶在乡下的穷亲戚。后来因为得知在人头方面会遇到麻烦，所以都遣散回家了。因为他们本就是农名，回家还有田种，进城打短工就是补贴家用，所以并为构成影响。在这方面应该是对态度老实的回馈，高抬贵手了。
（番外四）
关于长工和短工，写作此文的时候突发奇想，这两个名词在英语里该怎么叫？后来觉得可能是permanent employes 和 temporary employee。不禁哑然失笑，其实我那么多年一直也就是资本家雇佣的长工，偶尔的时候还打过短工。。。
（番外五）
关于美元债券的问题我爷爷也不算撒谎。那时候家里确实再也不存在那个东西了。自从文革开始以后，由于爷爷家是县里挂号的富户，所以抄家是家常便饭。还有红卫兵小将们不断的想来搜检出通蒋的证据，好为国家立大功。县城贫穷，抄家的人眼皮子浅，金银器抄光以后，连像样一点的日式家具瓷器都抄走了。爷爷家那时候真的是跑步奔向了共产主义。而在文革之前，在饥荒时期，已经有一部分金银拿去在黑市买粮换家家庭的饥荒。那些美元债券是花旗银行的不记名债券。全凭凭证兑取。当时因为地面上没有安全的地方，我爷爷指点二叔上房，把债券藏在屋瓦下边。1969年我二叔报名参军政审通过，临报到前非常担心家里房顶上埋着的那颗雷，所以和我爷爷商量过后把它们取下来烧了。毕竟再沾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家里是非死人不可的。而在那个黑暗的时期，家里不觉得中国在未来的有一天还会和美国恢复正常邦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