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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兄干餐馆真是埋没了人才啊！感觉谢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有一番作为，等待谢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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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泰斗余英时逝世享年91岁



一代史学家殒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史学家余英时2021年8月1日辞世，享耆寿91岁。余英时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及文化史研究，是中西学界皆推崇的学者，有“21世纪中国史学泰斗”之称。

他以精通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渊源，在广泛的主题上综合它们的能力，以及对新儒家思想的倡导而闻名。他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也获中央研究院颁予院士荣誉头衔，并曾获颁克鲁格奖、首届唐奖“汉学奖”等。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1930年生于中华民国天津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危急，父亲把七岁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在此度过美好的八年时光。

他儿时接受中国传统私塾教育，1949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肄业转赴香港，1950年起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就在报刊发表文章，1952年毕业，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香港的小学教书两年；后来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陞教授，受西方学术训练并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张灏。

余英时桃李满天下，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学者，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学术观点: 余英时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

以天人合一看传统中国的轴心突破

将中国轴心世纪的突破和西方作对比，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

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所有历史都是假历史

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1]。

政治评论与观点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不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十分强烈。 他认为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着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党政府一定“会垮台！”[2]

持续声援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当时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他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包括刘宾雁、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和白梦等人来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驿站和庇护所，而余英时夫妇的催生功不可没。余英时在专访中透露，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余英时表妹的儿子在长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学旁边遇难，年仅19岁。余英时2014年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共而言，政权就是它的宇宙。

余英时生前大力批判中共体制，也曾支持香港“占中”丶“反送中”以及台湾太阳花等民主运动，不过许多中国媒体仍在第一时间广泛发布有关余英时逝世的消息。

台湾中研院院士称，余英时是一名维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公众知识份子，“从头到尾反对中共的政权”。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而更早前，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时，余英时也曾投书《纽约时报》声援党外人士。

2014年，余英时谈及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时表示，中共对付香港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才出现了“公民抗命”丶“占领中环”的大运动。他也对香港争取特首普选表示支持。

隔年，余英时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后，赴台北演讲时针对香港议题表示，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容忍任何可能挑战它“一党专政”的反对行动，一旦发生，它势必要镇压到底。

2019年，余英时以录影方式参加台湾政大举行的讲座时，对香港“反送中”发表评论：“香港现在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是用最强烈的方式反抗共产主义。”

余英时说，香港的环境自由丶不受限制，但中共目前是民族主义先行，强调为打造强大国家，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但他认为“这些（香港）学子受人文精神培育长大，是不可能（接受）的。”他接着说，“当然不排除有些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关系的人，会继续支持中共政权”。

针对台湾，他当时也提醒，中共最强的从来不是武力，而是无所不在的统战策略。他当时表示，在面对中共的威胁时，台湾人民必须有深厚的人文修养。

余英时说，民主必须有人领导，一个领导的人应以身作则，光谈空的内容是没有用的。并称领导人要实践人文素养，对人文丶社会等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不只是提出观念，而是要实践。

（综合报导）

参考

[1]余英时, 北明: 到歷史中尋找今天中國問題的根源—余英時縱論中國近代史

[2]何定照. 余英時：共產黨很快垮台. 联合报. 201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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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Bernard Lukács, 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

陈独秀是什么材料，毛泽东又是什么材料？
看来看去，中国的社会科学里的材料科学，还没有起步。或者是刚刚起步。
社会科学里的“材料科学”，真的不能仅仅简单地把人分成普通材料造成的vs特殊材料造成的，
也不能仅仅把人分成人性善，人性恶。就像小孩子看电影，简单让人定义一下是好人坏人。

偷票权--应该是“投票权”。 :)

最近在慢慢了解《联邦党人文集》，看了一些介绍，文字还只是开头。
仅仅从对James Madison的文章的介绍来看。
美国制宪会议时，他们的经济、政治理论，是相当发达的，对人性了解的程度也是非常深刻的。
不同于人们的误解，以为制宪会议仅仅是争论和偷票权。其实真实的过程更像一个复杂机械系统（比如蒸汽机、甚至火箭）的设计过程。以哈密尔顿，Madison，杰弗逊，Jay, 华盛顿等等等等为代表的人，已经对“人”这种材料（包括普通人，有钱人，政治领袖，等各种层级的人）有了各种角度的了解。
所以在设计这个系统时，充分考虑了人-这个材料在不同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变化（类似火箭发动机在低温时什么情况，高温时又会如何表现），应该怎么用、怎么组织这些材料，才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
从这番对比看，中国的政治科学里的基础材料学科就根本没起步，仅仅把人分成两种材料：普通材料和特殊材料。各种材料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什么变化，根本就不承认这是需要研究的科学。
...
还是材料科学不过关，设计一个大的系统怎么可能平滑运转。
呵呵。

路过。订正一个史实：卢卡奇 1929 年从流亡地维也纳经柏林回到布达佩斯后，因为他的非正统思想（二十年代起就被第三共产国际点名批判），次年（1930）即被苏联当局召去苏联，并非自动流亡。为了不影响孩子们求学，他携妻前往，直到二战结束，才被允许返回布达佩斯。在那里从事的工作是协助整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同样目的1931-1933年去过柏林。斯大林“大清洗”时曾被流放塔什干。因其遭遇，有研究者认为《理性的毁灭》是影射斯大林主义的。另，西方人姓置于后，名在前，中译也当如此，比方说卡尔·马克思，所以卢卡奇的姓名中译应为格奥尔格·卢卡奇（博文原文还给出了第二个名字，可以省略）

法西斯是国家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

共产党里过去是有不少有理想有志气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等，可惜给毛等独裁者给压下去了，甚至被消灭掉。为什么独裁者能够成功夺权值得思考。

在野党自然要民主，掌权的要独裁和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