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如是(11)——西藏,凝眸七年(连载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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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梦如是(11)

曾经看过一段很到位的论述:中国没有自身的力量。它是一个只有征服者才能创造的东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中国作为一个自在主体的说法,是一个谎言。“合”只是征服者军事集团创造的帝国,由初兴到秩序解体时的社会崩溃的过程,而“分”则是各种小政治集团,在这个不自然状态下自然地兴起的过程。但是因为中国平均的政治浓度低下的缘故,政治集团相互兼并,外族集团入侵,又会及时创造一个新的“合”的局面。所以,“中国”这个代号,根本不表示一个政治体,甚或一个“民族”,而只能够指称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政治动态演变。反而,在分裂时,这政治浓度更高:北洋时期的军阀政治创造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说构成了我们当代精神食粮的主要部分。在各省自决政治的情況下,大学作为政治的孵化所,能够创造无数新的生命力。但在统一时,正向淘汰結束,逆向淘汰就开始了。

或许有人会问,中共的消亡会在何时,是否有迹可循。其实,中共灭亡的必然是其内在逻辑所决定。中共的流氓基因使其完全不具备任何纠错能力,所以对他人的任何质疑都不能容忍,由此陷入必须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困境。每犯一个小错误,它必须以一个大错误来掩盖,犯一个大错误,再用罪行来掩盖,最后罪行只能以指鹿为马方式掩盖。这种错误和罪行的不断累积和不断掩盖,使维稳消耗的资源无限增加。当维持政权的成本超过体制带来的利益,内部和外部的张力便会达到极限,促使既得利益者开始新的选择,制度结构由此分崩离析。

所以,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前现代政治生态,与人类现代文明是对抗与冲突的关系。因此在现代文明的人类社会难以长久存在。走向民主宪政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必然大势,二战后存在的三四十个专制国家,至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便足以证明世界大势之不可违。

所以中共的消亡是可预见的,但消亡的时间和方式取决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变化,因而难以确定。时间对于前现代的东方社会的人们,并不具有太多价值,因此也显得极为漫长,因为这里所有的改变都依赖于一代统治者死亡,中国已经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每个时代那些看似无用的过程,都会在不经意地产生变化。

当下中共前所未有之惶恐,源自于前所未有之合法性危机。政治权力合法性即掌控政治资源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有人对此评论:中华官僚帝国的可悲,在于自古及今从未真正存在过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问题,即正义问题与合法性问题。我们解决正义问题的方法是用暴力灭掉正义,解决合法性问题的方法是谁拥有最强大的暴力,谁就是合法并且正当的。

人类历史上,权力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契约,一种是暴力,未经同意的权力都是暴力。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即把暴力伪装成权力,即所谓的“打江山坐江山”。但这种前现代的权力来源,在现代普世价值中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中国民众与中共并未以选票的方式达成权力让渡的契约。中共只好改为以经济繁荣搏得信任,编造出他们养活了十四丄亿人的谎言。而一旦短期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权力则不得不以暴力维持,即所谓维稳。如此统治成本日渐增加,最终难以为继。但只要中共仍然认为合法性来自民众对自己的服从,危机就无法消除。

统治危机日益严重,逆淘汰体制使人才尽毁,庙堂上唯余阿谀颂圣之辈。今天中共的个人崇拜造神原则,是所有的过错都由下属承担责任。为了避免成为替罪羊,中共官员的全部精力和努力,不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防止事情变坏。甚至军队将领的目标追求,也不是如何打胜战,而是如何不打战,由此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大幅增长,整个制度进入恶性循环。

同时,中共坠入了王小波说的“花剌子模信使”陷阱,即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坏消息没了,直到敌方兵临城下导致亡国。类似的效应是“狗咬尾巴定律”,审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审查制度的伤害,中共用来欺骗民众的虚假宣传或错误信息,也欺骗了自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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