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原来杨绛的三姑是杨荫榆——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曾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 。在文章中杨绛一字不提鲁迅，她写她姑姑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成了一条‘落水狗’，她姑姑是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在河里的。 “落水狗”是鲁迅的名言，她隐喻了鲁迅，但就是不提鲁迅名字。杨绛的这种行文风格极似钱锺书。 

在“女师大风潮” 中，杨荫榆因开除了几个热衷政治运动的女大学生，引起公愤。被开除的女学生中有鲁迅的学生刘和珍和许广平。鲁迅开骂杨荫榆，公愤里加了私货。 鲁迅的文章，只能证明那个年代太自由，舆论比现在开明多了。换了现在这些学生早就坐进铁牢。 

钱锺书是一个作家也是文学评论家，他对同时代的中国作家极少正面评价。钱钟书贬低《阿Q正传》，他认为阿Q不是原创的人物，阿Q精神在文学作品《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都能找到。钱锺书曾说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钱钟书杨绛相濡以沫的爱情被传为佳话，也是夫唱妇随的模范，但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可能受到杨绛的影响。还有一位也可能影响他的是他父亲——国学大家钱基博，他瞧不起鲁迅的学风。 

和鲁迅一样，钱锺书善于讽刺，这是他文字中最突出的风格，可以说是民国第一毒舌，至少可以和鲁迅比肩。鲁迅的毒主要是针对敌人，他针对所有人。钱钟书的狂傲，在民国是出了名的。他才气大，名气大，架子更大。他恃才傲物，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看不顺眼，或不放在眼里。事实上，钱钟书看不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讥讽自己的老师吴宓“太笨”；说冯友兰“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冯友兰之女宗璞曾写小说影射他和杨绛；他在 《谈艺录》里说王国维“笔弱词糜”；写《管锥编》说陈寅恪“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写《围城》也不忘调侃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他说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只是文人卖搞笑，上不了幽默的境界；在《猫》里他讽刺林徽因、沈从文、周作人、赵元任、朱光潜等民国文化界名人。 

钱钟书说“为人本该宽容，但为文不妨刻薄，唯有刻薄之人才有入微的观察”。显然他做到了，他就是一个在文章里毒舌，在现实生活中不失为温和的人。 

有一个女人（还有一只猫）钱钟书不嘲讽，那就是他的爱人。他说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对鲁迅他不敢太毒，除了前面提到的简评之外，他一生尽量避谈鲁迅——在中国鲁迅被过度神话，是一个被当权者利用的棋子。一来他怕引起诸多非议，惹上麻烦，二来在心里他看不起鲁迅，对一个人的漠视和鄙夷，就是不评价不提及。当然也逃不开文人相轻。 

鲁迅忧国忧民，有着对旧中国社会的痛切体验，对民族爱之深痛之切，他用一把解剖刀挖开中国的胸膛，撕裂给人看，他用显微镜诊断出了时代的病根。鲁迅的精神是批判的精神，他批判的是当政者，以权谋私牟利的人。鲁迅有为民请命的胆识。 

钱钟书没有鲁迅的这些特质。钱钟书用望远镜看见了人性的缺陷，冷嘲热讽诸如自私、怯懦、虚伪等人性通病。他的作品有辛辣的讽刺，但没有雄浑的人文主义关怀。 

钱钟书用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的游戏之笔写小说，语言诙谐、戏谑、幽默，有时尖酸刻薄。学者小说《围城》是一种玩票性质的写作，秉承了钱钟书的一贯风格，小说里充满机智的比喻，以黑色幽默揭露社会百态，讽刺入木三分，也就是夏志清欣赏的所谓“超越了《儒林外史》的讽刺”。它写出了一类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自私和软弱，人物形象生动丰富。 

钱钟书学贯中西，他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被称为国学大师。夏志清说《谈艺录》“徒见钱钟书广征博引，卖弄学问，而看不到他诗论精深之处。” 这句话同样适合 《围城》，《围城》有不少段落给人的感觉是在卖弄学问，并无见识。都说钱钟书幽默，字里行间都透着幽默。但过犹不及，山珍海味吃多了会腻味，文章也一样。他在《围城》里幽默机智过了头，和卖弄学识一样，成了小说的污点。真是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小说《围城》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但看不见抗战的硝烟战火，似乎故事可以发生在民国的任何时期，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苦难。 

钱锺书小说创作还有一个局限，他没有想象力，缺乏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像很多女性作家，只能写身边的故事。 

钱钟书身上透出知识分子的清高，世故，他不是不问世事，而是深谙世事，钱钟书后来以翻译毛选为耻，老了之后更不愿意谈及此事。 

钱钟书的文以嘲讽见长，却不懂自嘲，很难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钱钟书最幽默的话是：“你吃了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的话，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我发觉这句话不是原创，可能源自普鲁斯特的“酒好喝就行，管它装在什么瓶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