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王洪文狱中吐露实情

“两案”公审结束，1981年7月15日中午，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邱会作合监，允许他们下棋、聊天。

王洪文说：“毛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其影响都大。毛主席还说不能用处理杨成武（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中央专案组二办主任）的办法对你们。除张春桥、江青以外，汪东兴最积极急于处理你们。”“对你们四人的组织处理，总理提过两个方案。处理吴法宪；处理黄永胜、吴法宪。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也总是在考虑区别对待。主席开始基本同意只处理吴法宪，保护黄李邱。主席还风趣地说‘以少换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们始终不同意，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李德生等也不同意。我也讲了不少不实之词，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对不起你们。其实，黄吴李邱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有一天闲谈，邱会作说起“八八”那天在叶群家谈话，吴法宪立即紧张起来，扑到邱会作肩头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8月8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邱会作说：“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累了黄永胜、李作鹏，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他们找不到我们参与‘政变’的台阶，你把大家送上了这个台阶。你的假话，对我不能没有影响。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心里很明白，对我们的公审决不是仅根据你的假交代决定的，没有你的交代他们照样干。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吴法宪哭得更加伤心：“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还是关到现在。”王洪文说：“我想起来了，李震、郭玉峰、吴忠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曾说到你们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总理最后是这样说的，这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重大的问题，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但吴法宪、邱会作的口供不一致，待把‘八八’问题搞清楚后再讨论处理。我记得对你们的问题也就拖下来了。”邱会作认为：吴法宪说假话当然不对，但说明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假话，想把我们往“两谋”上连。如果他们有了林彪“两谋”的确凿证据，也不会无数次地追问这个‘八八’问题了。

费四金坚持实事求是拒绝伪证

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黄吴李邱呢？！黄永胜被收审后，几乎没有交代什么问题，甚至大发雷霆：“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软磨硬拖比吃‘花生豆’（子弹）还残忍。”他坚决否认林彪、叶群向他讲过“两谋”，……更不知道林立果谋害毛泽东。中央专案组不怕黄永胜封口，他们掌握了一个爆炸性的材料。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京西宾馆服务员集体揭发，1971年9月12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会见了林立果。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大小“舰队”的“会见”，说明黄永胜知道“两谋”。中央专案组要黄永胜的“贴身保镖”费四金（黄永胜警卫参谋）作证。25岁的费四金对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他说：“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没见林立果，也没有去京西宾馆，更没有准备去广州。”

中央专案组专门把费四金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9月12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还拿出值班日记。费四金学过保卫专业，他一眼看出这个值班日记是事后补记，钢笔水颜色、字迹都一样，总不可能好几个月只有一个人用一支钢笔值班吧？显然是事后补抄的。费四金说：“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情况。”

中央专案组不死心，又多次提审费四金，甚至封官许愿。黄永胜已是囚犯，多泼点脏水不算什么，你承认了马上释放，前途光明，否则就是黄永胜一伙。费四金说：“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对黄永胜、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能作伪证。即使被双开，也要有良心。”中央专案组为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最后纪登奎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并不认识黄永胜，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无中生有。如果他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费四金的实事求是，让中央专案组“安排”大小 “舰队”在“九一三”前的见面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