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严寄洲讲述八一厂文化大革命(十二)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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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养了流浪猫和他的儿女

关进桃园半年后,我发现不知什么地方老是有细细的猫叫。跟着声音追踪到仓库,确定就是这里。仓库里有野猫?太好了!我把吃剩的饭菜从破窗户里放进去。与野猫也不见面,咪咪叫几声就走。等一刻钟再来收盘子,全吃光了。十几天后再去,野猫就不怕了,主动出来与我见了面。又过了十几天,野猫允许我摸它,甚至可以抱它了。这是一只可爱的花猫,只是脏得毛都成了灰黑色,我给它洗了澡,擦干净,爱惜地把它安顿在破箱子里,弄点破布给它当铺盖,野猫成了家猫。有了猫,每次我多买两毛钱的肉,专要不好的肉,这样可以多给一些,我的花猫就有了一份口粮。

春天花猫哇哇哇叫,招来了一只黄公猫。我给花猫开饭,这位黄公猫客人根本不用邀请,来了就吃。可是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很少,只勉强够自己温饱,根本不可能供应两只大猫。我对陈播说:猫女婿由你来供养吧?陈播答应了。这两只猫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有一天,陈播说:这花猫怎么这么胖?我一看,哟,花猫怀孕了。过了几天,花猫失踪了。我满院子找,急得就像自己丢了小孩。终于在当道具用的旧马车垫子里,找到了我亲爱的花猫。这里软和,有草,有棚子,老花猫把这里当成了妇产科,平安生下了四只小花猫。这下我可高兴不起来了,一下养五只猫,我可养不起。大猫、小猫饿得哇哇乱叫。不过,它们谁也没有走,宁愿饿着,也陪我们一起蹲监狱

 

天越来越热,地里的活不多了,轮到我不劳动的时间,我就坐在自制的沙发上看书,五只猫亲亲热热地趴在我脚下,四周是生机盎然的桃树,真比陶渊明当年采菊东篱下更悠然。小猫越长越大,吃的也越来越多,虽然我舍不得这一大家子猫,但实在养

不起了,不得不忍痛送走三只猫,只留下一大一小陪伴我。以后北京爱护小动物协会知道我的爱猫故事,专门聘我为顾问。

看守每天轮流看守我们,早就烦了。该枪毙就枪毙,不能老是关着,过年了,还关着他们干什么?回家吧!总算开恩放我们回家了。在桃园监狱的最后一天,来了一个女看守向我宣布:革委会放你回家。我说:我不回去,关这么长时间,我为什么被抓到这来?没说清楚。”“叫你回家还不回?就这个结论,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我其实很想回家,只不过嘴硬罢了。

我跟陈播告别。陈播说:你放心,你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最后我依依不舍和猫们告别,看见花猫妈妈和它的孩子,我的心直痛,它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监禁。我望着蜂窝煤炉子和煤、行李、自制的沙发,包括我的一套《鲁迅全集》,什么都舍不得扔。副业队有板车,我去借来,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用板车拉回去。不知道的人还问:他怎么乱跑出来了?”“哦,放了。当然也有横眉冷对的,但好人更多。虽然我被关进监狱,不少群众仍然对我不错。从生产区到我扫地出门后住的牛棚,有不短的一段路。我拉着大板车,很沉,路上好多人帮忙,也不吭声,不表示亲热,默默帮我推车。到门口,卸下煤炉和东西,还是不说话,就走了。

19741231日,我总算回到了家。但领章帽徽还是不给,后来发给我,我也不戴,本来摘我的领章帽徽就不对。我不穿军装,上街抽烟,纠察纠不了我。

 

回想第一次莫须有的历史问题

我这一生坎坷,似乎没有一次政治运动能逃掉。大而化之,我总结一条枪打出头鸟。我在话剧团,就是埋头干工作,出作品多,老立功受奖。到八一厂,有的人三五年搞不出一部片子,我几乎是一年一部,甚至一年两部。概念化不干,就是要出新,

 

 

1938年严寄洲赴延安前在上海与家人合影。左前:母亲严归氏,父亲严翊程,左后:妹妹严寄祥,严寄洲、表弟归永年,妹夫沈凡。

这一出新有时就容易踩响地雷。因为出风头,过去就老有人弄我的名堂,所以从延安整风起我就是老运动员,每次都跑不掉,常常有事没事都能找出我的来。现在年纪大了,我都想不起来我是怎么跌跌撞撞过来的了。但我又从来是倒不了的不倒翁,我有技术,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坏人,不是特务。真理只有一个,我相信党。

   我参军后第一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就是一件冤案。1941年,战斗剧社在绥德演出,道具太多,为了轻装,社里决定由我负责安排人到市场上变卖多余的服装。我交账时漏记了一条80元的裤子。一对账,说我贪污,斗争我。会上管理员说:钱数是对的。说我贪污的人下不了台,又说我曾用公家颜料给绥德银行画广告,银行送来材料费。因这笔钱无法处理,我买了20多个油酥烧饼给帮忙画广告的人吃了,硬说这就是贪污行为。于是,支部给我一个警告处分。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毛主席说,整风、生产两件大事,生产是为了能吃饱饭,整风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这是两大发明。康生负责整风抢救,我被抢救进去了。那时的逻辑凡是上海来的都是特务,我是上海来的,又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所以我肯定是特务。一个老红军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我表示我的思想很不纯洁,要好好参加整风。老红军说:你的问题不是这个,是政治问题。我差点儿晕过去,我满怀革命热情来到延安,居然成了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那时对我还讲政策,不打骂,天天让我在班里的窑洞炕上讲自己的历史。我自己一段一段讲,越讲漏洞越多。弄到后来我自己都怀疑自己,你不是特务是什么?

我们班有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他也是大后方来的,开始很同情我。斗我五六天后,他对我说:过去我认为你没问题,现在听你讲,你还真有问题。锄奸部长带两个人到窑洞,夹个大包,严肃极了,对我说:你现在交代,还可以保留党籍、军籍。不交代,材料一公布,枪毙!我问:不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吗?”“对你不一样。我心一横:要枪毙就枪毙,拿出材料来看。人家说:材料我们掌握了,你不坦白,就枪毙!我也火了:枪毙就枪毙,枪毙前你得把棺材钱给我。”“干什么?死到临头还要棺材钱?我说:我要买好吃的,保养保养,然后你们随便把我扔到黄河里算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那时没什么钱,到农村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一大堆枣子柿子什么的。我心里不满意,知道他们也不会给我什么棺材钱,故意捣乱罢了,后来批判我延安整风还向党要棺材钱。锄奸部长看我刀枪不入,说:我们先要抢救你,你这一个班全是贫雇农,听不懂你说的那些,给你换个班,全是大后方来的。这回斗得凶了,开始我斗人家,现在成了人家斗我:老严,大米好吃小米好吃?我说:当然大米好吃。”“那延安吃小米,你为什么不在上海,到延安来?我回答不出来。我就是回答出来,他们还有更多的理由反驳你。不仅从政治上污辱你,还从精神上摧垮你。诈、骗、哄、灌、逼,以及变相刑罚,加上扭、撅、摇、推,全都是诱你上圈套。外面下大雪,别人都睡了,通宵在雪地里找我谈话。人家轮换着,而我一直站在雪地里,困得我来回乱晃。或者更绝,把我蒙在几床被子下,上面坐几个人压。还有用钳子揭疮盖,一片恐怖,不断有人自杀,跳黄河。你跳黄河自杀,死了也是特务,我才不去死呢。在这种恐怖的逼供信下,再顽固的人也不得不交代,我被迫承认参加了中国道德学社,其实这是个什么组织,我根本搞不懂。事后不久,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又找锄奸科长声明以前是编造的。我的交代不能牵连别人,想了半天,我是日本特务吧?没别的特务。谁派来的?”“我是我父亲派来的,叫我了解延安的情况。这才结束了没完没了的煎熬

   只要交代了,就放在另一个队,叫抢救队。队里的人都是抢救出来的特务、汉奸、叛徒、国民党托派等。这里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两顿羊肉,优待俘虏嘛,比没坦白交代舒服多了。我说父亲派来的很绝,不牵扯任何人。有人被逼得瞎交代,扯出好多人,这好多人就都冤成了政治犯。在抢救队里,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特务,不能离开村子,班与班不能讲话,怕串供。另一个班有个剧作家,叫石丁,以后当过戏剧学院的党委书记,写过很多剧本。他被逼得没办法,要交代横的关系,可是找不到人。有一次在卫生所看病,他悄悄对我说:你当我的上级吧。他怕交代我是上级,我不承认,先通通气。现在看是闹剧,那时可认真了,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坚决不承认:你不能把我当成你上级因为我太坚决,他就没敢讲。我要答应了,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打成特务了吗?我再上哪找我的上级去呢?

那时说话,两个人敢说,三个人就不敢。日记更不能写,写日记让人抓住不得了。不写日记,有点牢骚人家也照样可以斗争你。那个时候,特务满天飞。军区集中了1000多名干部的坦白运动,锄奸部长宣布:现在特务社会化,从上海到北京,随便抓几个人就有特务。连童子军也成了特务组织,八路军三个师就有一个师是特务。后来毛主席发现整风扩大化,很快纠正。抢救失足者,康生署名,甄别工作由毛主席署名。几个月后组织上找我谈话,给我作了结论,告诉我没事了。

水星98 发表评论于
我老爹也是从武汉去延安的,在延安整风的时候被整惨了。有一次做交代的时候,邓立群走进窑洞,拿棍子把老爹的帽子挑开,说:“哼,你不交代,我们后面还有康生同志呢。”
绿珊瑚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歲月沈香' 的评论 :
沈香说得对。看那个许家屯,都被党整得跑路到洛杉矶了,还和人吵架,不许人讲“党”不好。这个事情在阎淮所著的“进出中组部”有讲。
歲月沈香 发表评论于
我有时候不明白,既然一直被整来整去,为什么就不离开党呢?为什么要那么坚信党?谢谢珊瑚姐好分享!祝珊瑚姐新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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