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时候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牛皮明明／林寒

《某些时候，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 文:牛皮明明  诵:林寒 最近几天，又重读了一遍余华的《活着》，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读过多少遍这本小说了。 最初，读这本书是高一，全班五十个同学都在传阅，看哭了一大半。最初，我只是把这本小说，当成历史来读。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叫福贵的男人，在一系列社会巨大变革中，从地主变成穷人，再从穷人变得一无所有。 他不断经历了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直到自己在整个地球上都举目无亲。最后，他用尽积蓄，买下一头和自己同样老迈、孤苦的牛，每天相依为命。在一亩半的土地上，一遍遍犁着生命残余时光。 命运夺走了福贵的一切，唯一没有夺走的，只有他身上活着的意志。 福贵是二十世纪动荡年代里，无数社会底层人物命运的缩影。很多像他这样的老百姓，经历过去中国几十年种种巨大的变动和灾难。面对悲惨命运的翻弄，毫无还手之力。 他们只能将这些遭遇，都理解为“天意”。一个上头的政策是天意，一场人为的战争是天意，一场自然的灾害也是天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分析什么，更不要说能够反抗什么。 在旁人眼里，福贵是一个苦难的幸存者。而在他自己看来，一切都只是生存而已。为了活着而活着，这就是整个中国。 这部小说发表在1993年，发表这篇小说之前，余华在浙江海盐县做过五年牙医，拔了上万颗病人的牙齿，他称那里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去县文化馆上班。《活着》发表之后，余华一举成名，靠《活着》一书拿下许多国际文学奖项，也靠这本书，摆脱了贫困的生活，这本书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最可能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本书。 作为一本书，《活着》已经完成了。我本以为这是中国60—70年代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完全迥异的，福贵遭遇的生活，我们不会再遭遇。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跳入同一条河流。 但显然，灾难不是这样。 2009年，余华出版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又看到一样的生活。 余华在词汇“差距”一词里，继续讲述着他看到的中国。 一个失业的男人带着儿子走在街上，儿子哭着要买一根香蕉。回到家，男人因为贫穷训了吵闹的儿子，而后女人因为疼爱儿子和男人吵架。随后，男人因为悲哀走向窗台，而后从十楼坠落。女人惊叫着夺门而出，她努力抱起丈夫，哭着喊他的名字。哭了一会，她意识到丈夫生命已经结束。她突然平静下来，回到家中，让儿子背过身去。女人找来一根绳子，将一把凳子搬到中央，她将头从容不迫地伸向系好的绳子，上吊自尽了，儿子还在哭。 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故事，故事的主题依然还是活着，讲述的是经济腾飞中的中国角落，恰好这个角落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余华后来写完这个故事，他说这是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 2006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余华来到温哥华演讲，当他在台上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一个留学生站起来，告诉作家： “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余华当时觉得后背发凉，他在讲述一个中国真实的社会，而这个家境富足的孩子，却在讲述富足后的人生态度和洒脱。 余华告诉那个学生，如果你的收入不足八百块，当活下去是唯一的需求时，不知道你是否如同今日这样从容不迫。 这不是一个国人的声音，而是许多国人的。在过去十年，我也听闻许多这样的声音，像是讲述中国富足背后的荣耀。而每当这时，我心里总会想起余华的作品《活着》。 2000年的千禧之年，CCTV曾分别采访两个孩子，一个生活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而另一个生活在偏远的山区。当主持人问他们儿童节愿望时，一个说想要一架飞机，而另一个却说只想要一双白色的球鞋。 我看到这个故事里的差距不单是贫穷，还有认知和命运。一个富足的孩子觉得飞机才算是礼物，另一个贫穷的孩子则只看到了鞋子，因为他真的只需要一双鞋子，他如水般的眼睛里，也只能看到鞋子。 这依然是有关活着的故事。 关于活着的故事还有很多。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曾去过北川。 我若无其事地坐在汽车里。当汽车路过河对面的一座山时，同车的一个女人将头侧向窗外，蓦然落泪。后来她一个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的丈夫曾埋在那座山里。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个女人的眼神，她的眼神空洞而迫切，像凝视一个巨大的深渊。 我也曾在一个矿井外面，遇到一个老人。老人扛着锄头，像福贵那样，每日照常下地干活。只是他每天多了一个新的工作，就是每天经过矿井时，都会注视十几分钟。我像余华小说里的歌谣收集者一样，给他发烟，坐在地上和他聊天。他也像福贵那样，面无表情地讲述他的儿子曾埋在这黑洞洞的矿井。 我拧过头注视那个矮小的井口，那狭窄的井口，已经不是一口矿井，而是老人的眼睛。 2020，这依然是活着的故事。泉州的欣佳酒店倒塌了，掩埋了七十人，我在屏幕上看着那个废墟，钢筋露在外面，清理之后的废墟，看不出倒塌的痕迹，一根根钢筋露在外面，更像是一个铁做的笼子，笼住了更多无辜的命运。 最伤心的故事，是一家五口埋在里面，他们已经隔离了十四天，只剩最后一天，就能相逢崭新的生活。当消防员发现他们时，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年轻的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孩子，老大七岁，老二五岁，最小的女孩只有两岁半。遇难场面，更是让人痛到心脏绞痛。生命最后，两姐弟因为恐惧相拥一起。 我的良心告诉我，太多的悲剧不许我赞美。 泉州遇难的一家五口，我在深夜的时候，鬼使神差打开他们的抖音，就在遇难几个小时前，他们依然在展示一家人幸福的生活。爸爸妈妈孩子，这个家庭的幸福，肉眼可见。而几个小时后，悲伤也是肉眼可见。 许多人找到他们的抖音，留言说： 真对不起，让我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们。 我很伤心地看了一夜。吊诡的是，只要你拿起手机，用食指往前刷一次，立马就会出现新的歌舞升平、幸福生活和日复一日的段子娱乐，你又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了，灯红酒绿、歌舞升平、金钱豪横。 不偏不倚的是，这又是一个有关活着的故事。 在中国所有作家里，余华是讲述死亡最勇敢的一位。他自己讲述，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他鬼使神差地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八部短篇小说里，非自然死亡人物多达二十九个。 余华书写命运时，不留任何余地。让无常夺走一切珍视，将人置于空空荡荡的悲凉之中，而命运同样也捉弄着他。 余华的写作像是手术刀一样冰冷无情，后来，余华本人也因为写作了大量死亡。一度心脏早搏，常常在夜里做噩梦，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自己也总是在一把斧头砍杀之时大梦惊醒。 他知道如果自己再这样写作，很有可能会活不下去。 为了自救，他修改了自己的写作方式，又写下了《兄弟》和《第七天》两部小说，试图讲述新的中国，但读者并不买账，读者直言，作为作家的余华已经不具备讲述复杂中国的能力。余华自己也坦然讲述。我一生不会再写下像《活着》这样的书了，这是我的幸运，一切都是鬼使神差。 最近再看《活着》里的福贵，似乎也成为我们自己自画像。 在余华的笔下，命运带来的毁灭，从来不会分人，即便你只是一个懵懂纯真的孩子。这种毁灭，也是追魂索魄的。哪怕你侥幸没有死在战火中，也没有死在灾害里，却仍要死在半锅豆子上。 看到这里，我总想起泉州废墟之中相拥而眠的姐弟。 他们侥幸躲过了莫言的《蛙》式悲剧，却没能躲过一栋人为的危楼。 九十年代初，张艺谋筹拍《活着》，其中一个演员挑中了郭涛。那时，郭涛刚从中戏毕业没多久，找来一本原著，他边读边哭。最后问张艺谋： 一个中国人的命，怎么能这么悲惨呢？ 这位曾经为了购买一部相机，卖过血的导演当时没有答案。 为了拍这部电影，又怕中国人内心接受不了过多的死亡，于是张艺谋改了一些剧情。为了给观众一些希望，最后，张艺谋让福贵的孙子活了下来。 可不幸的是，即便如此，这部电影拍出来后，依然没能上映，但这也成为了张艺谋公认的最好电影。之后很多年，作为导演的张艺谋再也没有这样的幸运了。 二十年后，当演员郭涛重温《活着》时，他发现自己变了。他说： 如今四十多岁，对许多事情认识得更全面了。现在想想，人的命运有时就是这样，谁能摆脱时代带给他的东西呢？ 十八年前，话剧导演孟京辉也找到余华，想将《活着》搬上舞台，改编成话剧。他很担心观众接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悲剧，就去找余华商量。余华抽完烟，听完他的担忧，表情凝重，说了一句： 你不要怕，中国人对于残忍的承受能力，是超乎你想象的。 孟京辉听完底气十足，把书中所有死亡，全部原样照搬。后来发现，观众对这种程度的悲惨不仅没有抗拒，而且完全接受。 《活着》小说最后以沉默结束，余华在小说里写到：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可在2020年，我总隐隐约约觉得写的是今天的某些生活。 因为但凡灾难之后，均以沉默为生活注脚。 或许在以后，匆忙的人会照常在武汉的街道行走。但我想一定有人每天都会凝视某家医院、某条马路、某条街道，就像福贵凝视地平线那样。回忆煎熬、沉默寡言。 最后只剩下活着，因为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