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37) 你是外賓也是內賓
說回我的移民手續，小人作梗，一波三折，現在總算塵埃落定，1989年7月12日下午我去花園道美領館，取得移民簽証。我對黃菊作了報告，訂了8月初赴美機票。
徐慶熊還是不甘心，還要從中作梗表演一番。7月31日朱世雄對我說，徐老闆想找你談談。我想談就談吧，俸陪你最後一個回合。我去見他，他一付關心面孔說：「我是為你着想，你在香港辦簽證，這不符合政策，影響不好，應該在上海辦簽証，從上海出境。新華社對此很有意見，後果可大可小。我看你還是從上海走的好，我是為你着想。」我說：「我已經拿到簽證，你要我去撤銷，然後再照你說的去上海重新辦理 ？」徐說：「你的事市里壓力很大，我的意見也向組織部反映了，組織部要你再去談一次。」我說：「好吧，我再走一趟。」
我改了原訂的機票的日期，8月1日我到上海，為了有個見證，請上實黨委書記朱世雄同去。在飛機上遇見日本勸業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總經理毛玉亭，他說晚上請黃市長在衡山飯店吃飯，還請了李肇基、沈被章，毛要我一起去。晚六點我到衡山時，李、沈已到。沈見了我說，恭喜你！李也對我說，恭喜你！毛玉亭問：「為啥恭喜章總？」沈說：「為今後合作。」這時黃市長到了，大家入席，我坐在黃菊右側。我對黃說：「徐慶熊說，組織部有事要找我，所以趕來了。」黃說他不知道，要我吃好飯去他家。飯後黃坐車先走，我與李、沈和毛玉亭告別後，步行去康辦，衡山飯店離康辦很近，步行十分鐘。我將徐慶熊說的向黃報告，黃鄭重地說了下面一大段話：
我沒有要你來，剛才我也問了組織部，組織部也沒要你來，徐慶熊假傳聖旨。你既然來了，我說一點情況，你瞭解一下也好。徐慶熊在上海時，同我說到你的事，說你已經簽出（指我移民簽証），但新華社有些意見。對這個問題，我向他明確了三點：一，老章在香港辦簽証，市委同意。至於手續有些欠妥，我全部負責；二，給新華社發文前，組織部問了外辦，外辦認為，老章在香港工作，在香港申請是可以的。因此組織部辦文，我簽發；三，給新華社發的文，是新政策，今後如遇此類例子，可按此辦。你走也要走了，還對你增加壓力，決非我們的意見；應讓你開開心心走，怎可再讓你操心。
第二個問題，你為國家工作幾十年，貢獻不小。去美後在新情況下，要有個過渡，要安頓下來。你人可先去美國，副董事長職務暫時不動，到你全部卸職，離開上實時還應給一筆報酬，這不是錢的問題，是人心問題。再有，沈被章今年底退休，朱（指朱鎔基）和我要他到美國開公司，我已向沈鄭重推薦你。沈當即表示歡迎，相信你和沈可以合得來。
你幾十年為國家出力，不能不為你後路考慮，何況你是民主人士。共產黨員為國家工作，天經地義，你也赤膽忠心為國家工作幾十年，難能可貴，我們是充份對你信任的。我也向朱、汪講了，他們也同意。
徐慶熊為人心眼小，私心重，將別人功勞算到他一個人頭上。這次朱鎔基去香港後，徐自我感覺再度良好，鋒茫畢露，心胸狹窄。但他不會長，最多一年，兩年。他自己心裡也清楚，已在為自己找後路。已定陳金邦去香港，我對金邦說，一是堅持原則，二是搞好團結。前提是堅持原則，有問題可以直接向市反映。我在這二、三年內還在，可以說話。
第三個問題，安全局可能要找你合作，但你年齡大了，一家人都在外，我看犯不着。國內在外的人，有此背景是硬的，但你不必，可交朋友。我也分管這些「辦」 (國務院「五辦」「六辦」「七辦」都是安全系統)，有事你可推給我，我不要你為難。他們可能會來找你，你自己掌握。
從黃市長家出來，打電話給朱世雄告訴他以上情況。下一日我和朱世雄去組織部見部長吳敏華(曾慶紅已調北京)，吳說：「你來上海我們很高興，但是我們從沒要你特地來一次，徐慶熊說我們要你來，這不是事實。你就要走了，應該讓你開心。祝你一路順風，向馬大姐問好！」從組織部出來，我同朱又去向黃市長匯報，黃說他已和沈被章講好請我當顧問。沈被章來電邀我去他家吃飯，說好到美國再聯係。
過了兩天，安全局唐局長果然來找我，希望我到美國出面開個公司，人員由他們指派。他說，我不必為做任何事，資金、業務由他們保證，意思是借我身份做掩護，包我發財。我想，這個所謂我「不必做什麼」，就是我不能過問他們，但我一家都在美國落地生根，美國的情報機構也不是吃素的，我只想平平安安在美國安享晚年，所以我婉拒了唐局長。唐局長說，好的，你是愛國人士，隨時可以為國家服務。
8月4日我回到香港，沒去找徐慶熊。第二天朱世雄到了，徐去問朱「回上海怎麼樣？」朱說黃市長、組織部都去談了，說沒有要找章總去，更沒有說什麼違反政策、能大能小這些話。徐慶熊真是小兒科，機關算盡又落空，不作聲了。
我1990年8月離港移民美國，在公司算是事假，因為我還是副董事長。1991年2月朱世雄通知我說，市府已下文免去我副董事長職。3月中旬我和妻再去香港，我去上實看朱世雄，交還了我的公務護照 (我在美已領了美國的白護照)，然後回上海。
4月1日黃市長請我在錦江中樓八樓貴賓廳吃中飯，我到時，黃、他的秘書茅柄南和沈被章已在。一共四個人就座後，黃舉杯說：「歡迎章總，他為國家，為上海作出貢獻幾十年，是內賓；現在他移民定居美國，是外賓，所以他是我們上海的內外賓。」進餐時黃向沈交代了請我擔任上海駐美機構顧問的決定。我感謝上海領導的關懷，表示當繼續為上海服務。
沈被章是大資本家、大中華橡膠廠、四方被單廠大股東沈光衍的長子。四十年代後期，沈被章和江澤民是上海交大機械系同學，江是地下黨，沈幫了地下黨不少忙，畢業後沈進大中華橡膠廠工作。「解放」後，安排為廠長，發展入黨。在我同他交流文革遭遇時，他說：「你被懷疑是特務，只是懷疑而已，我是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正式被戴上帽子的。我是資本家出身入了共產黨，在共產黨這個圈子中我在最外層，雖是黨員，但被黨信任的程度最差。你是民主人士，雖然在這個圈子的外面，卻是貼近這個圈子的，是最受信任的黨外民主人士。」
沈被章的夫人王義芳也是中共黨員，也是資本家家庭出身。她的長兄王義本繼承父業，同我都是五十年代「工商界青年積極份子」，王義本見過毛澤東。王義本的太太鄭靜琴和我妻都參加上海市民建的家族學習小組。文革中王義本夫婦被紅衛兵掃地出門，從北京路、陝西路口的大花園住宅，遷到附近里弄的一個汽車間。一次我和妻去看他們，踏進門便是一張床，沒有廁所，在房角放一個木馬桶，遮一塊布。這汽車間地勢低，前幾天下大雨，屋外的雨水從門縫滲進來，淹沒床腳兩三寸，地上放幾塊磚才能走路，我們坐在床上邊談邊苦笑。1980年王義本和太太移民加拿大，1994年冬他倆來洛城看他弟弟王義立時，特地來我們家看望。相識幾十年，從當年「工商青年積極份子」，到「反動資本家」，到現在頭髮花白，回首當年，不堪唏噓。
4月8日上實在陽明山莊設宴為我餞行，次日我去上實公司向各同仁正式告別。會計小艾交給我港幣22,614元，說這是公司給我的一點酬勞，什麼酬勞怎麼算的，我也不清楚。
我從1985年8月到任，1990年4月卸職，在上海實業六年，也是上海實業公司從一個文革秘密型的機構，轉型為具一定規模的香港商業集團的六年，我在任時的同事後來逐步退休回上海。他們自稱「炒魷魚俱樂部」，互相結下很深的友誼，也有些至今和我保持聯繫，我回上海也見面，這六年是我一生中難得也難忘的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