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毛泽东

我前文（回国观感）用很大篇幅提到了毛泽东，本意是想将毛的革命和他那代人的政治实践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观察，从而对中国这百年多的变化有一个纵向的比较。另外也是想从中国近代巨变的历史动因去发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因为谈中国近代的巨变是无法回避毛泽东和其所领导的革命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历史过程的时间跨度巨大，也是因为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对毛泽东我一直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感情和认识。我既不像一些人对其恨之入骨，也不像另一些人对他无限热爱。也因此，我一直不愿意评价毛泽东，主要担心我无法清楚和准确地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杂感情和认识。

可到了今天这个年代，似乎我们讨论任何政治问题都无法绕过对毛泽东的评价，而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又总是两级分化的。反毛的一方极力将毛妖魔化，而拥毛的一方即使不把毛当神的话，也总是试图粉饰毛的错误，或从动机上来证明毛的伟大和英明。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本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也同时说明我们中国人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上分歧之巨大。

而我则试图从介于魔和神之间的角度，将毛看作一个有着非凡经历的革命者去理解和评价他，而不仅仅是把毛当作一个疯子或神去研究。我也尽量将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按米大的话就是不带EGO地去看待毛，但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代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打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就像机器兄所说的，毛泽东已经融在我们这代人的血液里，不可逆转了。但我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当我将毛泽东时代当作中国百年巨变中的一个阶段来考察时，我发现这个阶段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非完全取决于毛的个人意志的历史偶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只是受苏俄马列主义的影响，而是受中国底层精英们不满意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急于将中国快速变成世界强国的意志的驱使。即使没有马列主义，国民党内部也会分裂出左派和右派的。而马列主义对于中国左翼革命者来说只是斗争的武器。至于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革确实有其浓厚的个人意志在里面，但仔细考察也会发现，这也不仅是毛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中共内部斗争的历史原因的。如果我们把文革只当作一个疯子的行为或一个魔鬼的阴暗心理的爆发，不仅对历史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和历史教训的总结都没有益处。

大跃进的失败，让毛泽东的声望大打折扣，毛以半下野的姿态来承担他所负的责任。可其后他发现，有人利用他的错误，试图改变他的政治路线。这对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的毛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当时的毛在党内已成了孤家寡人，那些曾经视他为英明领袖的老战友现在都不再理睬他，只把他当作一个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老人给予表面的尊敬。毛后来就抱怨过，说邓小平六年都不找他汇报工作。在失去党内支持的情况下，毛不得不采用自己的老战术，走群众路线，对于毛来说，这相当于重上井冈山之路。而在此之前，毛对群众运动并不是完全信任的。发动文革对毛来说，无疑是一次政治冒险。支持他的唯有军队和底层百姓。毛后来也承认，他惹了祸，文革的群众运动失控了，可毛的个性使他从不服输，也不愿意认错。这使得文革演变为一场类似于义和团运动的愚蠢而又疯狂的社会浩劫。

从个人性情来说，毛不是一个让身边的人喜欢的人，他生性好斗、多疑、不讲情面、甚至冷酷无情，不愿妥协、且超级自信和意志坚定。这样的人也许很适合做一个危难时期党和军队的领导，但却不是一个容易与人相处的人。但毛也有让人喜欢的一面，即他的能言善辩，思路敏捷、清晰，文风朴直白，谈吐幽默风趣，且充满乐观精神。彭德怀对毛有一个评价，说毛与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一样，残酷而又英明。这也许是最接近毛泽东真实状况的评价之一。

毛的复杂性在于他即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封建帝王式的领袖，又同时是一个具有浓厚自由主义意识的革命者。毛早年就把马克思主义精神归结为造反有理，从这点上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认为毛对马克思主义半知半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毛的造反精神和对旧制度、旧道德的鄙视体现了毛的自由主义意识，而独断专行的作风和强烈的权力欲又暴露出他心中的帝王意识。毛泽东的复杂性就在于他把这种看似矛盾的个性和思想意识集于一身。人其实都是复杂的，只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用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观点去看待人和评价人，这多少反映出我们思想认识上的不成熟。

中国的巨变和复兴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在这一复兴的过程中，每一代都有其贡献和历史使命，也有其挫折和错误。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跌跌撞撞展开的。

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定居中原后，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就一直受游牧民族的掠夺和侵扰。大概最黑暗的要属五胡乱华时期，汉民族差点被灭了族。后来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当了两次亡国奴，一次是被蒙古，一次是被满族灭了国。最近的一次是差点做了日本的亡国奴。

在近代，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进入了衰败的底谷。满清的愚昧和专制以及西方的鸦片导致了国家精神的萎靡和民众心智的闭塞，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衰败不堪。但同时，西方的堅船利炮也轰醒了我们民族的精英。从戊戌变法始，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舍命奋斗，而他们奋斗的终极目标都是要创立一个富强的中国。无论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还是孙中山，不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首先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各自主义的信仰者。

毛泽东那代人的青年时代是在山河破碎、国家和民族惨遭羞辱，人民流离失所的极端痛苦的环境走出来的。我们如果能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当时的中国，就会对那代人有深深的理解和尊敬。最初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富强起来革命的。单单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就值得我们这代人学习和尊敬。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之弱是因为中国的百姓没有被组织起来，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毛曾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而在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确是做到了。这是中国近代巨变以来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做到的事。

历史地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那代共产党人对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改造是做出贡献的。毛泽东的精神即使说没有完全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至少他也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随顺知足的小农意识，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加上封建专制的愚民政治让近代的中国人变得麻木、愚昧和不求进取。而毛泽东和他那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这种羸弱的性格。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那种不怕牺牲、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一代人是坚强和刚硬的，而这坚强和刚硬来自于血与火的洗礼。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坚强性格的民族无论如何富裕也成不了强国。

对于中共领导的红军，连军阀张学良也是由衷的钦佩的。因为不管中共秉持什么信仰和主义，他们首先是中国人。因此，张学良当年对红军对周恩来都大家赞赏。张学良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将军队带成那样？在那样大的困难下（指长征）部队还不垮不散。要是我们早就垮了。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一个逃跑将军，张学良是深知什么是一个将军的耻辱和骄傲的，他也知道中国当时最大的耻辱是没有一支能战斗的军队。由于对共产党的钦佩，张学良甚至要申请加入共产党，要不是极左的王明不批准，张学良也成为中共一员了。

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都要历史的看，不能因为现在的共产党腐败了，就认为中共一生出来就是恶魔。至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于中共来说更多是一种大同世界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从孔夫子那传承下来的，而非完全来自于西方。共产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意识形态的味道并不十分浓厚，尤其是对于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而言，它只不过是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因为战争，毛高度集中了权力，统一了思想，把个人主义压制到最低限度，把集体主义发挥到极限。从战争的角度讲，这是必要的，是把战争机器的效率发挥到最高的必要选择。可是在和平年代，仍然搞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就走向了错误的一面，并给中国带来灾难。

也许是由于毛泽东早期的个人经历和革命过程中受尽王明那样迂腐的知识分子的气，因此毛对知识分子一直不信任。毛被知识精英们指责为民粹主义者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毛牢牢地将立场放在劳苦大众一边，而对知识分子精英则是想改造他们的思想，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让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产生隔膜和对立，尤其是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让毛很深地得罪了享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毛的晚年，一个卖菜的营业员李素文成为了人大副委员长，农民陈永贵成了副总理，这对一向是精英治国的传统思维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毛的失败不单单是像文革传人兄说的是因为其反人性，还因为他是反精英的。另外，毛所反的人性主要是人的自私性。毛对普通人的要求太高了，这也注定了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但毛泽东并没有把中国引向富强。伟人也有历史局限性，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世界大战随时会打起来，因此人民的生活被压到最低限度，而随时准备打仗。而邓小平上台后，首先改变了这一判断，认为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中国应将工作重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无疑，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和相对安定的环境。

靠理想和激情可以革命成功，但不能靠这个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需要安定的环境，也需要调动人人求富的心理。

我上文中说了一句"如果毛当年放手让刘邓搞十年、二十年资本主义，然后再搞文革的话，也许文革就不会是一场“极左”浩劫，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运动了。"玄野理解的对，那是我异想天开地胡说，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假说。

毛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没有在实践上成功，文革不能作为一个成功的样板去推广，而只能防止再发生。因为毛泽东的不可复制，使文革也不可能再复制。即使大民主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案，但考虑到如何防止大民主向极端演化也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选择。文革疾风暴雨似的革命，不可能是所谓的“中国式民主”的可选择的方式。那样的代价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承受的。因此，无论毛泽东在活着的时候有多大的威望，他所发动的而且希望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在他死后也落得一个人亡政息的结局。

二、关于中国的左与右

我上文提到的左派和右派，不是维基定义的左与右，而是中共内部斗争习惯区分的左与右。严格来讲，原来的中共都是左派。

我对现在网上常说的左与右一直很糊涂。有时左右不再是一种政治取向，而只是一种代表某种政治势力的标签。某些自我标榜的“左派”还不如说是爱国派或者说是爱党派。而某些“右派”却满脑子“极左”思维。有时“左派”似乎成了极权派的代名词，而右派则成了“自由派”的代名词，弄得我也糊里糊涂。

我对中共内部的左右的区分是用重视公平还是重视效率为标准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我都认为是右派，而强调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我都认为是左派。还有一点我也用来作为区分左与右的标准，那就是其立场是站在精英集团一边，还是站在大多数的普通群众一边。站在精英集团一边的就是右派，站在普通大众一边的就是左派。因此，我的左与右主要是一种思想和立场，而非特指某些人。因为人是复杂的，某些人可能既是主张效率的，也是主张公平的。有的人有时站在大众一面，有时又站在精英一面。

左与右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僵化的。而坚持实事求是，不藏私心才是正确的。

像司马南和吴法天那样的左派都是假左派，他们的立场根本没站在普通大众一边，而是牢牢地站在极权专制派一边。那些总是为现政府涂脂抹粉的人更和左派不沾边，他们如果自称左派，那是对左派的歪曲。在我熟悉的中国的公知当中，我认为梁文道是地道的左派，其思想的自由和立场的平民化都是典型的传统左派。而右派中，吴敬琏是最实事求是，且不带私心的，因此也是我比较尊敬的右派。

中国目前的思想混乱和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左右的完全针锋相对和各自向极端化发展的趋势。其实无论是重视效率也好，还是重视公平也好，只要不怀私心私利，其主观上都是为中国好，对中国有利的。民主自由也好，树立权威也好，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应如何发展的问题，而非绝对的不相融。最可怕的思维是将不同的思想完全当作异端来对待，这样的思维和氛围只会让中国走上一条不断摇摆，忽左忽右的非健康之路。而不可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