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性格即命运”。 

在23岁那年，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我自己觉得：“偏向绝处飞”，是我性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生中，我这样飞过三次。一次是在文革，23岁写诗的时候；一次是20年前，面临众所周知的那场“风波”。这中间还有一次，就是办四通。

有许多人认为四通的成功是靠了某种特权，这都是想当然的屁话。

1985年春天，四通刚创办八个月，中央派来的调查组大军压境，面临“用罚款把他们罚垮”、“抽银根把他们挤垮”的清算。许多办四通的始作俑者都纷纷打了退堂鼓。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毅然决然扔掉铁饭碗，辞掉在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公职，提前结束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计划，把关系转到海淀区，捧起了泥饭碗，把四通继续办下去。

这时候我对留下来的朋友们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被感动了的话：“我们是打不倒的，因为我们已经躺在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