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坡居士让我谈谈宽容的看法，我就讲个故事。

我的二姨在青岛，从解放就一个人带了5个孩子，靠在海边做零工挣钱。记得58年我去青岛看她们，每天小表姐都在海里整理海带，每天只挣一，两毛钱，手和脚都泡的裂口子，烂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这样苦哪？回去问母亲，她也没说什么。

到了四人帮垮台了，人们敢说话了，几个老人家才告诉我了整个的故事。

二姨的婆婆是个基督徒，公公应该是牧师，因为我的姥爷给孩子找配偶都找了牧师的家。二姨的婆婆在青岛给外国人做保姆，每个月收入8块大洋，相当于当时的中学老师的收入（我姥爷教书也是8块大洋）。她用这些钱把我的二姨夫和他的兄弟都培养成了医生。孩子大了，她花不了这么多钱，就在家乡买了地，当时她在做保姆，自然不可能在老家种地，到了土改的时候，凡是解放前三年有地自己不种的就都是地主，所以她就被人斗争，最后她被人杀了。

她虽然没有种过地，可是当保姆也是劳动人民啊，自己的母亲被别人杀了，二姨夫和他的兄弟怒火冲天，就把杀他母亲的人给杀了。记得读小说‘还乡团’吧。二姨夫他们就成了还乡团，因此也被杀了。还好那时候我的表兄弟姐妹还都很小，没有到火气方钢的年龄，在那个大环境中也不可能再去报仇，就当了一辈子的反革命家属。

我不想评论什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案子报上去会有人处理，这是为什么那些在美国的和老张同样受害的人，诉讼到法庭上，得到了公正的处理。老张在香港鞭长莫及，他在这些岁月里选择了宽容使自己的心里平安，因着平安也有了喜乐，（请看老张的故事-冤家路窄）。

可是在中国情况大不一样，祖母的事情影响了两代人，到最后除了不再是地主家庭了，也没有任何的法律制裁，那选择仇恨还是选择宽容就在人自己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多少人和家庭中，可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宽容了，不是吗？连该说的话都没说，该治的罪都没治。在这儿的各位，多少人去报复了抄你家的人，斗你父母的人，我的一个上海朋友的父亲被逼着啃死人骨头，她连写下这件事体都不愿提哪。

记得来美国不久在德州吧，那个日本孩子走到人家院子里，又不懂话，被屋主打死了，还被判成他私闯民宅，这是法律规定。我们也有‘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可是当时在国内那些随便闯入人家家里打砸抢，偷人家东西，打死了人的都受到了领袖的鼓励呐。

在我们的国情下，如果我现在还对抄我家的同班同学耿耿于怀，积怨难解，是我受罪，还是他们受罪？当初就是因为我们班7个北京人，6个家都被抄了，就我家没事儿。那些极左的就找了我的从中学都大学都在一个班好友，带他们到我家来了。我从来没有气过她，她也是无奈啊。

对其他的人我也没生气，毕业离别时我请了同学到我家玩，其中的一个同学，我妈一眼就认出了他，偷偷跟我说抄家时就是他最厉害，我没说什么，我母亲也照旧招待他。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有多少人受到了制裁？我们该如何活，为他们的罪折磨自己吗？

可是历史总要记住，写下来是为了后代有好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