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老人去世以后，这几天想得很多。

我刚出生的时候频繁住院，妈妈到现在还记得当年耐心给我看病的儿科医生，到现在他们还会经常提起他。那个儿科医生恐怕根本就不知道当时他的那些努力，给我的家庭带了多大的安慰和感激。不知不觉地，我就想做医生，作那个每天早上走进病房就像一道阳光的人。

从小我对于忧伤的事情就有种深深的同情，以至于有时候几乎要刻意地逃避。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出去玩，在公车上紧急刹车，有一个老人跌跤了，留了鼻血，大家都没怎么关心，老人自己爬起来擦鼻血。我心里觉得特别难过，止不住哭了，老人还反过来安慰我。当年要考医学院的时候，妈妈是不赞同的，她觉得我的心太软弱，不能承受那种压力，爸爸却觉得这正好是锻炼我的好方法。

从18岁进入医学院，到现在31岁的职业医生，我的医学知识在不断丰富，人格在不断地完整，但是我内心那种对于忧伤的共鸣，却从来不能减弱。我知道自己应该keep professional， 不能太involved，但是看着病人对我的希冀的眼神，家属充满恐惧和寄托的拥抱和握手，我就觉得自己陷入了不可回避的责任中，哪怕明知道自己的肩膀并不能承担这许多。

很多次我在众人面前快乐开朗，因为我不想让别人察觉我超乎别人的attach,在美国医院这样的保守环境里，任何与众不同的表现，都会招人侧目。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如果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每每受创，然后在快要愈合的时候再受创。

这次这个老人的去世，将长久以来积压在我心头的悲伤彻底释放出来，给主治医生汇报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反复地说你已经尽力了，最后他问我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我知道自己cross the line了。

我不是老人的家属，我只是认识他两个星期的陌生人，一个给他提供医学服务的陌生人，但是我却把自己当作老人的亲人，一厢情愿地投入自己的感情，以为自己可以帮助他圆满一个貌似美丽的故事。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错了，造成了自己的失控。但是下一次一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会重复。我害怕的不是自己的感情受伤，而是这样的失控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客观医疗决定，我的个性，是不是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医生。我并不想成为谁的hero，但是当对方把自己的脆弱的生命交到我的手里，毫不设防，那种沉重，让我没有办法不全力以赴。

医学知识是可以不断补充的，但是这样的个性，我自己明白是难以改变的缺陷。主治医生跟我说， family and patients will never blame you for being too involved, but you do have to keep distance to be objective.

在三年住院医生医生快结束的时候，我却陷入了对自己从来没有过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