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
像我这三十来岁的人，提起笔来就忆旧，确有让人笑话之嫌。但是，说到白颐路，就是从白石桥到颐和园的那条路，我确是有资格来忆旧的，相信北京的许多年轻人，包括比我还小的，也都有这个资格，因为那条老白颐路的消失，只是在8年之前，它被拆宽成了一条车流滚滚的大马路，现在很多行车人是怕去那儿的，因为一堵起来就成了停车场。
去年3月，我在旧金山遇到华盛顿大学的艾丹先生，他曾在北京作城市研究多年，我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老白颐路。艾丹说，这条路被收入了一本谈世界各大城市著名街道的学术著作，被拆掉了真是可惜。
老白颐路，世界著名？国人恐怕多觉诧异，一般人或许会说，世界著名的还不得像新白颐路这样，双向几车道，中间立着隔离栏杆，再架上过街天桥？其实，在艾丹这样的学者看来，指望通过拓宽道路鼓励小汽车发展的市政工程只会南辕北辙，隔离栏杆、过街天桥是非人性的，只照顾车行速度，降低道路与周边社区的联系，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这将削弱城市经济的发育能力。
想想，是这样啊。现在，大家多是路过白颐路而已，而且希望路过得越快越好。这条街已没有了逛头，因为堵还让人讨厌，大家情愿把它忽略掉。
那么，那条老白颐路呢？我在人民大学读过四年书，从1987年到1991年，那条老白颐就在我眼前。这是一条有着六排高大杨树的道路，两排杨树为一组，共三组；道路中间是一组，道路两侧又各有一组；每一组是这样安排的，两排杨树之间是一道不深不浅的沟，沟是露土的，雨水可以回灌大地。北京的地下水已严重超采了，是多么需要这样的路啊。
所以，老白颐路成了“世界著名”，可它终还是成为了历史。有人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它不够宽。而在我看来，它已经很宽了，上下车行道各宽12米，加起来就是24米了。如今的新白颐路宽六七十米，还堵成那样，它又够宽了吗？
说到底，解决城市的交通，单靠马路的宽度是不能成功的。北京是想在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环境里，通过拓宽道路使小汽车成为城市交通的主导，这是犯大忌的。如果这是城市发展的真理，恐怕欧洲所有的古城都要被拆光，因为它们的道路也都“不够宽”。那么人家是怎么解决交通问题的呢？就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我在法国的波尔多看到，人家把道路面积的三分之二辟作公交专用线，靠的是这个。
如果北京能够像波尔多那样，老白颐路及城市里积淀着市民情感的那些老街，或许都能留存。这样做，还能提高城市的效率，成为真正的“节约型”。
想到这儿，我真是特别怀念那条记忆中的老白颐路，怀念校门口的那个书报亭，那家海丰餐厅，那个小酸奶铺……那个时候，男同学是可以约女同学到那里散散步的，那个林荫道，那个美，醉人啊。
如今，这一切都被坚壁清野了。上个月，巴黎市总建筑师贝蓝度到北京约我见个面，我定在北大附近，可到那儿傻眼了，居然一餐馆难求，这可是白颐路啊。
新白颐路让我找不到北，我就成了老白颐路的追魂者。今年4月，国家图书馆请我作演讲，国图就在白颐路之侧，我自然老生常谈。年近八旬的胡亚东院士坐在台下，纠正道：“你说的老白颐路还不够老。”我吃了一惊。胡老接着说：“那条老老的白颐路才叫美呢，石块砌路，两侧垂柳。五十年代改建了，石块被拿去修天安门广场，柳树伐掉了，成了杨树。”
回去查清代《日下旧闻考》，可不是吗，上面写着西直门外“修治石道，西北至圆明园二十里。每岁圣驾自宫诣园”。这条皇家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现在的白颐路相汇，直通西郊苑囿。
《日下旧闻考》还描绘了高梁桥一带的景致：“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桥下，夹岸高柳，丝垂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匝。岁清明日，都人踏青，舆者、骑者、步者，游人以万计。”
明代《帝京景物略》载有顺天王嘉谟《白石桥》诗：“纷衍石桥路，西山野望初。中流白鹭起，两岸绿杨疏。泉贮团仙籁，钟鸣隐佛庐。所嗟尘市远，不得更踟蹰。”
再查上世纪五十年代白颐路的改建工程，梁思成曾为一处小庙的留存大动肝火，他在1957年说：“把民族学院前面的一座小庙也拆除了，这我也不同意。我认为把小庙留在上下行道中间，不但增加风趣，而且可以利用它的十一间房，做为公共汽车乘客候车室，或者做自行车修理站，这对群众也是有好处的。”
即使梁思成成功了，这处小庙留下来了，它又能躲过8年前的第二次改建吗？好了，不写了。真希望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没那么多旧可忆；事实上，我所忆的还不够旧。白颐路从胡亚东院士的旧，到我的旧，再到今天这般模样，不过50来年光景，它反映的是不同时代这个城市的价值观。E•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他讲得很有道理。
2006年10月14日 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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