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闻的自由与公正，是项与民主进程同出同入的老生长谈。

我不否认中国新闻的极度不自由，也对自己从前身为吾党喉舌的日子有着“终于过去了”的释然。

仍然清楚记得，总编首次轻描淡写地通知我说，我的某篇报道正在市政府办公室接受修改，我跑到编辑部外面的空地上，静静消化这道新闻前辈们早就习以为常的程序，同时让目光越过一条狭窄的碎石小径，望向深南大道上奔跑的车辆，不由得想起我申请报社工作时的自荐信。

其中我写道：新闻是我一生的梦想，是我理想主义开花结果的地方。

现在我高科技了已经。当年我最要好的几位同事，一位去上海办了自己的报纸，一位跟朋友合伙经营着摇滚杂志，一位来美国成了宣教士，一位在美读完Creative Writing之后，拒绝帮Hallmark写寡不呲咧的贺卡文字，回国从事诗歌创作去了。

不知道如果将来我们一群人还能聚在一起，还有没有人对从事过的新闻工作存有曾经的热爱。

二、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之前，记者在我心目中是极为神圣的职业。现在，它好像比以往更神圣了。所以每逢有人为从事它的人们树碑立传，我都很难颔首认同。

主持CNN“亚洲谈”的Lorraine Hahn在接受央视沈冰采访时，防守性地强调CNN新闻的公正。她说，“像其他美国媒体一样，CNN总被人指责说是‘太美国化’、‘太一面之辞’了，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莫尼卡·莱温斯基之间引人注目的关系被新闻界痛斥了很长时间。近一些的报道，如CNN还在美国政府未确定是否有助于本·拉登的言论迅速传播于世的时候，抢先播放了他的录像带。我们一直努力报道事情的两方面，有时候，这是可能的，而有时候，这又是不可能的。类似这样的故事人们爱看。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从很大程度上说，西方媒体确实做到了公正报道。”

她说的这些，我可以同意。尤其觉得客观的，就是用了“从很大程度上”这个状语。如果不细想，仿佛这样就够了。其实却不然。任何对西方媒体的过度乐观与赞扬，在我看来，都是违背了对人性的基本认识。

哈金在《战废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剪报集里还有其他名人的照片，比如三十多岁的《纽约先锋论坛报》战地记者玛格丽特·辛顿，高个子金发女郎，长得像个二流女影星，灵活的大眼睛，窄窄的鼻子，一头烫发，洁白的牙齿。她总是穿着肥大的劳动布的衣服，戴着飞行员墨镜，蹬一双网球鞋，戴着超大的帽子。有张照片上，她和麦克阿瑟将军很熟悉的样子，将军的手不经意地搭在她后腰上。文章里说，她常能得到其他记者得不到的故事，她到前线去采访，甚至和仁川登陆的部队睡在一起。不论辛顿小姐在哪里出现，都会引得美国大兵一片欢叫，大家多少个月没见过金发女郎了，她的吉普车是部队最抢眼的风景。她一定是个优秀记者，获得过普利兹新闻报导奖。现在她早已返回美国，但已经患了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和周期性虐疾、痢疾、黄疸，都是她在战地报导的过程中传染上的。在一次采访中，她对记者宣称，不找到“一个和战争一样刺激的男人”，她就不结婚。看到这些话，我内心里冒出一阵恶心――对她来说，战争是一种表演，一场好戏。应该给她一支枪，让她像一个步兵那样去打仗，让她亲身体验打仗的人遭的罪，还有被出卖、丧生、发狂等种种辛酸的滋味。有篇文章甚至下结论说：“朝鲜战争是她的战争。”谁能承受战争的分量？对目击者来说，是要让真相公诸于众，但我们得记住，大多数受难者是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的，为他们的经历作证，是肯定不适当的。

作为小说作者，以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哈金在整部小说里都表现得冷静、客观，合理地叙述一名“志愿”兵在战场上和战俘营的遭遇，并通过它们，水到渠成地表达自己对于这场战争和作战各方的看法。

偏偏这一段，连亲身经历都算不上，不过是主人公到达济州岛亲国民党战俘营之后的一点小小生活变化――终于可以看到报纸了。报纸上内容很多，他却突然对这样一组报道，情绪激动起来。

不知道是受这突然的激动影响，还是触及了我的敏感神经，我对于战争对于新闻的想法也开始泡动起来。

关于韩战的方方面面，到今天仍有不休的争论。这就是战争吧，各人属于它的不同阶层，看到它的不同截面。

战地记者以本来不属于战争的身份，参与进来，赢得了“为新闻事业舍生忘死”的赞誉。

优秀的记者似乎理当被奉为无私的英雄，只是我向来怀疑“无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难道世界上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私的么？

我这样问，当然不是鄙视新闻记者的人格。任何人的人格，都多少有着伟岸和感人的一面，哪怕是那些公认的坏蛋。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方向，记者也不过是为着自己梦想或者利益而努力的普通人。有人的努力充满激情而且被才华所推进，有人专注于汲汲营营，有人则对所谓事业毫无激情可言，混口饭吃而已。

三、

看到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林达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的“回忆新闻人普利策――只论真假不论好坏”。文章后半部分尤其好，谈及普利策成为报业巨头之后的情况。作者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冷静思考和深刻反省，正是我所以为的神圣的新闻事业所需要的思索。

文中说：

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人有与生俱来的弱点，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们很少敢问自己，我真的希望天下太平，从此之后，每天打开电视和报纸，里面只有一个微笑甜美的声音，报出千篇一律的好消息吗？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其实无法切开这枚硬币。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认识，新闻业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做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者列举了《世界报》和《日报》的新闻轰动效应之争。那段美国报业发展的高潮时期，也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与美国今天的相对水平如镜形成有趣的对比。

那是在1895年，当时两份报纸竞争异常激烈，时有相互抄袭报道的事情发生。一次《日报》设局，刊登了一篇完全虚假的报道，结果普利策的编辑立刻上当，改头换面剽窃了这条新闻，并捏造说自己为了开发相关的古巴新闻，已经派出采访专船。

当时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形势紧张，这两家大报为了制造 “新闻效果”，热衷于煽动民众。美国军舰“缅因号”在西属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普利策和赫斯特迫不及待在各自的报纸上推出各种煽动性猜测，甚至发表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美国民众被激怒，推动国会宣战，美国为此付出了5000条生命的代价。

其实从普利策一生的经历来看，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他虽然不是战争狂人，但他无疑是个新闻狂人。我们来想想新闻狂人的素质是什么呢？其中应该包括热情、敏感、勇敢、坚毅、博学、深思、独立，等等等等，但却不一定需要包括悲天悯人的爱心。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著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出生出世，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像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不单单像普利策这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有弱点的，也不单商业运作在推波助澜。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点上的。所以，新闻业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记者常被人称作无冕之王，笔下写出的是在民间继续传播的是非曲直。普利策则是位切实配戴着至高冠冕的王中之王。他的名字，在新闻界，是不容置疑的神圣象征，代表着为正义而战，为新闻献身。

只是为之献身的新闻，说白了，就是人们不知道可又很想要知道的事情。记者去采访战争，我们关心战争，因为它以各种形式跟我们发生着联系，我们想知道从身边去了战场的孩子们是否还活着，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我们的汽油会不会继续涨价，我们的股票明年还值钱不值钱。就算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的猎奇心理决定了我们想要，想要，还想要。

这块沃土培育了新闻从业人员对于挖掘消息不可抑制的心理需求。当然了，如果挖掘的收获没有了观众，需求自然会减弱，甚至消失。虽说满足自我需求永远高于满足他人需求，但是当他人需求是自我需求之供应时，就有了“自我牺牲的英雄”，这是表象与内里在推手。

林达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最后那段话：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