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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洋插队的故事之前，先聊几句网友回贴有关的话题。
小费。我出生在家境中等的知识份子家庭，儿时靠父母的工资，衣食无愁；又是家中的老么，被娇惯，无责任感，大手大脚习以为常。当工人后，体会了“新社会，新国家，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优越性，和小哥们胡造了几年，周末回城里，总得找个地方搓一顿。结果，上大学前一个子没攒下，和我同时当工人的师姐师兄们，存款两千以上的，不是少数。上大学是带工资的，比较有钱，经常在吃的方面周济同宿舍的小兄弟，是寒假返校敢坐飞机的主儿。从来没为钱发过愁，自我潇洒了多年。直到到了美国，才面临了钱的危机，才知道钱不只是用来潇洒的，更重要的是用来维持生活、维持家庭的，这才从“揪着自己头发想上天”，回到了地面。当小费成为收入的主要源泉时，清高是装不出来的。对不付小费表现出的恼怒，不仅仅是对钱的在意，还是对自己处境和努力不被理解的失望。而每天清点小费时的欢欣，也不仅是对金钱的贪念，更是对自己辛劳的欣赏。没经过这类磨炼，大概很难体会这时的心情。对我来说，洋插队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理解和体验了自食其力的意义。
剥削。我没有经历过“人吃人”的旧社会，从小被教育得对剥削深恶痛绝。洋插队的四年，亲身经历了被别人剥削，让老板无偿占有自己所创的“剩余价值”的过程，却无法产生痛恨剥削的反应。前两天拜读网友“围观生活”的大作，<打工生活，俺难以忍受的快乐>对他所述的“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些老板们提供的机会，让多少个打黑工的老留学生，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生活。”深有同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成千上万的自费留学生，面临著生存的挑战，却无投资本钱，无北美谋生技能，更重要的，无合法工作的权利。接纳这些创业者的，是遍布北美的中国餐馆。我后来打工的地方，就有三个从大陆来的学生，两个上海人和我；以后，我又陆续地介绍了四五个学生加入。很难想象，没有这些餐馆，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生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一直是从正面理解这些中餐馆对自己的帮助的。
至于餐馆只付最低廉的工资，也不难理解。餐饮业的服务人员，历来就是工资最低的组群，无论中餐，西餐。餐馆业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家庭经营的中小餐馆，多是在赚蝇头小利，惨淡经营。所以，压低成本是必需的手段，而人工开销，则是成本中很大的一部。再看看经营者，以我后来打工的餐馆为例：从79年开业，到89年我离开，十年间，除了每年圣诞节放假一天外，老板娘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10点，，全年工作。按我们能拿到的工资加小费共$12/小时计，全年她也该拿到5万2千多元，这在80年代比刚毕业的MBA只多不少。她拿不到这么多是一定的，那么，谁剥削她了？再考虑到应得的投资回报，或经营不善的破产风险，好像接受点剥削更舒坦些，是吧。所以，我理解剥削的正面意义在于，由她的资金和做生意的欲望，解决了至少十个人的就业，受益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下面还有两句，是笑话，就不说了。
回到正题上来。
我去工作的第一天，是星期五晚上。先去认识将要一起打工的同事:一个是台湾来的，叫David，是位职业Waiter，在中餐馆里混了十来年了，自认是Captain，和他以后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另一个叫 Frank， 上海来的留学生，在State U 读书，大哥的朋友。一位Busboy，小D，也是上海留学生，在哪读书，没人知道；一位Busgirl，老板的妹妹。老板娘冷冷地说了声，让David给你讲讲吧，就没再搭理我。David告诉我，这里很忙，尤其是周末，动作一定要快。又说这里是打共产，就是所有的小费合在一起，最后平分，每个Waiter得四分之一，小D和老板的妹妹分另外的四分之一。(Busboy能得Waiter的一半，是这家餐馆的一大特点，David 一直忿忿不平，说小D是老板他爷)。他很直率地说，因为是共产，所以大家都要自觉，别想偷懒，让别人多干。这些我早就知道了，因为大哥曾在这儿当过Waiter， 和David共事三年。据他讲，David人不错，干活麻利快捷。就是小气些，对干多干少很在乎，分小费极认真，最后的一个Quarter 也要用零钱分开。
那天晚上是真忙，和我原来干过的餐馆没法比。一百多人的位子，坐得满满的，而且都转了两次。尽管是新手，对菜不熟悉，但我还是尽量多接单子，还帮他俩出菜，帮小D收拾桌子，一路小跑干一个晚上，力求在老板娘和同事间留下个好印象。辛苦换来好评：David说，听你大哥介绍过你，不错，以后一起干！最高兴是分小费，David把我的那份交给我(一定是David分小费)，一数，五十多块。哇，这么多！“这儿周末都是这样，有大Party 定位还会更多”。
以后每周工作两个晚上，两个全天，家里的经济明显好了起来。Frank和小D相继辞工后，我介绍了几个同学进来做Busboys和waitress，把这个好的挣钱机会分享给洋插队的队友们，也打破了以前老板的规定，他是不要女生的。因为和老板老板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又像以前一样，可以在老板娘不在的时候，掌管钱柜，兼管杂七杂八的事，这个餐馆好像真的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老板娘对我也越来越好。生老大的时候，她和老板送给儿子一副金项链，还在餐馆为我们办了儿子满月的酒席。她介绍我加入了一个韩国华侨和韩国人私下成立的储蓄互助会，为我赚了几千元。要不是有他们餐馆担保，人家不会要我，我也不敢参加的。逐渐地，关系从雇主雇员向朋友发展，一直保持到我离开。这么多年，我每年回加州几次，总要找一次机会，去看看老板夫妇，在他们的餐馆吃顿饭、叙叙旧。老板和雇员之间，能成为朋友，也是不易。今年七月回加州，全家在他们餐馆用餐，老板娘送了个菜，猜猜是啥，“红烧虾子海参”，够意思吧。
更有意思的是David。David的小气和计较是全店知名的，开始我也是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不在任何能触犯他利益方面做错事。慢慢地，我发现他对我很欣赏，不像计较别人那样计较我，还主动和我讲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有一次和大哥聊天，无意间说我给David分好的小费，大哥大吃一惊，说：他让你分小费了？我和他共事三年，这可一直是他的专项啊！其实何止是小费，他的老Honda发动机烧了，只得买了部新车，他知道我喜欢捣鼓车，就让我把旧车拖走，换个发动机，还是一个很好的车。其实，他完全知道可以用旧车换来百十块钱的。
每次和David一起打工，就是一次和平竞争的机会。因为是共产，我的想法是，他是老Waiter，经验多，动作快，和我们共产觉得吃亏。所以，我一定要多做，做好，不能让他觉得我在占他的便宜。我猜想他也有同样的心理压力，毕竟都是很自尊的人。每次我占先时，他总是说，就是打私产，也没见你这么玩命干的，共产党就是厉害。他占先时，我反唇相讥，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正规军就是比土八路强。时间久了，竞争导出互敬，彼此之间倒有些惺惺相惜了。
要去加拿大之前，他为我们饯行，他太太顺便带来了很多他儿子的旧衣物。他儿子已经十一二岁了，他还保留着他们四五岁时的小衣服，可见对财物的细致。他儿子是双胞胎，给我们的衣服都是双份。我儿子小的时候，哥俩差不多大小，每次看到儿子们一样的穿着，就想起了David，想起了餐馆的那段生活。太座最后调侃地说，认识你是我们的福气，他却十分认真地说，我接触了很多的大陆人，但喜欢的就是你老公这种人，真服了你老公的工作态度和处世为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谋生和学习，放下身段，端了四年的盘子，却得到了来自不同社会的人的认可，也算是洋插队的另一收获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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