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为什么有侨领?

中国官方回应网传“国侨办报告称侨团内耗严重”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10/c_128790482.htm

中国人最需要敬重的五样东西，分别是天、地、皇帝、父母、教师。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君臣关系、师生关系最终要通过“血缘”关系来理解。直到今天，现代中国人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首先会问及家乡，以便建立某种地缘-血缘的认同。

我小的时候，到文昌县城，认湖山人为老乡(对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习俗、风俗、方言口音等文化背景的同胞的称呼) 。到海口市工作后，认文昌人为老乡。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认海南人为老乡。到北京工作时，认广东人为老乡。到德国后，认中国人为老乡。

血缘文化的核心是血缘感情。所谓“亲”就是“近”，而所谓“近”并不是物理距离上的远近，而是在血缘谱系中的近。比如相同父母的儿子比父亲兄弟的儿子要近，最亲近的是父母与子女。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把血缘亲情文化的逻辑出发点定在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上。一切血缘感情都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爱的扩展和外推。

德国人是一个游牧民社会，他们的民间组织往往按照专业区分，所以登记社团和非登记社团林立，支撑着德国这个文明社会。在德国，任何民间组织都是互益性（gemeinnuetzig）组织，分为登记社团和非登记社团。登记社团在法院注册后，同样在税务局备案，经税务局审核后，登记社团再分为“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获得“非营利组织”认可的社团，享受免税（社团本身不用缴税、捐款者获得免税证明）待遇。民间社团发达程度，是衡量公民社会是否成熟和民主法治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志之一。班贝格才七万人口，登记注册的互益组织一千六百多，没有注册的团契两千多。士、商两栖的我，现在是三十六个协会的会员。

中国人是一个农民社会，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他们的民间组织往往按照血缘区分。在中华相对封闭但又适合农耕的土地上，中国先人发展出了成熟而又稳定的农耕文明。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独特的。诚然，人类进化的一般历史都是从旧石器时代走进新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定居和粮食生产，也就是所谓农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进入农耕文明的时间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华农耕文明特别典型、特别成熟，以致于压抑了其它文明类型的发育。比如，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没有发达的海洋文化，这是农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结果。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表达的是典型农耕社会的防御思想。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人分四等，“士农工商”，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低于农人，也表达了农耕主导的思想。

郑义的《老井》告诉我们，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徏，安土、定居、安居意识很强。那些离开家乡在外面工作的人被认为是很不幸的，比如背井离乡。人们与土地高度绑定在一起。中国人特有的“籍贯”概念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对于德国人而言，籍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德国人的护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没有“籍贯”这样的项目。对于基本不迁徙的民族来说，籍贯就是出生地，籍贯的概念有强大的意义。

20世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人的迁徙开始频繁起来，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中国人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弯抹角的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国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生人变不成熟人的话，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人们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仍然为中国人最大特色。

人们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这个秩序，人们分配各式各样的资源、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所以旅居海外的华人，在每个城市都有  XX  同乡会，同乡会就是依靠这种“血缘”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很难改变这种“血缘”秩序。今天我在餐馆里，看到中国海南来的客人，本能地用海南话与他们打招呼，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海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