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脚步一刻不停，弹指间指针已转向新的一年。作为岁月的驿站，年带给国人的是休憩，是喜悦，是盘算。作为个人的记忆，年留给我的，是苦乐甜酸，各种的滋味，各种的体验。

小时候，是多么地喜欢过年啊！一身新衣裳，就是全部的期盼。逢到过年，爸爸就爱说，过年过年，闺女要朵花儿，小子要个“啪”。这句通俗至极的话，将男孩儿女孩儿的天性诠释得生动恰当。女子生来就是爱美，男子生来就爱打仗。

有那么些个年头，我们住在一座四合院里。东屋对门，是一对精明强干的夫妻。他们家男的李叔叔是东北人，在大观园商场做党委书记，女的刘姨是本地南部山区人，教育局红人。两夫妻没有儿子，生到老三女孩儿就送给了刘姨的姐姐。后来生下第四胎，仍然是个女孩，就死了心，不再生了。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放鞭炮。刘姨家没有小子，就由李叔叔出来放几个二踢脚。我爸这时候自豪感就特别爆棚，指使弟弟左一个右一个，放了响亮的大雷子直冲云天，再放个闪亮的小钢炮噼噼叭叭。院子里别的人家也是，孩子多的热闹多，男孩子们吵吵嚷嚷，在鞭炮的震裂中心满意足。

过年放鞭炮的习俗，不知起于何时，又出于何种心理。只知道这种心理深植于民族心灵之中，不可放弃。上世纪开始，有几年国内许多城市要求禁放烟花，遭到强烈抵制。老百姓怨声载道，说缺了鞭炮，年就没味儿了。却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年味儿，他们想要的年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儿。

公婆来美国探亲的那年，赶上过旧历年。公公几次试探着问他儿子，就不能放几挂鞭炮么？儿子斩钉截铁地答复，不行。老人家很是失落。忽忆起来，我第一次回婆家的时候，公婆也是用一串鞭炮迎接我的。可见这带响声的能在空中释放，发出亮光的东西，在国人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若细论起其中的心理，大概是一种宣告的方式吧。这是否意味着某种不成熟呢？很多年以后我逐渐明白，懂得享受安静，是一种文明。

喜欢过年的年月并不多。对我来说，长到十四五岁，对过年就已经流露出厌恶的情绪。借着过年大肆张扬地吃喝，亲戚邻居四处串门，酒宴欢场的无聊俗气，之前之后无休止地扫除清理，被我归结为劳民伤财，庸俗虚假。

随着长大，家庭对子女的要求也变得不同以往。女儿们出嫁了，父母期望的就是往娘家带回多少年货。我在媒体工作那些年，爸妈是不购年货的，全部都是由我包办。也难怪人们禁贪困难，有指望的时候，谁愿意自己掏钱呢？也是我把他们惯坏了，哪一年年货少了，就少不了嘀咕抱怨。

很怀念在单位忙碌的日子，大约是九十年代初期。越是年节，工作越忙。常常是大年三十下午了，才被主任放开，可以赶在商场关门前买新衣服。

其实那时候，早已不是小时候物质匮乏的年代。平时零散购置的衣物足够应付过年的需要，再买一件衣裙，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购物欲寻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罢了。

说起新衣服，想起小时候母亲给缝制的小褂子。七八岁的时候，爱美的萌芽愈发清晰。北方的冬天，大人孩子靠的都是一件厚棉袄。条件好起来以后，才有了一厚一薄两件棉袄。棉袄做起来费时费工，不能常洗，每年也就拆洗一次。平日里套在棉袄外面的一层罩衣，就是展示美的最好的途径。

母亲年轻时候，算得上心灵手巧的。她对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在我未成年的岁月里，也算是尽了心力打扮。记得最让母亲骄傲的是，她用一块借了别人的布票买来的府绸花布，为我剪裁缝制了一件带花边的小褂子。领口和大襟上的两个口袋，都用松紧带做了一圈小褶皱作为装饰。这在那个土气朴实的时代，算是一个小小的时尚追求吧！

除了穿新衣，放鞭炮，吃上几口难得的鱼肉荤腥，还有贴对联贴年画。农村集市上热闹非凡，熙熙攘攘的人们喜气洋洋，那是苦日子里对自己的犒赏。有一年回姥姥家过年，姥姥亲手给我做了一件崭新的厚棉袄。十二岁的小舅舅领着五岁的我，雄赳赳气昂昂大街上走一趟。小舅舅对每一个遇见的熟人邻居骄傲地介绍我，她的俺的小漪漪！

岁月荏苒，一晃半百。如今母亲舅舅姥姥姥爷皆已去到另一个凄凉世界，化作尘土。我记忆中的鞭炮年画新衣裳，也被时光洗刷得淡薄模糊。遥远彼岸的亲人们，要么垂垂老矣，要么孤独伶仃。看起来只有逃出故国的我们，虽无过年的兴致，却有融融的亲情，过着每一天都是年的幸福日子。

繁忙的俗世中，偷来一段零碎的时间，写成上面一页文字，权当是对过去的数年的敬礼，和对即将到来的新年的致意！

对终日劳作的我来说，送走噩梦般的庚子年，是此文最大的意义。

顺致牛年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