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无可置疑的成功让人们对西方传统经济的某些基础理论提出质疑。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民主和资本主义似乎是不可分的。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同样没有民主也就没有资本主义。
受新加坡的启示而形成的中国模式是否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克服自身的矛盾，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长期繁荣呢？换句话说，中国正在拯救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拯救资本家？事实上，中国的挑战对西方社会来说是一个双重机会。一是允许西方使“资本主义道德化”，二是允许西方“创新它的民主机制”。
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人趁机对我们说，“在不靠我们你们就将坠入深渊的时候，你们怎可对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金融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好呢？”我们不能在强调亚洲新兴国家存在着结构矛盾的同时，安然自得，高枕无忧，只等着这些“纸老虎”自我毁灭。这些矛盾存在着，可能会加重。或许是受自身获得成功的鼓舞，中国政_权正透出令人不安的强硬迹象。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也不能够仅限于说，世界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国人梦想像我们那样消费，而我们的噩梦将是像他们那样工作。
面对“东风”因成功而体现出的胃口，“西风”需要靠“北风”来获得新生。这个说法也暗指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模式。在北欧模式下，政权是简朴而讲诚信的；妇女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贫富差距适当，未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而经济运转和发展所需要的移民也基本受到体面地对待。
今日中国就像昨日美国那样正成为一个能反映出我们社会优缺点的镜子。
“东风”应当首先被我们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挑战。它可以促使我们去关注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使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好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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