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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时教我们语文的是王老师，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课也讲得极好。
高一那一年，我们似乎一下子，都长大了。
如今的当红导演 L，那时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但是语文考试常常拿第一名的是我（也只是考试分数高而已，没有多少真正的本领）。 而王老师即不喜欢 L，也不喜欢我。王老师喜欢另外一位女生（女生B），他认为女生B是他教过的学生里面作文写得最好的一个。（女生B的作文的确写的很好，她那一手清秀整洁的小字也让我绝望地羡慕。）王老师对女生B的偏爱惹恼了男生B，因为男生B认为他才是王老师所有学生中作文写得最好的（男生B的作文也的确写得很好，他那一手清秀整洁的小字也让我非常羡慕 --- 由此看来，老师对学生的“移情别爱”，同恋人之间的“移情别恋”是一样的，移来移去，喜欢的都是同一种类型。）男生B是我的暗恋对象，但是我却在放假时和男生C单独出游（这是我中学时代做的很不够朋友的一件事，大概是我个性中邪恶一面的最初展现）。男生C是个非常可爱的男生，而他那时最最要好，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就是如今的当红导演 L。
中学时代，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能够弄复杂的地方，务必要弄的极为复杂，这样我们才可以“爱上五楼（汇文教学楼的最高层），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一定要经过那以后真正复杂繁琐，“剪不断，理还乱”的数十年人生，才可以认识到“简单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在汇文，我做了很多年的数学课代表，可是我的数学并不是一直都好。高一时的立体几何，是我学业上最大的噩梦 --- 那些虚虚实实的线画出来的三维图形，是我至今都解不开的密码。在别人眼里是“凸”出来的地方，在我的眼里一定是“凹”进去的。整整一个学期，我就像是《虎口脱险》里面那个对眼儿的机枪手，盯着黑板上的图形发呆，那些图形在我的眼前常常幻化出数个孪生的兄弟，“凸凹”各不相同，拼了命的要重叠到一处去。在这“凸凸凹凹”之间，我的立体几何一直在70分左右徘徊。
等到高二学习解析几何，我才再次如鱼得水。原来我以为这是因为我和解析几何有缘，后来才发现，解析几何的确是比较直观易学的一门课。更重要的，教我们解析几何的段老师，实在是一个太好的老师了！
段老师，50岁出头，学问和人品全都没得说！更令人难忘的是他为人的谦逊，谦逊到他对我们这些学生说话也会常常以“您”开头。我从未看见段老师有板起脸来的时候，无论是对着校长还是对着学生，他都一样的态度谦谨。
除了那一次的路遇：
我行走在学校附近的“幸福大街”上，段老师骑着二八单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车上的段老师，弯着腰，弓着背，眼望前方，脸上透着我从未见过的勇敢坚毅。段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夹着葱和韭菜；段老师身上，像是背书包一样，斜挎着一辫子滚圆滚圆的白皮蒜！
在课堂以外的地方遇到老师，这对我一直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我至今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在菜市场见到老师时那份震惊的心情 --- 神仙下凡啦！原来老师也和我们一样，也要吃饭，也要排队买东西？
这种感觉持续了我的整个求学时代。虽然我已经不再震惊，但每一次这样的偶遇都使我进一步的明白 --- 世界不只是学校；而学校之外的那个世界，也并不都如老师在课堂上所讲述的那样。
周老师，我中学时代最后的一位班主任。为人极为和善。
我有一次在周老师面前哭了，说我不想去学医，不想一辈子要念那么多的书。周老师笑着说：“哪里会像准备高考这样辛苦啊！”
高三总复习开始的时候，学生运动的烈火也熊熊地燃烧起来了。周老师人在课堂，他的女儿在广场。
每一个人都想听他讲广场的事，可是周老师表现的好像，从来没有这回事一样。
于是我们自行在民间传播各种听来的故事，大家传的斗志昂扬，恨不得立即加入革命队伍。但是六月四号一过，这些故事被我们自己推翻了，我们开始流传反面的版本。
比如，有一位同学，他的妈妈在医院工作。他本来说，他妈妈有同事死在广场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主动辟谣，说那位同事根本没有死，昨天还和他妈妈一起吃饭来着。
颠来倒去之中，我们高考了。
中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早已经不唱“带上团徽走向未来”这样的歌了，我连团徽都丢到不知哪去了。
毕业时我们唱的歌是 ---
“我像一只，火鸟，无声地，燃烧。我要唱那，那一首歌谣，去到天涯海角。”
这是大学生们在广场上唱的歌儿。
“未来”对于我，已经不再是“梦中天堂”。在汇文的六年时间里，我一点点地见识到了“未来”的雏形。
然而，当“未来”还只是梦境的时候，它有着非常清晰的样子；而见识了一些“未来”的我，却是前所未有的迷惑。
我需要那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渐渐了解汇文带给我的是什么。
汇文的老师们，他们不是圣贤，他们都受到来自自己个性及当时社会的局限。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负责于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各自于教学之外留在我们生命中的，也许更为重要。
毕竟，我早已经记不起从保定到北京的距离，可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段老师背着一辫子蒜，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飞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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