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了德里达。 

德里达和尼采，海德格尔一同被被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思想家，在他去世后，The New York Times刊登过一篇纪念文章，作者Mark Taylor在文章里很通俗易懂又不失准确地解释了一下德里达常常被误解的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作为分析复杂文本的一种方法，不是后来被通俗化了的简单的拆分肢解和对结构的否定。其核心思想是，每一个决定我们生活和感受的结构体系，无论文学的，心里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它所产生和持续的基础都是排斥行为（acts of exclusion），一个系统的建立意味着另外一些东西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外。 

这些排他的结构是一种压迫或说压抑的结构，但是这种压抑并非是没有后果的。和弗洛伊德一样，德里达也认为，被压抑的东西并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回归。无论这些结构看上去怎样的牢固安全，这些被压迫者的回归都会动摇他们的建构基础。 

对德里达而言，最需要警醒的是左和右，红和蓝，黑和白，男和女，好和坏，支持我们和反对我们这些把世界分为截然相反的双方的简单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的结构并不是建立在对差异的接受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差异的排除的基础之上，一如法西斯的极右和斯大林的极左的起点，是同样的集权主义的内涵。德里达认为，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生活可以忍受。他的目的，是寻求一种能够克服对差异的排斥的视角。 

无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论德里达的误解都多过理解。 

左派支持者们使用德里达关于差异的理论来打造Identity Politics，用泾渭分明的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对立代替德里达对于差异的保留和尊重，用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代替了消除差异（的排他性基础）的眼光。 

而右派批评者们将德里达形容为一个恶意动摇西方社会文化基础的虚无主义者，将真理和绝对价值的无法确知做为指责德里达否认道德判断的依据。他们的结论是，相信德里达的理论意味着滑向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并最终丧失任何理智行动的能力。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德里达的判断都终结为道德判断，绝对真理和价值的无法确知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赖以生存的认知上的分类和道德原则，例如平等，公正，慷慨，友谊等等。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指导我们行为的观念和规范的内在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局限，并不断地质疑和修正这些规范和观念。只有建立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的行为才能够是真正的道德的行为。 

人类的行为，多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譬如宗教，无论耶和华，基督耶稣，还是真主安拉，都无法被人完全的了解和呈现，然而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那些最剧烈的冲突却是由自那些确定无疑地宣称神站在他们一边的人们所推动的。人们对简单明晰和确定性的渴望使得文化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大行其道，然而正是这种不容异己的确定性，使得这个世界动荡不安，未经怀疑考验的信仰才是最致命的威胁。 

所幸，盲目确信的另一面并非什么都不信。我们可以选择容纳不确定性，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他者。Mark Taylor总结说： 

In a complex world, wisdom is knowing that we don’t know so that we can keep the future open. 

想起德里达，是因为在文化走廊看到了好多人在谈论歧视的事儿，想写点儿什么，自己理一理思路。也是最近写论文被制约的厉害，写什么都很有结构的样子。那么这一篇，就算是我的文献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