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渡大学上了一个学期的生物系,就转到药学院天然产物与药物化学系。我开始想做的题目是冬虫夏草。当时完全不晓得美国科研要申请基金等等学术规矩。Heinz Floss教授是专门研究麦角菌的化学与生物合成的,也刚好与冬虫夏草的研究连上,结果就投他门下,分离,提纯和定性第一个合成麦角生物碱的酶,这是世界上次生代谢物合成第一个成功提纯的酶,从培养菌丝,提纯,蛋白质鉴定,到酶动力学,全部过程做完,还是很有意义的。中药的天然植物药源,始终不能满足大量需求,有机合成对生成立体化学结构的Enantiomer有局限,生物合成是解决方法。以后到耶鲁大学化学系,在A. Ian Scott的实验室工作,攻克了长春花碱的第一个生物合成的酶,是另一个例子。这两位教授,在天然产物化学方面是很有名气的。Heinz G. Floss是Robert Robinson(Nobel 1947),Richard Kuhn(Nobel 1938)的隔代门生。A. Ian Scott 是Derek Barton(Nobel1969)的门下。所以,我有幸就业在诺贝尔奖的第三、四代,也沾了点他们的学术习气。我已经基本脱离化学,全部搞历史,采用的思路方法,其实与科研没有两样,主要是不能带任何成见,不能受过去文献羁绊,要多方实证,敢于突破前人没有涉猎的领域,我觉得一点没有浪费当年的功夫。
1977年,到德萨斯州农工大学化学系任教,一直是希望朝中药方面发展,在杂志上写了一篇简单的报告,现在看来不很成熟。1979年5月终于如愿访问中国科学院,主要是植物所接待,还访问了北京的遗传学所,生物物理所,药物所,上海的植物生理所,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第二肿瘤医院,广州的华南植物园,中山大学。因此招了几位国内的研究人员,最出色的是有机所的张伟君,她参加过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重要工作,非常勤奋,我与她经常待在实验室,一起工作到午夜,我开车送她回住所。我带的一位美国学生,博士论文是黄芪的活性多糖分离,他后来到美国FDA做事。黄芪的项目是与Houston的MDAnderson肿瘤医院合作。当时北京日坛医院的孙燕教授是那医院的访问学人,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些中药的分离,发觉中医的抗衰老药与免疫很有关系,就是孙燕讲的中医‘扶正’理论。我们谈得很投契,他后来回中国,把我们合作的成果商业化,开发了贞芪扶正颗粒,颇有成就。美国的科研政治,从药厂到NIH都是反对研究中药的,不拨基金,我这愿望一直没有好好实现。离开学术界,到工业界去,中药的研究,就此告一段落。在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写了一篇报告书,建议研究中药,也没有受到重视。直到1989年,回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做事,通过我以往与科学院的关系,让中科院,香港生物科学院,美国一个药厂,建立了三边合作关系。这家药厂发展了一些比较独特的生物受体测试方法。由国内两个研究所制备半提纯样品,送到香港,一部分在香港测试,一部分寄到美国测试。但是,我一开始就觉得,用受体测试,可能会错过很多活性,因为中药的作用有时不是直接的,跟他们建议没用,药厂是大东主,他们说了算。结果几千个样品,明明是有药效的中药,都没有测到有苗头的活性。可以说白白浪费了两年的工夫。这家药厂后来被兼并,项目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