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3岁来到美国， 其目的是学习分子生物学。

最先，在M博士领导的一个实验室做补体基因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个实验室在补体研究领域里可算得上世界领先水平。 我在那里工作了13 个年头， 发表了21篇文章，打下了基因研究的坚实基础， 包括了实验手段和基础理论。13年后， 老板退休，去国外一个研究所任所长， 要我跟他一起去。 我考虑到我的家庭和孩子， 留在美国， 没有跟去。 在其他实验室转了一圈后， 58岁， 进入基因治疗中心（Gene Therapy Center)， 做这方面的基础研究。

这个中心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基因治疗中心， 中心主任A博士，在基因治疗领域可算是个领军人物。 中心 有60个工作人员, 除了主任外，还有一个副教授（Associate Prof）和8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 都是博士水平。 在鼎盛时期， 这个中心每年可发表50-60篇文章。 A博士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我构建一个条件复制型腺病毒载体（Conditionally Replicative Adenoviruses), 简称 (CRAds)。 这种载体借助一个启动子（Promoter) 的调控， 使得腺病毒在肿瘤中得以大量复制， 在其他正常细胞中复制被抑制。 大量复制的腺病毒可将肿瘤细胞破坏而正常细胞未受损害。 因而， 肿瘤得以治疗。

开始， A博士要我把一个趋化因子受体（CXCR4) 的启动子组装到腺病毒的调节部位， 以控制腺病毒的复制，但我感到这个启动子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不高。 在我搜索论文时， 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基因， 叫凋亡抑制蛋白基因（Survivin gene) ， 它有高度的肿瘤特异性， 只表达于肿瘤和胚胎组织， 而正常组织细胞表达几乎为零。很快， 我从一个同行手里拿到了这个基因的启动子全序列（DNA sequence ). 驾轻就熟， 在我的实验员的帮助下， 不到一年的功夫， 第一个在世界上构建成了一个新型的Survivin-CRAd载体。 实验证明， 在肿瘤细胞中腺病毒复制十分活跃，尤其在神经胶质瘤细胞， 在正常细胞的对照组中腺病毒复制活性极低。 文章发表后引起同行的关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神经外科主任， Doctor J., 主动要求和我合作， 进行神经胶质瘤细胞方面的基础研究。 我们在动物实验上得到证实， 这种载体确实可以杀死神经胶质瘤细胞， 从而肿瘤生长受到抑制。 Doctor J。对此结果满意， 兴趣极高， 准备向NIH和FDA申请临床试验。

有一天， NIH的一个小组到基因治疗中心讲述如何申请专利。 第二天， 我征求A博士的意见，想申报Survivin-CRAd载体的专利。 他大力支持， 他说：“你把资料整理好， 要图文并茂， 尽快上报！“ 我很快把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 制好图表， 配上文字， 重点说明该载体在肿瘤， 尤其在神尤其在神经胶质瘤上的特异性， 以及临床应用的潜在可能性。 申报就在学院进化， 向专利局申报专利的费用， 约十万左右（当时的价）， 由学院支付。 在这过程中， 有一张表格要填写， 上面写明一旦有人购买此专利， 买方要付一笔款给卖方， 一般根据应用的广泛程度， 款项大约在几十万到几个米左右，学院将提取款项中的75%， 另外25%归实验室所有。 我就此征求A博士的意见， 他十分爽快地说：“你是主导构建载体者， 我是实验室主任， 我们平分这25%， 一半一半。“ 我就按照他的意见， 对开这25%， 填写到报表上。 三个月以后， 学院专利主管单位要求我们开个会， 包括我的老板， A博士，和我。 会上，学院专利主管肯定了上报的材料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准备上报，唯一不足 的是动物实验的数量不足， 希望能增加实验动物的数量。 A博士一看上报有望，没有等我开口， 连连赞同， 并说：“我们增加动物数量，明年再报”。当时， 我很奇怪， 学院专利主管并没有撤销这个专利， 只是要求增加动物数量， 而A博士却自行撤销申请， 我久久不能理解。

不到半年， 我们中心的一个博士生， 到我办公室请教如何填写专利申请表，是A博士要求他协助填写的，申报Survivin-CRAd载体的专利。 我一看， 就是我上报的材料，连实验动物数量也没有增加， 只是改头换面， 将其中主导构建载体者改成A博士， 当然一旦有人购买此专利， 学院将提取75%， 另外25 % 全归A博士。噢！ 我懂了， 他为何急忙撤销第一次申请！

我没有和老板抗争，只淡淡一笑，按照中国老祖宗的教诲，“退一步， 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