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并相处过的奶奶姓杨，我知道她被家族里老一些的亲戚们称为“杨氏奶奶”，她是爷爷的续弦。母亲告诉过我，杨氏奶奶是我的四叔和姑姑的生母。至于父亲和二叔、三叔的生母姓什么，母亲没能记住，家族里的长辈也没人提谈过。随着父辈的离去，已经无法找到任何信息，成了永远的谜了。

共产党中国一般人的家庭都没有家谱，许多人除了父母，祖辈叫什么名字都是不清楚的。我认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有关，中国社会多数朝代遵从儒家思想，强调尊从，长幼有序，等级分明，没有民主追求，无视个性发展。人们相互介绍时，喜欢使用显示身份的名号，不喜欢直呼其名。孩子不能直呼比自己年长的人的姓名，因会被认为是不礼貌。女人婚嫁后，妻随夫姓，自己的名字通常因不再使用而被遗忘。

当然，妻随夫姓的传统习俗，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实施户籍制后便嘎然而止了。

我和奶奶相处过几次，虽然每次都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她那风趣的谈笑和灵活的头脑、以及对新事物的反应态度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奶奶没外婆那种要跟儿子住的思想，解放后她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她唯一的女儿（我的姑姑）家。姑姑的婆家姓毛，我们叫她毛大奶奶。奶奶与毛大奶奶住在一起多年，两位老人都非常风趣。我大学毕业到安顺工作后，常常到姑姑家，每次去姑姑家，进门就会听见两位老人开心笑谈，她们常常会自嘲自己的所作所为，还会商商量量地为儿孙们提供可口的一日三餐。她们相处的和谐与融洽，让邻居们赞叹不已。两位亲家母如此融洽相处，在中国实不多见。我相信这一切与奶奶和毛大奶奶开朗的个性和笃实厚道的人品有关，也与姑姑和姑爹的人品以及他们家男女老幼相互尊重的民主态度和风趣幽默、直率交流的习惯有关。

记忆中1969年9月是我第一次见到奶奶，那时全国武斗很厉害，母亲把我送到普定老家去躲武斗。为此有机会到贵阳三叔家住了几天，曾经和堂妹光敏陪奶奶从贵阳乘车到小河姑妈家接在姑妈家和表弟妹玩的四叔的女儿。那时姑妈还在贵阳小河的43医院工作，当时的43医院是个部队医院，只允许军人及其亲属到医院及家属住宅区探访。从公共汽车站到43医院要走几百米路，奶奶虽然也是小脚，但是放过的，所以她基本上能跟上十四、五岁的堂妹和我。我清楚记得通过有士兵守住的大门时，奶奶告诉他们她是夏宗英的母亲，我们是她的孙女，卫兵不带表情地让我们进去的情景。我还清楚地记得到姑姑家后，奶奶见到小孙子孙女们后才打开了手里一直紧紧攥着的小布袋，我们看见奶奶小心地从小布袋里拿出几颗如今根本没人愿意吃的裸体水果糖给她的孙儿们。那时物质供应相当匮乏，很多日用品食品除了钱还要票证，能有裸体水果糖吃，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是难得且稀罕的。

1971年姑姑退伍后到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工作，姑姑带着孩子们到安顺定居，奶奶也跟着女儿到安顺定居了。

第二次再见奶奶，已经是1980年。那时我在四川西南师范学院上大二，暑假回老家时，到安顺去看了姑姑一家。我和姑姑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转播花样滑冰表演，奶奶兴致勃勃地坐到沙发上跟我们一起看。看到表演者们都穿着当时很流行的喇叭裤，姑姑说：
        “小平，你看那些人穿的裤子，紧得难看死了！也不担心蹲下去会破掉。”
        我深有同感地补充道：
        “就是嘛，那裤脚口就象扫帚一样，真难看！”
        奶奶在一旁接口说：
        “好看！这样好看！显得很精神。”
       我和姑姑都没想到，79岁高龄的奶奶思想竟然如此开明，审美竟然如此新潮！奶奶话毕，我和姑妈睁大眼睛互相对视了一下，抿嘴笑了。

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安顺教育学院任教，离姑姑家很近，常常去姑姑家串门。那时奶奶已开始显得虚弱，姑姑告诉我奶奶常常感觉胃痛，健康状况已不如前……

后来奶奶被诊断出患了胰腺癌，1983年下半年奶奶离世，享年82岁。

这是2009年在母亲的相册里翻拍的奶奶唯一的一张照片，摄于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