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因为同济海外校友的群主转发了同济德国校友周晓霞的文章，引发了海外同济校友的大讨论。面对同济校友认为不应转发此文，我们开始这样认为：“周晓霞的文章写的很好，很悲哀的个人真实故事，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不想介入裘法袓与夏穗生之争，但是鼓励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又是同济的故事，我们当然关心，当然会转啊，no brainer”。

但是校友群知道情况的朋友认为周晓霞说的真实性不高，尤其质疑她对裘教授攻击的文字。正如一位在美国做执业医师的同济校友这样留言道：“我2004年去看过裘老（有照片为证），那么和蔼的老人，90岁高龄仍关心学校和医院建设（我就是在那次从裘老口中得知肖传国和他的肖氏反射弧的），我很难想象他会拍桌大骂什么“叛党叛国”之类的话的”；

我不认识周晓霞，但是知道她，零星听说过她的故事，这次中共党校原教授蔡霞写序言的文章确实让这个行动富有另外的政治色彩，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周晓霞的背景是中共党员，家里还有老革命袓父辈。

周晓霞当年作为夏穗生教授研究生时，将我导师史教授的WuT抗体首次应用到移植病人身上，这是贡献很大的临床试验。在日新月异的治疗抗体年代，我在国内的师兄称WuT3抗体是中国首个治疗用抗体。这个事情我是记得的，因为史教授曾去同济出席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带回过论文的版本。

讲一点历史，OKT单抗是人类最早的抗T细胞单抗系列，这里OKT中的K是华裔科学家Kung。OKT在哈佛研发，当时单抗在英国剑桥发明后像Timothy Springer等美国人就去英国留学，他们回美国后将哈佛发展成为研究淋巴细胞表面抗原的世界中心。通俗点说，OKT3, 4, 8识别的细胞膜抗原蛋白对应于CD3, CD4和CD8，现在是在医学生中人人皆知的免疫分子。

我导师史教授在德国Tuebingen研制了对应的单抗系列，感谢德国人对中国的支持，这些珍贵的单抗在80年代得以带回中国，然后由夏穗生和周晓霞首次应用到中国移植病人身上。

让我再给个时间概念，Georges Kohler和Milstein 是在1975年发明单抗的，所以中国跟进的速度还行，武汉所居功不小。谢毓晋教授当时就敏锐地知道单抗技术之重要，他通英语和德语，在去德国留学的船上裘法祖只听老大哥谢毓晋的话，连小费给多少都会问。

我在研究室里看过谢教授的手稿，他曾以单抗为例鼓励同济研究生紧跟世界的科学前沿。单抗研究成为史教授很早在德国访问研究的主攻方向，与诺贝尔奖得主Georges Kohler在德国就有过交集，并且带他访问中国，我在中国开始学做科学就是鉴定这些单抗。

我不想再卷入裘夏之争，上次写肖同学文章见识过，夏的弟子们护主都很努力，难道天下的老二都激进？这种以各种方式对裘老的攻击应该停止，不管是谁。现在把周的文章改题目上文学城不知是谁做的？

我对周晓霞写自己经历抨击国内残忍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支持，对她的个人经历也深表同情，但我不认同她将裘教授写得这么负面的作法。难道裘教授会管到夏教授学生的怀孕？她出国时裘教授连同济的院长都不是了，大教授管计生不可想像，同济懂行的教授也向我反映这是不可能的。周晓霞这是在给裘夏之争加油，这样并不好，反向思维是夏教授当年为什么不在同济保她？现在完全把责任和骂架倒向裘教授，这是很不公平的。

从周晓霞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伤心事。前夫有两孩子，自己首孕在国内被迫堕胎，重新怀孕在德国又面临再次堕胎，这真是人间的悲剧。她当时的老公干什么去了？如果他在国内为什么不去抗议？文中始终没有呈现，似乎不存在似的。

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假，其实周晓霞在德国也不知道当时国内是如何运作的。大家选择不相信周晓霞文中的说法是有原因的，她的文字激起了很多同济海外校友的反感，因为他们知道裘法祖教授的为人：

同济海外校友A:

“我和裘老的博士生是好友，听过不少裘教授为人处事的故事包括裘老对待学生的态度。以前除了大学期间听过裘老的课和偶然在校内遇上礼貌问候外没有其它接触，之所以让我2004年借回国之际去看望裘老不仅他教过我课，毕业证上有他的签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朋友口中了解到裘老忘我工作，把全身都献给了同济，并善待晚辈，不仅在工作和学习，也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助他们成长。不知道这算不算naïve”。

同济海外校友B:

“裘老住在刘毓谷的对面。我们经常去我们老板那里。有时见到裘老，他总是对我们这些后辈点头微笑，慈祥可亲，一派绅士的模样。“裘法祖在大会上拍着桌子大骂…”。这种话你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