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3年级时班主任是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对每一位学生都很好，阳光温暖。能记起来的具体一件事就是，她拿一只洗脸盆到学校，倒上热水给满头是虱子的一个女孩洗头，还把她的脏衣服拿回家洗。这位女孩的父亲工伤残障，母亲又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女老师的丈夫是文革前武汉一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我们那个特大国有工厂当技术员。老师丈夫的小提琴水平极高，比我们市文工团的小提琴手还厉害，因此常被借去演出，女老师在同事面前也是很有面子的.
一天女老师出乎意料地来我家探访，当父母知道老师不是因我惹什么祸而登门，很是高兴。寒暄过后，谈话就进入了主题。老师说，我来是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老公很想收两个孩子跟他学拉小提琴，我观察良久，觉得你家孩子合适。为了增加说服力，老师谈到他老公是这个城市里拉琴数一数二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会个小三门（注：指文艺，美术，体育）的本事，将来就业也许能多条路。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说这话可算是“常青指路”啊。
我父母连说好好。我没玩过乐器（会吹口琴），不知深浅，也就答应试试。送老师出门时，她又补充道，物色你儿子学琴的另一个原因是，能买得起小提琴的家庭，我们班也找不出几家啊。那时的情景是，父亲一人当工人，养一大帮孩子的家庭比比皆是。
老师家蜗居在一幢四层筒子楼里。我去那天，刚上楼梯就听到传来悠悠的琴声，真美，真好听。老师在那里等我们，她丈夫姓李，非常儒雅亲切。女班主任找来的另一个学生是我们班里最好看的女孩儿，那时还没有班花班草这些名词。这女孩父母都是上海人，娇滴滴的，不是我的菜。
我们要去学琴，当然是老师下班吃过晚饭以后，回来的时候会很晚，天都黑黑的了。她爸偶尔会送她，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要结伴而行，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我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工人聚居区，楼下空地上总是有成群结对的孩子在玩耍，当然当中会有比较无赖的。和一个冬尼亚式的小姐每人提一把琴盒穿梭在这帮孩子中是件很麻烦的事。他们起哄，吹口哨是经常的。女孩一紧张就紧紧拉住我的衣角。我也不懂怜香惜玉，对冬尼亚说，你别拉我好不好啊？
一周去两次，把老师布置的练习拉出来，老师用琴合奏，再给我们讲解要领，周而复始。我的兴趣并不高，能勉强对付老师的要求就行。那女孩学得很刻苦，很认真。不知何故，老师对我更关注些。我爸为我买了提琴。没有地方买教材，借别人的，我妈帮我抄谱。但我的兴趣在降低，不想再学了，但看到父母期待的神情，不好意思说出口。
一晃就学了一年。四年级下学期，学校成立田径队和篮球队。我都参加了，很快我就成了两个队不可缺少的绝对主力。这下我可有理由不拉琴了，也不用和冬尼亚在一起让人嘲哄了。学校的训练后我故意延迟回家，我父母看我不成器，也无可奈何。最后一次去老师家学琴，拉的练习曲子恰巧名为“悲情的故事”。我心里有些纠结，表现却比平日好。老师和冬尼亚不知原委，还表扬了我两句。
我放弃学琴，父母很是不悦。单位里分鱼，在内蒙那可是非常金贵的。我爸妈拿上两条大鱼到老师家替我辞谢他们。 我告诉他们我喜欢体育，他们说，谁知会什么时候也和学琴一样就放弃了呢！后来很多年，每每有些疲惫时，我都在想，我可不能放弃啊，我得把事情做漂亮了给他们看看。
80年代的时候，有次去日本比赛，我买了一只玩具猴子回来。我家太座说，我不喜欢这些玩意，你买它干啥？我答道，怎么知道是给你买的呢，于是给她讲了这段故事。太座才知道我居然还有一点儿艺术细胞，更坚定了嫁给我的决心，这也算是学琴的意外收获吧，呵呵。
那年去看老师，把猴子交给她。老师说，极少有当年的小学同学来看她。送我出来时，老师眼里闪着泪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屈指算来，属猴的老师今年整整 70岁，两位老师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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