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殊的家世，我没有见过我的四位祖辈，爷爷，奶奶，姥爷和姥姥，连照片都没有见过，所以，听家人讲他们的故事，就好像在听隔壁邻居家祖辈的事情。

在我的人生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缺撼，小时候羡慕小朋友们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呵护，而我连他们长什么样，甚至连名字都不清楚，父母很少提及他们，而且跟亲戚们相距遥远，我觉的自己是那么孤独，有时会想，如果爸妈没了，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和弟弟相依为命了。

我对家世的了解应该是最近几年才算搞清楚一些，据说我的祖爷爷从湖北老家考进京城（清朝时的北漂一族），在清政府的朝庭司法机关做书记官，相当于七八品官位。后来清政府灭亡，祖爷爷做了北阀军系统的官銜，再后来，在南京政府做到了相当军级的高官，可我无从考证这些说法。

我的爷爷生于北京，据说他上中学时就跟同学跑去参加了五四运动，还被警察打伤了手臂，在北京受教育一直考到国立北平工业大学，既现在的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大学期间，跟很多热血青年一样，追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加入了国民党，然后又是一大堆传说……。

疫情期间，有一天，我想，是否可以查些资料来考证这些传说，于是，在google 的窗口里敲进了爷爷的名字……，有的时候，你真的会领悟到什么叫奇迹，窗口里弹出的一连串的信息让我惊呆了，我居然以这样的方式，见到了我爷爷……，我的小心脏砰砰地跳着，激动的混身都有些颤抖了。

这是1936年9月上海《良友》画报旧刊杂志，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做为文物古董拍卖的广告，售价6百元，贴广告时间是，2019-07-16，在介绍的一段文字里，：

“武汉武昌长波无线电台台长汪联松（号柏泉，湖北应城人，国立北平工业大学毕业，任职吉林吉敦铁路工程局，平汉铁路局电气工程司等，在几何数学上有造诣”。

我看到了爷爷的名字：汪联松。而让我更加惊喜的是，居然还有照片。

于是，他就这样，瞪着大大的眼睛跟我对视着。我爷爷名汪联松，号柏泉，1926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工业大学电机科。后来，我父亲也考入了同一个科，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校友录里，爷爷和父亲的名字挨在一起。

一毕业，他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平汉既京汉铁路及吉敦铁路的建设工作，任吉敦铁路局及平汉铁路局电气工程司。吉敦铁路是日本人规划的项目，我爷爷的日语很好，这期间，他与日本工程师有很多合作。那时日本还没有看出日后要侵略中国，为了建设自己的国家，他努力地工作着。随后，他被调去武汉，参与国民政府在武汉建立行政中心，筹备汉口军用电台，及交通部的各种电讯工作。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许多的董必武，此时，董必武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我爷爷因为是国民党员，又是湖北老乡，俩人关系很好。后来，国民党清党，1928年，董必武去苏联前曾经劝说爷爷一起退党，跟他去苏联学习新思想，但是爷爷决定留在武汉。

翌年，1929年，年轻的汪联松被委认为武昌无线电台台长，归属陆海空总司令部。

1936年，他因业余爱好数学，研究解析三等分角的方法而上了热搜，于是就有了上面的良友画报的内容及照片。据家人说，他痴迷数学，经常一个人沉醉于解析数学问题的乐趣中。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做讲座，并参与教课书的编辑。

1938年，他出任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车中转站郑州铁路站站长，

1940年左右，他参于国内许多电台的建设工作，他会讲流利的日语，德语及英语也非常棒，他的屋里除了书，还是书，各种语言的书。

1947年左右，他在老家自建的一个大四合院，被当地的游击队认为是土豪劣绅的豪宅，一把大火把他多年的积蓄及全部珍贵的照片及物品毁于一炬，祖爷爷的，爷爷的，父亲的，三代人的历史记忆都没了，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传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过他及家人那时间之前的照片的原因。而后来，我也是几年前，才从堂哥那里看到两张他老年时的照片，跟年轻时判若两人，如果没有看到这张年轻时意气风发英俊帅气的照片，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永远是一位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的老爷爷的样子，（他晚年得了中风，面部不对称了）。

1949年，国民党撤退去台湾，他被点名一起走，但他没有走，而是在汉口火车站任临时站长。

1950年，他做为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任汉口火车站电机科科长，跟很多人一样，他也满怀希望热情地想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年，他被调到刚刚在北京成立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任高级工程师，成为该院的第一批成员，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很多努力。这样回到他熟悉的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他在民国时期的工资是400多大洋月薪，在新中国期间至文革，他的工资一直是4百多人民币月薪，可见当时的政府对高级人才的重视。在这期间，他与华罗庚钱三强等国内知名科学家合作过一些重要项目，可惜我没有查到任何信息，只是听家人如事说。

1967年，文革开始，因为历史原因，他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被遣送回武汉，（我终于明白了父母不想提及他的原因了，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所有人事关系下转至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主任一位中年妇女给了他一把扫埽让他打扫卫生。这期间，钱三强被说成是反动技术权威被下放农村，华罗庚也被抄家批斗。

接着红卫兵抄家，要找他跟台湾联系的电台，（这个是比较搞笑的，只因他做过无线电台台长，那些红卫兵就想他会有电台在家，他是电机专家，不是发报员)。当时年幼的堂姐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次抄家，她吓得躲起来不敢出气，紧接着，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调查组开始跟爷爷对话，让他交代跟日本人合作的事，建立军用电台的事……，于是，爷爷就一遍遍地讲述那些过去的事情，堂姐那时想爷爷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被遣返后，他的工资从4百多降到2百多，经济上还过的去。回顾一下，也许遣送回武汉救了他一命，如果留在北京，以他的经历，后果可想而知。后来的日子，他依旧研究数学，直到他不能动了。

1977年，刚刚打倒“四人帮”后不久，他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等到平反，也没有等到政府的一个字的任何信息。跟在文革中惨死的很多人相比，他应该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被巫陷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人格的尊严，没有了用武之地，但在晚年，他不再四处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地方去指导各项工作，他可以安静地同家人一起生活。

他的一生，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所有铁路线，兢兢业业地认真工作着，他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土，更爱自己的国家。

对我而言，网上查到的所有信息，都是那么准确无误地于家人讲述的相同，这些故事己经不再是传说了，巨大的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以不可思议地方式让我见到了相隔世纪之久的爷爷，而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却又很完整地讲述了他在民国时期的个人经历，所以，真实的历史不是说出来的，是要用文字记录下来的。

如果这本杂志不被保存下来，如果没有网络信息的传递，如果我没用心去查爷爷的故事，我会永远遗憾我对祖辈的历史知道的太少了，少到了无言可说，真的要感谢保留这本杂志的人，对我来说，这本杂志是无价之宝。

从我知道家世后，尽管家人说爷爷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好象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些年我一直想查找到历史资料，想搞清楚真相。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祖辈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事情，相反，他们为国家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为了感谢上海《良友》杂志，选一张在上海拍的N年老的照片。光阴留不住，但照片是定格光阴的最好办法，珍惜生命中的每个被定格的瞬间，为自己，也许为后人留下一个时空的回忆。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爷爷，以及跟他一样，为了中国的发展而铺垫前行轨道的无数有识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