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礼大义之辩,逻辑何在?
所谓“大义”,在实践中往往只反映到非常时刻的某些“个例”——对普罗大众而言,检验全民“大义”的可能性是不常有的——即便有,结果很可能是非常失败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民众认知和素质还相对偏低的国家。
比如大家都认为抗战时期中国人“有大义”,总能举出形形色色的“个例”,然而《东史郎日记》《鬼子来了》《霸王别姬》告诉我们:其实绝大部分民众还是麻木和苟活的,尽管也开始有很多军民开始奋起抗击。
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国家、民族意识觉醒的萌芽阶段,不同阶层、身份的人群之间,意识上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更为重要的是:小礼很好定义,但是如何定义所谓的“大义”?
如果把历史长河中人的思想境界简单地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层:丛林社会,人在低物质供应、低欲望的贫穷状态下保持最基本的挣扎生存信念。任何礼貌、分寸都与他们无关。温饱、生存和繁衍就是一切;
第二层:仓廪渐实而知礼节,人际之间开始有了最基本的礼法、分寸,懂得共同维护起码是一个小的社区/社会的制度,因为开始有了基本的法规秩序。每个人懂得适当地为他人考虑,放弃部分自己的舒适感和利益,以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健康运转——这大概就是“小礼”;
第三层:为了一个同文同种的大共同体——国家和民族,每个人都知耻而奋发图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拥有可能极其朴素但却坚决的热忱,敢于牺牲自我的一切包括性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跨入了“大义”的基本门槛,但相较于人人都会认可的“小礼”,对于这一层面意识的评价却很可能变得有所争议;
第四层:人在前面两层礼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正义观和世界观,并且保持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兄弟连》、《血战太平洋》和《钢锯岭》三部反映二战期间美国军人的影视作品中描绘的历史真实人物的心理来举例:
101空降师E连的哈佛高材生David Webster 给自己的定义是战争的目睹者和见证者,也是参战基层士兵的观察员,因此他会毫不犹豫地执行美国军队交给他的所有作战任务,但【既不会主动请缨,也不愿意升任士官——尽管E连所有人都认可他作为NCO的资格】;
《血战太平洋》中的文艺青年Robert Leckie同样是一个出色的基层士兵,但是他似乎并不认可士兵在战争机器中被抹杀个性,沦为绝对的螺丝钉,因此虽然英勇参战、光荣负伤,却又不得长官欣赏;针对宗教信仰中的宿命论和日本侵略军,他和另一主角Eugene 又有一番独到的争辩;
钢锯岭上的救人英雄大兵Doss就更极端了:他信仰的基督教分支拒绝杀戮,因此他历经磨难,最终以医护兵的身份登上战场,未开一枪却救人无数,最终被国家所认可,授予荣誉勋章。
——关于这一层的是非争议,势必比第三层更加激烈。
以我有限的思想境界,大概能想象得出的礼义廉耻,无非这四层而已。
——那么如果我们以抗战时代的中国和日本来看,双方各自到达什么境界了呢:日本国民实际上多数到达了第三层,尽管受创于经济萧条的昭和日本当局以转移国内矛盾为实质开始发动对外侵略,被对内(含欺骗性质地)宣传成了争取国家生存空间的绝对正义。但民众确实是为了这个虚幻的画饼,彻头彻尾地全面动员起来,前赴后继地拼掉性命,以至于战争机器源源不断地开动。而中国这边呢,上面已经提到了:实际上意识形态处在第一层到第三层的人,都大有所在。因此受制于工业能力和社会形态的悬殊差距,中国的抵抗难以形成有效反击,但却又连绵不绝,从未彻底倒下。
那么问题来了:某位义正辞严的爱国人士@生门 质问我是否发表“精日”言论,把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化成“大义”呢?这就是我所说的“争议点”了,因为在这一层(第三层)思想下,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福祉本身就是有所矛盾的,并不存在真正的和谐共处,有时候还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日本人妄想征服东半球,先后对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发动侵略,争夺他们的生存空间。主流意义上的国民纷纷投入这台战争机器当中——至于犯下的针对各国的累累罪行,这套用一句话叫做“历史局限性”,站在当时的角度下,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宣传耳濡目染的日本国民,能够这样去为国家前仆后继当炮灰,其实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难为他们了。
而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你应该怎么做呢?表示理解,然后用一切办法送他们去见天照大神就是了——因为争夺我们的生存空间、国际地位,保存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的正义。
再换些角度来讲,英法在二战前对德国的“绥靖”,苏联入侵芬兰,和德国瓜分波兰,45年在中国东北也犯下暴行,显得毫无正义感以至于丑陋;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为了驱逐英国殖民政府和日本人深度合作,甚至在战后为日本战犯辩护——但是站在他们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上,也就是“第三层”境界上,这些都不难理解。这也是我们在建国之初仍然奉苏俄为老大哥,也从未在国际政治上痛批昂山父女俩伤害抗日的中国军民感情的原因。
——如果你要我说因为站在昭和20年以前的日本人的设身处地上去试图解释他们在当时的的意识形态就要给我扣上“精日”帽子,那么我同样也是精英精法精俄精美精缅甸。
所以说,“大义”这个词汇实在是复杂到太难以一言以蔽之,某种意义上讲,现今的中国,能在一定年限内提升全体公民的“小礼”,让大家认可家国观念,为了这个社会的利益努力尽职,就已经足够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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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小礼”需要各自国民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形象积累,是真正能反映全民素质的试金石,而这一点上,中国人目前还是逊色不少的。所以我们干脆不比“小礼”比“大义”罢——所谓的大义小礼之争,就变成了我们以部分中国的正面“个例”来比对日本的负面“个例”,从而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华有大义,倭人存小礼”。
说实在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