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二十年代三叔祖的玩笑话打开了一个僵局,那么五十年代他开的 玩笑却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僵局。
三叔祖去苏联时正值隆冬,他带了皮帽、皮大衣、高统皮靴去苏联。不 想,苏联室内暖气很足,室温甚高。到了室内,身上热了尚可脱大衣、脚上热 了可不能脱皮靴。于是,他回国后作报告时开玩笑地说:苏联别的都好,只有 “热脚难过”。而上海方言发音“热脚难过”正与上海话的“日脚(“日子”)难过”谐 音,于是,当不久“反右斗争”开始时正好作为说苏联人民“日子难过”的反动言 论,揪住不放,狠狠批判。
“反右”运动之中,要将谁套上一顶“右派”帽子是莫须有任何确凿根据或 罪状的。三叔祖因有企业在杭州,当然常因事务去杭州,也常与杭州各行业的 资本家有业务上或私人间的聚会。但在那时这些聚会都加油加酱成了“秘密黑 会”。记得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还登出过“徐礼耕放火到杭州,湖心亭秘密 串连”的头版大标题。
不久,三叔祖正式套上“右派帽子”,革职降薪,月薪从五百多降到五十 多元。不但政协委员、民建常委开除,还讲他是混进去的。再不久,要他扛起 锄头去上海西郊挖长风公园的碧罗湖。那时,我们再也听不见三叔祖爽朗的笑 声了。原来他红得发亮的脸变得黑里带灰。好在这样过了三、四年,“安抚政策” 又一次降临,三叔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不过其他政治待遇却从此没有再恢 复过。
虽说“反右”是对三叔祖的沉重一击,但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相比, 实在只能算“小巫”而已。因为那时至少没有触动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定息” 及其他财产;而“文革”时,不但礼耕先生,而且大家也都一败涂地了。
注 1: 三叔祖的大女儿名徐萱寿,是我的八姑母。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嫁给沈瑞洲之子沈祖棫 先生。沈瑞洲经营桐油事业,曾有中国“桐油大王”之称,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工商家之一。 四九年后,任上海市人代会人民代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批斗,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 去世。“文革”后,沈祖棫先生曾任上海工商联副会长、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执行 委员等职。1956 年底,上海曾组织由工商界头面人物及知识份子组成的代表团访问苏联, 其中包括我三叔祖礼耕先生、亲家沈瑞洲先生和我八姑父沈祖棫夫妇四人。